关于〈略论学生的群体形象及影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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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美国的前几年，我写过若干有关八九民运的讨论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在1992年连续发表的四五篇文章之一。当时似乎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后来我也没有继续有关讨论。

那时人们的注意力似乎更集中在所谓的“学生领袖”个人身上。根据李录回忆录改编的电影《移山》1993年开拍，1995年发行；同年卡玛韩丁的电影《天安门》也正式放映，对八九民运的热情集中在学运上，对学运的关注又聚焦在“学生领袖”头上，终于发展到要指名追究学生个人的责任乃至强烈谴责。关于这个问题，我会把我后来写的“我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立场”一文上传并张贴在这里。

到八九民运十周年的1999年，大多数关注八九六四的同胞再次意识到主要问题在于政府而不是学生，主要的关注在于被难受害者而不是少数“领袖”，同时，由于主要批评对象柴玲等人退出相关争论，这些谴责也开始慢慢冷却下来。

大约在这个背景下，反思八九民运和学运的焦点逐渐从个别学生领袖人物转移到学生组织上来。在这些嘈杂的指责中，始终不屈不挠地为柴玲和其他人辩护的一个主要声音来自封从德。封从德长期以来致力于收集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史料。此前由他主导的“六四档案”网站（现因他离开，已由“中国人权”收回），数年来已成为相关资料的重要储存库。在为后人寻求真相而保存史料的努力中，封从德功不可没（与他类似甚至比他开始得还要早，很多其他人特别是很多香港朋友也一直在努力收集保存相关史料）。

反思聚焦于学生组织之后，封从德的辩护方式发生若干变化，主要是在那些没有直接受到指责的人（比如我本人）或组织（比如北高联）当中寻找与柴玲等人类似的言论。在我看来，他的长处是坚持依赖第一手原始记录；短处则在于忽略具体言行的具体场景因素。例如，他找到当时的录音磁带，说明我在1989年5月14日夜里也曾表示“不撤”，作为回答别人指责广场指挥部坚决“不撤”的论据。首先，我以为，是否同意撤离广场，不足以成为评论当时组织和个人的决定性标尺，这一点，封从德的论述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点以外，如何理解并进一步阐释当时关于“撤”与“不撤”的持续争论，却被搁置一旁，则未免遗憾。我希望自己能够在今后的持续反思中，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探讨。

其次，具体到个人经历，我会把从前写过的“绝食团出发”、“我和十二学者上广场”、“我所知道的对话团”等文章陆续整理上传。绝食初期的一些重要细节，以往没有写出发表，也将陆续整理上传，以便厘清史实，梳理脉络。我从5月12日夜到5月15日凌晨的活动，范围相当广，包括和戴晴的接触，在广场上和王丹、马少方共同召开绝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参加5月13日夜在统战部与阎明复的对话，5月14日上午到下午争取十二位学者上广场，当天下午冲击正在进行的阎明复、李铁映和对话团的对话，等等。到了代表高联在广播喇叭里说“不撤”的时候，那十二位学者早已离开了广场。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虽然身体极为疲劳，精神高度紧张，常常出现言不及义、出言不慎甚或言义相违的情况，但我的前后言行中并非毫无逻辑可寻。仅仅寻章摘句般找出“不撤”的录音，并不足以说明问题。

最后，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是，这种论述方式很容易重新陷入一个误解的怪圈，即：八九民运就是学运，学运就是学生组织，学生组织内部非常混乱，所以八九年就是一片混乱。这样的推理方式，只是把从前那种论述里的“学生领袖个人”置换为“学生组织”，然后在这个孤立出来的目标内部找缺陷，从而达到抹杀整个八九民运的结论。问题其实出在玩弄定义模式上，把八九民运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在定义过程中窄化又窄化，这个怪圈才能玩得转。

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比封从德等人近年来关于学生组织的论述，我以为自己这篇论述学生群体形象的短文虽然是十多年以前写的， 但还是包含了较多的历史性思考。八九年的学生组织，无论名头怎样，毕竟都是在仓促中建立的。任何类似的政治性组织，处于瞬息万变压力巨大的事件中心，要想表现得“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万众一心，有着钢铁般的纪律，恐怕都不过是天方夜谭。当时学生组织内部状况的史料和细节，必须收集整理，才能使后人更清楚地了解当年的真相。但另一方面，我也坚信，以学生组织在绝食发动后的混乱来评价八九民运，尤其是以此来评价六四死难者的意义，是根本错误的。

学生运动在社会上形成的巨大感召力，其实是在学生组织仍处于雏形状态时爆发出来的。无论是社会民众还是共产党和政府，当时都是在对这个巨大的感召力做回应，而不是回应哪个具体的学生组织。历史地分析认识八九民运，我们有必要适当区分“学生”形象和学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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