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略论学生的群体形象及影响

图片摘自联经1989年版《天安门一九八九》，联合报记者 冯立罡摄影


略论学生的群体形象及影响
——兼谈对八九民运的研究


一九九一年，我为《新闻自由导报》写过一篇题为〈一次人民的示威〉的文章，记述八九民运时的“四·二七”大游行。文中，我曾试图强调这次游行的成功不是由于学生组织得好，而是由于北京市民承担了主要的压力。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文电子杂志《华夏文摘》连载该刊“史料选编”专稿〈三年前这一周〉，也讲到“四·二七”大游行，却说“此次游行组织得非常严密”。这是否和我的结论矛盾呢？我以为，澄清这个问题，对于认识八九民运期间某些重要现象有决定性的意义。

问题在于，北京学生群众表现出来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是否等同于当时北京学生自治组织的工作能力。这不是说要对某一阶段的某一个学生组织作价值判断，而是进一步地，如果二者不等同，那么前者施加于市民、政府包括其中的改革派以及竭力调解派）、社会各界（包括当时的知识界以及后来的海外各界）以及学生本身的印象及连锁反应会是什么。

以八九年四月份的活动为例。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到四月底，几乎天天有学生上街，但使人们深刻感受其组织性纪律性的主要是两次：四·二一至四·二二的胡耀邦追悼会和四·二七游行。我本人是四·二一夜里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加入到学生队伍中的。我当时加入的一个最直接援引就是看到学生游行队伍的有秩序。我曾在八九年这样写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都有手拉手的纠察队，显示出一种出乎意料的组织性、决心和力量。我觉得不能不对这次学运刮目相看了。这时我就很想了解其中的内情，⋯⋯”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流亡海外的、当时已卷入学运（或民运）很深的吾尔开希、封从德、沈彤、吴仁华等人都没有证实过对这次行动有效的组织准备——我的重点在“有效”“组织”四个字上。对那次的组织准备工作我没有发言权。不过，四月二十二日，我在人民大会堂前几度以本校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各校代表会议，就开始体会到前一天晚上学生队伍表现出的组织性纪律性与学生中实际存在的组织的运作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事实是，虽然当时还未曾出现一个正式的各校联合组织，学生队伍已经开始以其深具自律性的外表震动政府，振奋民心，并壮大自身的队伍。四·二七的事情更具代表性。四月二十五日晚，在四·二六社论广播的前一刻，北京“高自联”召开第一次各校代表大会，决定二十七日大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举行不定期静坐。社论的播出引起严重关切，但没有改变这个决定，只是补充了决定的细则：如遇强硬阻拦不能到天安门广场，甚或不能出校门，则在校内静坐；如遇强力干涉，则在各校分别绝食。二十六日，上午高自联举行了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和第二次代表会，下午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干部大会布置坚决制止动乱。这天晚上，政府方面通过基层学校找到高联首届负责人，多方设法施加压力直至下半夜，迫其以个人名义签名并加盖刚在代表会上宣布为高联代用章的“祖国万岁”印鉴，专车送其前往各大院校和高联联络点通知游行取消。所以，二十七日早上，首先行动的几个学校的学生不仅是冲破军警阻拦，而且在出校园第一步时时冲破了某种统一组织的默契。各校决定出校园的经过不同，目前在海外至少有北大、师大等校学生领袖可作证明。因此，与其说学生群众表现的高度自律性是由于组织工作的结果，不如说是对政府强硬的政治处理态度的反弹。第一次是由于北京市宣布四月二十二日晨八时起天安门广场戒严；第二次是由于那篇“文革”腔的社论和层层传来的各种压力和消息。即使这样解释，仍有简单化的嫌疑。把运动初期高度自律性的问题开放，才有可能进一步揭示运动后期学生群众和学生领袖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揭示事态发展时不同层次的原因。

我相信，一个刚刚成立两天的群众组织，其负责人在复杂的政治条件下作出不合实际的决策是非常可理解的事（这位负责人因此而在四月二十八日高联第三次代表会上辞职获准）。问题是，“学生组织得非常严密”的外在印象引起了什么连锁反应。

这里我只能简略举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都发生在五月四日以后，因此有必要再对五·四学生宣布复课作几句说明。五月三日夜，全体高联常委齐集北大准备五·四宣言，几乎通宵达旦，疲惫不堪，有关五·四游行的一些安排因此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并形成书面决议，其中就包括复课决议。结果，五·四公开宣布复课引起高联内部组织危机。五月五日上午，包括主席在内，两名常委辞职，一常委遭罢免，另一常委院校遭抵制。从五月五日到五月十三日绝食开始，是高联从总部到大多数院校基层组织的一段危机时期。而外界对学生的内部危机毫不知情，学生保持了一种有组织、知进退（包括知道适时复课！）的整体高大形象。

学生组织实际状况与外部形象之间的差距首先影响了急于改革的知识分子对形势的看法。比如，据我所知，在学生决定绝食之前，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已经在着手准备他们的〈“五·一六”宣言〉，其中一些发起人现在也在海外，似乎还没有谈过这个情况；又如，五月六日，我正焦灼于组织危机，希望找到不公开渠道与政府沟通，以外部成功减轻内部压力，却发现我找的那位精英（现在国内）对造反的形势大为看好，正积极串联新闻界请愿。我认为这两例都是忽略五一以来官方对示威的温和回应，要乘学生之“胜”追击，对政府继续施压，以加剧政治危机的态势。

其次，这一差距反作用于学生，加剧了激进学生在复课后的失落感而不是成功感，同时减轻了温和派学生的责任感。比如，北大五月五日群众投票，约三分之二的人同意继续罢课，但到五月九日十日，复课学生越来越多，几达三分之二，筹委会不得不（这种“不得不”很耐人寻味）在每晚例会上分派积极分子到各教学楼门前宣传堵截；又如师大五月九日晚在高联代表会上宣称要从十日起重行百分之百罢课，但十日晚我在北大即见到师大“特使”手持吾尔开希（这一时期我把他划入激进派）签名并加盖“祖国万岁”印鉴的条子来求援，索求有关继续罢课的宣传品。另一方面，成立于五月三日，五·四后才开始每天活动的对话团，有温和派的代表性，却一直处于与基层学生脱节的状况。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我几次请他们将准备的对话内容简明化、口号化，以便宣传组织学生群众，都被谢绝，理由是绝不能在对话正式开始前让对方摸到己方的底，以至绝食开始时，几乎没有绝食同学知道对话团作了什么准备工作，对他们毫无信任。这是五月十四日绝食学生冲对话现场的重要原因。对话团负责人对我说过，你们高联把这些组织工作抓起来就行了。这明显十将高联组织理想化，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不愿考虑当时高联曾几近瘫痪的事实。

第三，对学生力量和学生组织的理想化，使政府内的调解派只将注意力集中于若干学生领袖，忽视了——或者说这种情形帮助他们无意中回避了——直接向群众施加影响。就在最近，我得知当时致力于调解的一些干部仍然认为他们曾说服了某某学生头儿，只是受到另外某某学生的阻碍，才再次陷入僵局。但这只是非常表面的现象。五月十三日绝食开始第一天，发起绝食的十一人成为当然绝食代表，其中大约五人参加了晚上与当时统战部长阎明复的座谈，五人中至少三人在十四日中午已同意停止绝食。但这些学生和与之交涉的官方人员一样过高估计组织和领袖的作用，一旦发现自己无法把握群众，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将责任转嫁给持不同意见的学生领袖。

第四，这种理想化对北京市民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在绝食开始以后，市民大批涌入广场。其中参与欲强的人总是试图找到学生核心献计献策。除了新闻界提出了自己独立的口号和政治要求以外，其他各阶层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以学生的高大形象掩盖回避了自己的独立声音。只是在一些学生领袖的耐心说服解释下，五月十五日，若干市民积极分子才开始组织市民联合会。事实上，学生形象对市民影响的最好例子是五月十七日百万人大游行。我想，目前流亡海外的北京学生领袖中没有几个人能说出自己实际参与了多少这次游行的准备工作。

以上所说基本上都还是事实的罗列，只是这些史实的细节和这种排列组合提供给我们一些不常见到的认识八九民运的角度和问题。我以为，讨论八九民运时只谈学生运动，讨论学生运动时只谈学生领袖——不论是谈功劳还是指责其应负的责任——无助于深入理解八九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事件。在学生领袖和学生运动之间从来不存在一个发挥作用的强大的学生组织。因此，问题不在于哪个学生领袖哪些决策做错了（如没有“见好就收”等等），或是哪些决策水平高（如“勇敢也是一种水平”等等），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为什么在这一个特定的时刻学生们选择此人为领袖，在下一个时刻却抛弃了他／她？又比如，假定学生的自律是因为政府强硬态度的反弹，为什么北京市民需要以学生自律的群体形象作为号召作为权威来依附？再有，当我们把讨论八九民运的重点从学生转到市民时，我们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八七年学潮时市民基本没有反响，八九年时反响却如此强烈（为了使问题突出，这里我重点指四·二七时的反响，不是指绝食开始以后）？还有，当政府官员和激进知识分子都假设自己在学生群众面前没有发言权，必须经由学生领袖才能起作用时，这种政治反应方式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和四十年来的国家政治运作体系的关系是什么？这种反应方式与中共高级领导人危机时期长达半个月以上的销声匿迹有无共同之处？从这个角度回过头看学生领袖，我们才有可能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学生领袖在学生群众的心理需求面前都有哪些选择的可能性（犹如埃列斯库面对布加勒斯特的示威群众有哪些选择可能性）？当时的选择是否如后来的辩解那样充满主动和自觉？如果不是，哪些客观力量迫使学生领袖作出当时的选择？

要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又需要搜集更多相关的史实和资料，使自己的结论能和基本事实不冲突。比如，鲁迅谈到“五卅”后的北京时说：“他们［指学生］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这只是个一般性结论。用来考察八九年的北京市民，就不仅要找出其事前的可燃性，还要看其燃烧时的具体形态是否与假定的可燃性互证。我曾在不同场合谈过，在北京市民情绪最高涨时期，“反贪污反官倒”只是一个次要的口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绝食期间北京市民最统一的口号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救救孩子”或“声援学生”，一是要求对话。前者以难于抗拒的人道主义旗号开路，为具备可燃性的北京市民提供了参与的可能性；后者则曲折反映了他们参与后的政治要求。三年来，对八九民运的研究受到“六·四”后基本价值判断的极大影响，概括论述多，梳理史实少，现在应该是重视资料和细节的时候了。

回到本文所谈学生组织的问题，很显然，这个问题和当时的学生领袖如何提供不为外界所知的资料有关。三年来，当时的学生领袖（由于本文题目限制，我狭义地使用这个称呼）流亡海外的已有十一人，七人名列通缉令，两人曾任对话团负责人，一人曾任绝食团副团长并参加与李鹏对话，另有一人为北大筹委会负责人。由于当时各学生组织中曾有矛盾冲突，现在哪一方也不愿先授对方以话柄；也由于海外事先设定的北京学生形象的影响，谁也不愿破坏这个自己也属于其中的集体形象；同时也由于我的孤陋寡闻，至今我还没有见过这十一个人（包括我本人）任何检讨本组织和本人实际工作的严肃文字。这种沉默掩盖了一个空白，我们刚刚加以讨论的空白，而且常常迫使这些学生领袖（公平地说，我很少受到这种压力）站到一个遭人指责并需为自己辩护的位置上。

1992.5.5.


［据原稿整理。原文经孔捷生先生编辑发表。具体发表信息待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