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重读鲁迅与我的静坐（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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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想到这个题目，觉得“正合吾意”。但接着就想到这个题目一定不会吸引人。

经过多年大张旗鼓的神化式宣传，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还对鲁迅感兴趣了。

可是，正是在八九年之后，我开始体会到鲁迅内在的深刻。这体会不是来自学术研究，而是来自人生，来自自身的经验，来自自身的心路历程。


二、

有些体验实在并不宜公之于众，尤其是当你还没有真正孤独的勇气时。我只好希望朋友们看我的文字时不要太认真，只当它是随笔。


三、

我所体验的，七十年前鲁迅早已体验过。我所要说的，七十年前鲁迅早已表达过。我没有更多的才能，遇事便去翻鲁迅。

刚刚躲起来的时候，朋友怕我寂寞，问我要看什么书。我想到的，一是鲁迅的《“死地”》，一是季米特洛夫的《痛斥法西斯》。那时的愤激远多于悲凉。

听到通缉令之后的感觉，我曾先后几次写过。没想到的是，来到美国后，悲凉感会重新抬头。先是众多朋友都来安慰父亲的过世，使我在创痛之余，不期然地想到了魏连殳（《孤独者》）。此后这念头就不肯离开我。但我无话，我不能说。我不如魏连殳彻底，我并不真的是一匹来自北方的孤独的狼。

谁能想到，其后便是涓生的心态——无从悔起的《伤逝》。是的，我确信这是一篇有伤无悔的自白，犹如我的心境。我无法承受任何悔意。一切都是应运而生，我只能继续前行。只是要将人生的路走下去而已，也并不能和鲁迅这样“真的猛士”相比。我只是叹服，他老先生如何能将如此深刻细腻的感觉以那样简洁的笔触在那种年代里表述出来。


四、

我决定去领馆门前静坐。

我从来没见过陈子明。和王军涛只见过一次。那是一个五月之夜，我们坐在校园草地上开会，没听到他讲一句话，甚至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我和王丹，说来惭愧，——在那短短的五十天中，我们才相识，然而却曾互相指着鼻子争吵过，我对他个人也一直有些意见。

我决定去领馆门前静坐。这个决定有点突兀其来。在我想清楚其原由之前，我已经感到“非如此不可”。到那里之后，出乎意料之外地发表了演讲，才好像整理出点头绪。

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于，我坚决反对任何指八九民运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有一小撮人起骨干作用的说法，因此也坚决反对任何有涉“黑手”的提法。那是一场有深刻社会文化背景的民众运动，这几个人不出头，也会有那几个人出头。至于说王军涛、任畹町这样的所谓“几朝元老”，我相信（我和任畹町谈过话），他们当时即使想当“黑手”也会有难于插手的苦恼。我这样的人，不是什么学生领袖，只是群众代表。也就是说，我们个人不干了，还会出来别的类似的代表，因为那是在民众运动的高潮中。

因此，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如果你八九年上过街，游过行，抗议过，你现在就应该有勇气站出来，说一声，我当时是自觉自愿出来的，与王军涛、陈子明等人无干。比如我，我绝不承认我是受到王丹的煽动组织才站出来当北高联常委的。因此我要静坐，我要抗议中国政府对我个人意志的这种侮辱。


五、

“异化”这个词非常深奥，非常形而上，非要有了亲身体会才能理解。

任何内心深处的感觉，一旦外化为言辞，为手势，为表情，传达给他人的同时，已经就离你而去，不再是原来的那一份感觉了。人，永远处于被放逐状态，被自己的言行放逐。

我不能不忽略这些“小资情调”，把“秀”做到底。因为从实际情况来分析，我们——无论相通到何种程度，仍然共同在做的人——有可能取得一定效果。

但同时我又在不由自主地想鲁迅。

我突然发现我并不是个真正典型的、合格的、能代表我原始动机的人，因为我自己的名字也在通缉令上，我也属于“黑手”或“策划组织者”一流。也许我在证明自己的自主意识的同时，也就证明了我该上通缉令。

不寒而栗。我克制不住地想到了人血馒头（《药》）和《示众》。

我非常理解国内人受到的压力，他们还很难做到象索尔仁尼琴号召的那样向谎言告别。我在逃亡时享受过那种有话不能说而压出来的无奈的幽默。

现在我到了海外，我惶惑地发现自己仍站在一块孤独漂浮的草皮上。这是为什么？

我很想向所有海外的朋友们证明，我不是秋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和大家一样，也许还不如出国多年的人自主意识更强。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愿站出来证明这一点，而要造成受我们胁迫的假象？鲁迅曾希望速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反复证明他的不朽，使我这不配作革命先驱者的人也在他那里找到了共鸣？只因为我们还是那同一个民族吗？


六、

我去静坐了，还参加了抗议集会，对记者们讲了不少的话。

一个由表达内心情感出发的行动，结束在追求实际效果的步骤上。我不能不思考，这二者之间是否矛盾。但如果没有实际效果，又如何证明你对自己八九年的言行确实负起责来了呢？

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觉得没有权利要求每个人都采取与我同样的行动时，我的这个行动却正在破坏我苦心经营半年多的普通人的位置和感觉。发现那一条无形的沟，一堵无形的墙渐渐凸现于我与朋友们之间，划出我这个“搞政治的”与他们“正直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不同，使我既痛苦又迷惑。

我不如鲁迅勇敢，也不如鲁迅彻底，我却开始更深地理解他的散文与杂文，他的如入无人之阵与无物之阵而不得反响的苦闷，他的许多今天看来近于无谓的争辩。

我不能和朋友们论战，我做不出来。

重读鲁迅的同时，也在反复读索尔仁尼琴的《向谎言告别》。我非常想轻轻地问一声，立志作正直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朋友们，你们是否准备象北京的“倒爷”那样，自己做事自己当？你们是否愿意证明你们并不想帮助谎言？

或者，是我错了。你们去年的上街游行确是因为不了解北京的“真相”，是受了我这类“搞政治”者的蒙骗和煽动。那么，请原谅，能否只把我上面的随笔当作随笔？

去年听到通缉令时，曾有过类似的感觉，却连与无物之阵作战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今天，毕竟我已经有了写随笔的自由。何其幸哉！


［根据手稿整理。原文应写于1990年12月，陈子明、王军涛受审之前。发表情况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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