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六四镇压下的遇难受害者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
关怀他们就是在救赎自己!

——孙立勇



图片来自《华夏文摘》八九六四图片库

2008年12月15日星期一

为追求民主,他们曾流血牺牲 (2007)



——纪念八九六四十八周年

文/王超华

在多年回避之后,中共官员今年重新在公开场合拾起民主改革的话题,似乎时 光和谎言已经堆积出足够的屏障,可以保证他们的听众不至于再把"民主"这个字眼和八九年的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也不必再面对自己曾依赖"六四"血腥镇压维持统治的尴尬史实。

但是,象王维林那样独立长街的个体公民,以及八九年千千万万和平示威者与正规军机枪坦克的对峙,将会在历史上留下永久的巨大问号:当时支撑这些人与暴力专制工具相对抗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信念?

"一时冲动"之类的说辞,绝对无法解释那些曾经震惊世界的历史景象。自八九 年至今,我始终相信,这是一场追求民主的群众运动。

一、参政议政的动员潜力

从 民众的参与方式和动员方式看,八九年时大多数民众白天上街游行,都会打出工作单位的旗号,似乎这样能让人们感觉更加理直气壮,反映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参 加者希望集中表达的政治意愿,是在增加"参与"的机会,而不是推翻现政权。注意到这方面,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持续一个多月的运动,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自律品 格,而且当时的自律并非出于对官方"秋后算账"的恐惧,毋宁说是带有极强 烈的自豪和对官方强迫治理方式的挑战意识。其核心精神正是民主所依赖的广泛参与。

而一到晚间,人们就更多地以个人身份走上街头,更为畅所 欲言,也更加频繁地与官方代表发生正面冲突。这种日夜两面的参与方式,到运动后期逐渐溶合,越来越向抛弃单位面具的方向发展,既提醒我们当初"四二七大游 行"时那种铺天盖地、完全不借助于"工作单位"的民众参与,也说明,即使学生曾试图以唤起"同情"为主要手段,当时真正有效的动员机制却远远超出同情和声 援。"同情"只是表象, 无论是"四二七",是戒严令,还是六三夜间开枪,最大规模的参与,总是发生在直接反对政府强硬措施的时候。不妨说,八九民运和今天的维权很相像:被粗暴否 决的公民权利,总是能最有效地实现对民众的最大动员。动员的真正基础,则是对民主参政的向往和要求。

绝大多数六四死难者,都是以普通公民的个人身份,因为不能接受当局对公民权利施暴,而在致命时刻出现在致命的地点。纪念"六四"和要求"还政于民",从来难以分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们是为追求民主而流血牺牲。

二、"如果学生成功了⋯⋯"

不愿正视或有意掩盖八九年民主内涵的人,总是回避运动当时的全民性质,只看着学生,并经常根据各种细节,振振有词地质问:如果学生上台,不是会比共产党更独裁吗?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八 九年不但民众追求民主参政,学生也决不仅仅是在博取同情,更谈不上要挟政府、妄图取当局而代之的问题。尽管由于长期钳制而缺乏建立组织的实践经验, 八十年代毕竟有其开放反思的社会背景,尤其是方励之等人关于民主改革的言论广泛流传,自治和公开的原则逐渐得到重视。胡耀邦逝世不到一周,经由悼念活动开 始的学生运动已经形成很多自治组织的萌芽。一旦个别活跃分子(刘刚)牵头,跟上来的就不光是匿名的队伍,而且各校都有以真名实姓站出来的学生代表,这是与 以往学运的最大不同之一。

以学生证为证明,用真实姓名参加运动的学生,首先面临的是自己言行的责任,其中包括与本校学生群体的关系。当时 高度压缩的时间空间以及巨大的政治压 力,为学生组织民主程序化带来重重障碍和阻力,使这种关系常常停留在经不起检验的虚拟状态。即使如此,一直到运动后期,甚至到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最后时刻, 广场指挥部的封从德等人仍然以公开"投票"的方式决策,就说明当时学运内部对民主授权方式的高度依赖。

再看一直为人诟病的学生"排斥民 众",如果以学生组织为当时全民运动的自觉领导者,这自然是非常错误的倾向。可是如果是看学生对授权来源的自觉,这又正表现出基于民主原则上的不肯越权。 其实,以"文革"历史验证,学生运动被"摘桃派"劫持的真正危险,恐怕来自不排除知识精英并有实权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站在抗议前列的学生组织。根据八 九年的认知和实践水平,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假若那时政府在民众抗议面前垮下来,接踵而至的,决不会是学生组织的独裁和专制。学生组织将会第一个要求各 界通过选举授权来分担学生已不堪负担的过重的社会责任。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最有可能成为承担下一步民主进程的代理机构。

三、民主这个好东西

关 于民主的言说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今日中国,颇有越说越糊涂的趋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模糊民主的基本含义和功能,使其陷入相对主义的不知所云。在简要说明 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也许有必要先厘清"共和"和"民主"的基本差别。我以为,所谓"共和"(republic),强调的是参与者的自愿结合与起始授权, 而"民主"(democracy)则侧重于结合后的政治操作程序。中国早已废除君主制,建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只有承认"共和"在前,才能实现"民主" 于后;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保障"共和"的原始精神。二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证互补,同样强调社会成员
相互之间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参与权利。

例 如,八九年绝食学生内部就类似于一个小共和团体。但如果他们以各校一般代表的名义发言,就会在"共和"和"民主"的意义上同时发生越权危机。这是当时已经 意识到的。至于说"民主",虽然实践中有很多重大问题,可那时学生和民众已经 有共识,相信民主的基本功能就在于选举和决策,在于保证不同主张的人都有机会充分说明立场,供参与者选择。这应当就是对民主最简要的认识了。

以 此衡量,则国内政治现状距离实际民主相差甚远。这正是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根本原因。中共当局持续反腐败,为什么收效甚微?就是因为干部选拔制度已经退到 比皇朝科考举士还靠不住的"政绩"考核。一方面无法控制任命体制下传统调任和回避制度的节节退缩,退到只有省市高级领导能被"空降"的孤家寡人地步,一 方面又拒绝民主选举和监督,难怪腐败网络乘隙孳蘖。同时,地方决策权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扩大,官员利益地方化掌控下的决策机制,不断激化民众和地方官员之 间的冲突,达到不胜防堵的程度。中共当局一天不开放民主决策的渠道,一般民众
与地方和中央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突发性冲突,就永无消减的可能。

民主这个好东西——八九年的学生曾直觉地珍视他们尚不完善的民主实践;八九年的民众曾勇敢地以热血和生命捍卫他们追求的公民权利。在纪念八九"六四"十八 周年之际,我期待着当年的精神再次张扬,让中华各民族的每一位公民早日实行自己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的权利。


2007年5月7日
于 美国洛杉矶

2008年12月11日星期四

[ZT]拒绝遗忘:我与六四抗暴者的二三事(江棋生)



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六四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2007.05.29


1989年9月9日,在六四屠城之后的大抓捕中,我被投入秦城监狱。虽说这个坐牢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找 的,但由于是平生头一次,因此难免有心绪不宁乃 至心头痛楚的时候。而每当这样的情形出现时,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醒自己,想想那些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想想那些已经被判或将要被判重刑的人。我默默地对 自己说:与他们相比,你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提醒对我来说很见效,我往往会较快地平静下来。

将 近一年半之后,我出狱了。在这一年半中间,当局制造了大量六四良心犯。而在所有六四良心犯中,承受了最大苦难的,不是像我这样具有学生或知识分子 身份的"动乱分子",而是所谓的六四"暴徒"-以正义和良知对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屠杀说不的抗暴者。他们先是在看守所中受到了我们一般受不到的凌辱、虐待 和殴打,后来又被当局狠狠地胡判、重判。胡判到什么程度呢?抗暴者们后来告诉我,他们在狱中见到过一份判决书,法院竟白纸黑字以"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 处孙彦才无期徒刑!重判到什么地步呢?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 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出狱之后,我不能忘记六四 死难者、伤残者和被苛以重刑的六四抗暴者们。1993年春夏之交,在还能明显感觉到严酷、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我开始寻访六 四抗暴者家属。我走进北京民族学院(现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杜建文的家。在"屠城有功,抗暴有罪"的荒唐定性下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的建文,当时才20岁 刚出头。自他被抓之后,父亲郁郁寡欢,终日无语:一腔悲苦,向谁诉说?建文的母亲比较坚强,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让人敬佩。我去了北京钢铁学院(现改名 为北京科技大学),见到了贾马杰的母亲。

小贾当年还是一个未毕业的中专学生,因为给一辆已经燃烧的军车添了薪,被判了13年。小贾的 母亲年纪并不大,但因苦苦思念儿子,已然头发花白,处于 精神崩溃的边缘;见到她,我只能想起一个人-祥林嫂。小贾有个同班同学叫苏刚,家也在钢院。他被判得更重,判了15年。让我略感庆幸的是,苏刚的父母默默 承受了儿子冤案带来的重击,精神尚好。我还去过被判了20年的刘建文和李红旗的家,去过被判处死缓的郗浩良的家以及另外一些六四抗暴者的家。我完全理解但 深感遗憾的是,尽管我承诺不公开、不张扬,但我寻访过的多数抗暴者家庭,依然不敢接受我带去的人道救助款。

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六四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我 第三次坐牢时,后两年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16中队。2002年4月21日上午,我忍无可忍,和二监有名的绰号为"庞狠子"的狱警发生了公开冲 突。很快,狱方将我关进禁闭室,到晚上又将我移送到10中队-集训队去接受"严管"。或许真是缘分,集训队里当杂务的,就有两名六四抗暴者-董盛坤和张茂 盛,当年他俩都被判了死缓。而三楼上的12中队,还关押着数十名六四抗暴者;当天晚上,他们都知道了我被关集训的事。第二天,我特意站在能见到12队打饭 的窗口前,与许多抗暴者见了面。使我心中很不好受的是,他们肩扛着令人生畏色变的长刑,不为外界所知地吃了那么多的苦,却对做过些微好事的我备存感激,且 溢于言表。

中午时分,杜建文就通过董盛坤给我送来了袋装食品和日用品。那天晚上,董盛坤和张茂盛对我说,以前有个时期,他们曾经设法 搞到过半导体收音机,因此 他们都知道丁子霖老师的事。已经在狱中煎熬了13个春秋的他们说,比起六四殉难者来,他们算是幸运的。他们要我提前给丁老师带个好,等他们出狱后,他们一 定会去看望丁老师和其他死难者家属。最后,董盛坤眼中闪着泪花对我说,请你出去以后转告六四死难者母亲:请她们节哀保重,我们就是她们的儿子!那一夜,我 久久不能成眠……

在此后被关集训的日子里,为了能和12中队的六四抗暴者们天天打个照面,我坚持每天早上都出操;一有机会,我就上场打篮球。我和三楼上的他们注目相望,挥手致意,互打V字型手势。后来他们动情地告诉我,每当看到我三步上篮时的矫捷身影,他们心里就别提多带劲了。

2003年5月17日,我走出监狱。很快,全美学自联将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授予了我。我在获奖答词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然 而,我所付出的代价和所经受的苦难,比起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至今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的六四犯(所谓"暴徒") 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在制度性不公正的黑暗下痛楚地活着或苟且地活着的弱势群体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和他们相比,我受到了太多的关 注。如果说,对我的这种关注确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我的个案昭示了一个沉重的和让人无地自容的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中国人, 竟然还会被以言治罪!出于天性说了真话,竟然还要被当作勇士和英雄来颂扬!

不久,我又将二监中六四抗暴者的情况通报给了国际人权组 织。在2005年3月于香港出版的《看守所杂记》一书中,我写道:因反抗六四大屠杀而正义地 抗暴的"暴徒"们,至今仍在二监里受苦受难!就我所知,他们是:李玉君、孙宏、朱文义、王连禧、苗德顺、董盛坤、张茂盛、朱更生、姜亚群(延庆监狱)、赵 锁然、张国栋、常景强、武春启、孙传恒、高鸿卫、王连会、孙彦才、石学之、冯立生、刘建文(北京市监狱)、李志欣等。

法国总统希拉克前几 天跑到中国来,把欧盟因六四反人类罪而实施的对华武器禁运说成是"另一个时代的事",并频频鼓吹尽快"取消",真是又下作,又荒 唐。在我的印象中,如此见利忘义、自贱自辱的西方政治人物,近年来并不多见。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一下希拉克先生,在二监的高墙电网之内,还关押着一个个终 日劳作、历尽磨难的六四囚犯,这可一点不是"另一个时代的事"。

2006年9月13日上午,冥冥之中我拨通了张茂盛家的电话。茂盛母亲兴 奋地告诉我:茂盛今天出来,他哥去接了,中午就到家。当天下午,我赶到牡丹 园小区,见到了已分别4年的茂盛,见到了在17年的痛楚和悲苦中走过来的茂盛家人。9月16日,茂盛和董盛坤到首师大来看我。盛坤于2006年9月5日出 狱,但他已经再也见不到思念了他17年的父亲!老人家带着无尽的悲愤,于2003年5月11日与世长辞。

2006年12月22日,我和盛 坤、茂盛和孙传恒(1989年被判无期徒刑,2006年春出狱)去看望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望着三位因抗议军队 屠杀蒋捷连、王楠、袁力、叶伟航……而蹲了17年大牢、受尽迫害和磨难的中年"小伙子",丁老师百感交集。她对三位抗暴者说:以前我老是觉得,如果小连活 着,他今天一定会是一位教授,科学家,或者其他类型的人才。但是,现在看来未必。小连、王楠、袁力、叶伟航……如果没有死在当局的屠刀下,他们几乎也肯定 会像你们一样,走上街头去抗暴,去烧屠夫的军车的!而他们也就会被关进大牢,说不定到今天才刚刚被放出来。而放出来之后,苦难还远远没有完。正如你们现在 所面临的,如何谋生?往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

的确,六四抗暴者的路还很难走。尤为令人可恨的是,当局关了他们17年还不过瘾,还要" 依法"从重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分别是:孙传恒5年,张茂盛 5年,董盛坤8年!在此,我想特别提醒一下欧盟,当中共当局再次情真意切地恳求你们解除武器禁运时,不妨反问他们一句:是否也应当把"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的臭毛病好好改一改,公平地解除强加于六四抗暴者身上的附加刑?是否也应当全部释放还在忍受牢狱之灾的六四抗暴者?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六四事 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2007.5.29于北京家中

2008年12月9日星期二

[ZT] 谭作人: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


  —— 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
       
     □ 谭作人

心、就是给予
伴随着一滴眼泪,一支歌曲。

——泰戈尔《园丁集》

           (上)

坦克进场的时候,大学生们正围坐在广场中央——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已经开始。

十一时许,首都的夜空依然明亮,远处不时响起枪声。人们席地而坐,平静,安静。广场民主大学首任校长严家其先生在演讲,民主的历史,民主的现状,民主与法制,民主在中国……晚风吹送,严先生娓娓而谈。民主就是多数原则,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民主是人民制约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宰人民。民主要依靠法治,反对人治。民主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了整整70年,不懈追求的好东西。

嗡嗡之声突然降临,像来自天际,有人站起来,抬头张望。你坐着,感到大地开始颤栗,紧接着,听到了你永远忘不了的声音,那是坦克的轰鸣声和高速奔驰的履带轧轧声。

“路障!”有人大喊一声。路障路障路障!人们一跃而起,一声声地呼喊着,向广场西侧那辆急驰的坦克车冲过去,仿佛路障,就是自己。

这是1989年6月3日,十一时三十分,在人民的大会堂面前。

        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民主与坦克不期而遇,超出了许多人的期许。大学生们都熟悉广场的历史,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广场就是公众意见的表达场地。70年来,人们追寻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号于此。他们见过棍棒刀枪高压水龙,也见过致命武器,偏偏没有起码的军事常识:坦克可以对付人群,也可以开到你家里。也许正是这不够充足的精神准备,激发了恐惧和激烈的反应。

路障!路障!路障!大学生们喊着冲到广场西路和长安街上,追着那辆坦克——其实是辆轻型装甲运兵车,扔出了手里的汽水瓶、砖头瓦块,甚至,钢笔和书本。装甲车楞了片刻,突然掉头,沿着来路,向前门西大街方向,夺路而去。

不用动员,没人指挥,一直没有设防的广场在恐惧之中做出了本能反应。隔离墩、铁栏杆、垃圾桶、乃至各种垃圾杂物,全被搬到路上,做成障碍物的样子。你和大家一起搬运着隔离墩,心里想,十点钟,广场宣誓的时候,你能想到的结局是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和秦城监狱。你愿意。坚守广场15天,愿意等待这个结局,这是因为,三十多年的革命教育刻划了你,侵蚀了你,使你以为自己是牛虻、罗亭、格瓦拉、阿莱科斯,或是保尔·柯察金,是一块注定要毁坏、中断并且奉献到祭坛上去的肉体。也许那时,你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并不等于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国家和民族。四十年前,有人在这里大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却找不到自己究竟“站”在哪里。1989年,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空前规模地聚集起来,终于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和意志,令世界大吃一惊!

4月15日以来,超过3000名大学生,为了自己的同胞和祖国,为了反腐败,争民主,坚持了7天7夜的绝食斗争。他们的壮举感动了全世界,却感动不了,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一些人越过全国人大,宣布戒严北京,用军队来对付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可敬的首都人民,选择了见义勇为。他们自发地走上街头路口,劝说并拦截着不明真相的军队,他们多次以百万人的大游行表达着民意民心:政府有错,学生无罪!令人失望的是,具有“饲养员思维”传统的政府官员从不认错,从不“罪己”。有时,他们更像一个聋哑人,不说也不听,只会挥舞着武器,蛮干,横行。这一次,极少数人滥用国家暴力,并激发了社会暴力,致使大学生们倡导的非暴力的和平改革遭到破坏,难以控制,对话不成,对抗不断升级,大学生和士兵们的年轻生命,正在成为政府错误的牺牲品。

坦克进场,预示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大学生们围坐在纪念碑上,静静等候,他们反对暴力,也随时准备牺牲。一个半小时前,绝食团广播站一个沉静柔美的声音,已经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意志。同学们,同学们,我们和平请愿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冷静,维护和平请愿的初衷,不要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二个月来,我们坚持的是非暴力的和平斗争,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广场上的人熟悉这个声音,是柴玲——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广场上另一个民主女神。

          再见了,同志们!

广场重新平静下来的时候,周围的枪声再次响起。先是远处,象除夕夜的爆竹声,一阵紧似一阵。接着,博物馆,大会堂,曳光弹平射而来,点射夹着连发,烟花似地划空而过。

你在广场西北角,工自联广播车前面,数着从博物馆和大会堂黝黑的窗口里发出来的枪声——闪光过后,枪声必至。脑海中闪着观察火力点的念头,似乎你就是黄继光董存瑞随时准备去消灭火力点。不多时,就数不胜数——枪声太密,“火力点”太多了。

广播车放送着“民兵训练课本”,教导人们怎么打坦克:蒙眼,掏耳,剖腹,砍腿……来得还真够快的。正想着,坦克就来了。

金水桥东侧,传来坦克的轰鸣,一阵紧似一阵,广场上的人们向那里奔跑。与此同时,从惊慌奔跑的人群中,你听到坦克压死了女大学生的消息,有人说,是北师大的。

身旁的喇叭响起了刺耳的噪音,突然,“民兵训练课本”变成了高亢的《国际歌》声,紧接着,这辆由公共汽车临时改装的广播车,轰地一声发动了。看着这辆公交车转弯,掉头,拖着地上的高音喇叭,你明白了它的意思——拦截坦克,同归于尽!你追着它跑,终于抓住了车门,车门却轰然一声关闭,从驾驶室传来了诀别的喊声:“再见了,同志们!”

后来,你在电视画面中多次见到这辆公交车时,前面离它仅几十米的坦克不见了。而公交车,已不在长安街上,并被人改变了使命,成为攻击建筑物而不是拦截坦克的一个“罪证”。

奇怪吗?不奇怪。伟大与荒谬是亲戚。正如美丽,在另一些人眼里总是丑的。

选择留在广场上,等待最后的结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广场是大学生有组织的控制区,也是大学生集体意志的表达区。这个集体意志是坚持和平请愿。非暴力,不服从,不流血,不投降。你赞成这个理念,尽管你也知道在当时它“不合时宜”,但比起高对抗性同时具有高破坏性的街垒战来,这条失败之路可能通向另一种胜利,而不会导致从无序走向更加无序。

暴力,来自于恐惧;过度的暴力,来自于过度的恐惧。然而在当时,明白这点的人不多。即使明白也控制不了局面,改变不了局势,因而无济于事。首先,当局搞不清状况,他们用戒严来对付请愿,用军队来对付人民,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而军队服从的是政党政治,并不是国家利益,“枪”被“党”指挥着,甚至撇开党的总书记,执行着强行占领广场的死命令。这时候,政党、政府、国家、人民,都不见了,只有那几个人,在按照个人经验和权威作决定。在全社会的高度参与下,大学生早已控制不了北京街头,他们只能竭力维护广场斗争的纯粹和干净。街头政治,则是一个无组织或自组织的竞技场,各种动机,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各种机会,在混乱中交织,把天使变成魔鬼,或把魔鬼变成天使。然而丛林法则的唯一公理,是强者和王者的胜利。这唯一的强者,不是人,是人发明和使用的杀人武器。混乱的王者,是暴力,是超越法定程序的国家暴力。

            不许打人!

上帝要人疯狂,就叫他去革命。

十八年后,你终于明白:反抗暴政,不等于睚眦相报;公民有反抗暴政的自由,也有不服从的权力。而公民不服从,更重要的是守住你自己。而在当时,你并不真正懂得这些道理。中国盛产革命文化和党文化,多年来,无论电影、电视、戏剧、文艺,还是报纸、杂志、文学、书籍,无不承载着一个政党的宣传诉求,充斥着革命暴力。革命暴力,只能孕育暴政,以及反抗暴政的暴民。正所谓,仁政出仁民,出良民;暴政下,只有刁民,暴民,还有愚民。

当国家的发展被一个特权集团的需求所控制,当民族的文化被一个政党的宣传所置换,当社会的价值只剩下所谓专政“精英”价值,当政党的舌头和牙齿代替了人民的喉咙和心声,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遭到少数人拼命的封杀抵制,你就成为,这种文化的一件作品。如果顺服并且接受这种安排,你要么怯弱,要么白痴。多年的革命教育,你只学会了模仿革命英雄,没有学会别的。所以当时,你追着广播车跑,手拿一根三尺长的竹竿,要去跟坦克拼命,不怯弱,很白痴。

大约12点30分,广播车冲到长安街上,距那辆装甲车几十米,停了。因为装甲车已经被堆积起来的垃圾桶阻停,徒然轰鸣着,然后熄火了。霎时,003号装甲车成为人们围攻和宣泄的一件物品。砖头瓦块,棍棍棒棒敲打着这个铁乌龟,点燃的衣物、棉被,马上堆满了“龟背”。人们愤怒着,兴奋着,拥挤着,像围着一只巨大的烤红薯,只等着分而食之。

提着竹竿,你摸到了铁乌龟发烫的后门,竹竿还没有敲下去,车门“嘭”地一声弹开,滚滚浓烟里冲出来二个当兵的。当兵的被车里的高温和浓烟薰得迷迷糊糊,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所以立刻被狂怒的人群打倒在地。人群里只听到夯土似的沉闷声音,没有求饶声和呼救声。

你拼命挤了进去,想打人,可能还想杀人。或者你什么都没想也用不着想,大家怎么做,跟着做就行。没有料到的是,你做了相反的事。十八年来,每每回想起那一刻,你都要犯迷惑,失去思维。后来你越来越相信,那一刻,出现了神迹,拯救了你。

你挤进其中一个圈子,那当兵的伏在地上,已不动弹。有人还在踢他的头,有人跳起来踩他,像演武打电影。他毫无反应。你听见自己在喊: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人不行了!接着你拉起他的左手,甩上肩,一发力,背起他,向救护站挪动。

殴打没有停止。有人开始打你,一个踉跄差点倒地。没等你跪下去,右边一双手伸过来扶住你,接着,那双手架起士兵的右臂,使你挺直了身躯。“不许打人”!有人在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人们开始喊起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整齐。在这有节奏并富有当时的广场特色的呼喊声中,在十多双手臂的围拥保护下,你们奔跑着,把士兵送到了几百米外的博物馆急救站。

后来听说,那天广场上没有死一个当兵的,包括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士兵,流了血,没有牺牲。这是大家的幸运。

           他们都是孩子!

快到救护站了,有人把你换下来。坐在地上,喘气。手上粘粘的,一摸糟了,肩上胸前,满身血迹,头发也粘成了血饼子。这是那个大个子士兵留下的纪念品。以后的几天里,你穿着这件可能被控为“凶手”的血衣,在这座戒严的城市里漫游,有人问,你就得解释。

枪声密集响起,预示着有事发生。果然,广场西路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南退去,其间不断有人倒地。当时无法判定,这是中枪还是摔倒。你迎着溃散的人群向北走,直到看到西长安街,密密麻麻,都是军人的身影。这些黑影中,至少有五、六支枪口在吐火,射击。这是文革武斗以来,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人开枪,没有向着天空,而是向着大地和人群,打得广场地砖火星直迸。

多年来,你面对危险或是危机的处理经验,就是正视。缓慢地,镇定地,迎上去,看清楚,正视。无论小时候被群狗追逐,还是后来多次面临群殴场面,镇静,是你的唯一武器。所以,你缓慢地,迎着正在喷吐的枪火,走上去。广场西路已空无一人,在西长安街火光的映照下,你看到了那个令你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个短发白衣的女人,一个人站在西长安街口的拐角处,前仰后合地比划着,你听她喊:“别开枪!别开枪!他们都是孩子!”

你迎着她走上前去,边走边想,开枪的,不也是孩子吗?

西长安街,全是军队组成的步兵方阵,望不到头,看不见尾。方阵上空响着口号,十分整齐。“动乱不平,决不收兵!”“如若阻拦,坚决还击!”“严惩暴徒!”等等。突然一声哨音,部队就地坐下,现出一片整齐的钢管森林。这是建筑工地常用的2米钢管,现在靠在士兵的肩头上,伸向广场的夜空,展示着比步兵武器更直接的一种暴力。你想,国庆游行,如果把士兵手里的步枪,换成大刀长矛,或者钢管铁棍,可能更威风,更有震摄力。暴力,来自原始;越直接,越原始,越能摧毁文明。在这接近原始暴力的步兵方阵中,在钢管树阵之间,突然响起了“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一类的军营歌声。这是各个连队之间在拉歌,鼓舞士气,作战斗前的精神准备。

那个女人已经到了军队的散兵线前面,连比带划地诉说着。你情知不妙,趋身上前,还没走拢,就见她被几个士兵挥起枪托,打倒在地。你把她扶起来,才看清楚,这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胖胖的圆脸上满是血迹。他们打我。我看见了。别理他们,我们走。

广场方向,有照相机的闪光闪过。接着,跑来几个大学生,还没跑到散兵警戒线,就被冲过来的士兵打倒了,至少有两个照相机被当场砸碎。几个大学生被士兵扭着胳膊架走。其中一个学生,匆忙往你手里塞了一把东西——一张名片和一个红布条。名片上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后来丢失了。红布条,你至今留着。

             
(中)

            跟丫的死磕!

15天前。你冲着那个越过全国人大的违反宪法的《戒严令》,来到北京,准备在这里抛洒你的一腔热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实让人以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进步,为了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早日到来,任何牺牲,都值。在当时,这是最后一批传统型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和最后选择。所以你来了,带着眼睛,手捧着心。

5月21日,初到北京,你在广场上游荡了一天。傍晚,在一个叫“京前餐馆”的小店吃了第一顿饭。餐馆老板20多岁,一口京片子。他见你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记着笔记,便上前问,是记者吧?接
着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动而不乱的北京,和令他敬佩万分的大学生。正是在他嘴里,你第一次听到北京“小偷罢工”的消息。

邻座五个大汉正在吃饭,老板说是“雷子”,却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接着,他拎出两瓶啤酒,要请客。见你谢绝,他说,请老师写几个字,写“北京市民死磕队”。说着拿出半截白床单铺开。不懂北京方言,不知道“死磕”的意思,急得老板连比带划,才搞清楚,死磕,就是“拼了”。你想,“拼命队”,大概就是敢死队的意思吧。

没有毛笔,就手抓抹布蘸着墨写,一气呵成。未了,老板要加上一句:跟丫的死磕,写上去。“跟丫的”是什么意思,更难解释了。你想,管它呢,喝了人家的酒,就得办事。再次手抓抹布,蘸墨,写了。半截床单变成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北京市民死磕队——跟丫的死磕!人民必胜!旗帜展开,包括那五个大汉,齐声叫好,小店里响起一片掌声。

后来,在广场上,在帐篷村,你多次见到这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旗帜”下面,是一辆免费送饭的平板车;“旗帜”旁边,是这位年青老板——当时叫个体户——的幸福的笑脸。

自此15天后,6月5日,你见到了另外一条白布标语。标语下面,是一位15岁的北京女孩的脑浆和鲜血,血泊中泡着一只白色女鞋。离地1.5米的墙上和报亭,密集分布着38个弹孔,背对着复外大
街。人们说,当兵的追进小巷,从里面往外面打,女孩躲在报亭后面的死角里,被削去半个脑袋。这是一条居民小巷的巷口,复外大街22#楼西侧,巷口悬挂的白布横幅写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挣脱了樊笼的国家暴力的利爪,给古城北京抓出来的伤痕之一。这个案例表明,在崇尚暴力的铁血政策下,人民处于弱势。

           坚守,还是撤离?

像一缕游魂,你在黑暗的广场上飘来荡去,哪里有枪声去哪里,可是子弹抛弃了你。丧钟没有为你而鸣。

躺在广场地砖上面,你摆出一个“大”字,双目紧闭,休息。广场北面传来骚动和响声,站立了五天的民主女神轰然倒地,预示着,一个结束正在开始。

那天黄昏的晚霞特别壮观,你满心感激着这最后一天的美丽,于是给广播站送去纸条,要求播放《让世界充满爱》。不久,广播里传出寻找歌曲磁带的呼声。你想象,歌声响起的时候血肉横飞的场景,以及,嬉皮士给警察的枪口上插满鲜花的那种美丽。歌声终于没有在这个注定进入历史的广场之夜响起,此刻,只好躺在这里,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唱: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

       “明天”到来的方式很奇特:熄灯。

凌晨4:30分,在再次广播了《紧急通告》后,广场上的灯光全部熄灭。恐惧随着黑暗降临。有人点燃了垃圾。像战士牺牲前,总要先砸烂武器,有人把收集起来的棍棍棒棒扔进火堆,烧了。围坐着3000~4000名大学生的纪念碑底座上静得可怕,大家在等,等那最后时刻的来临。

大会堂前,聚光灯开亮,照着一个步兵方阵。方阵闪开之处,一只小分队,弓着腰,端着枪,直插纪念碑而来。瞬间,散兵线包围了纪念碑,有人喊话:市民都出去,离开这里!士兵们开始动手,把不象学生的人从队伍里拉出来,推出去。不一会,就有人拎着衣领,把你推到了包围圈外面。被拉出来的市民并不走开,他们站在包围圈外面,齐声高喊:学生无罪!学生无罪!

有人对着纪念碑碑体射击,打得火星直迸。很快,大喇叭被打哑了。然而坐在底座台阶上的大学生们,一阵骚动之后,仍然坐着,沉默不语。你佩服这些孩子们,他们已经战胜了恐惧。这时有人建议表决,以喊声来表决留守,还是撤离。

其实这类的广场表决,早在“戒严”第一天就预演过了。5月22日,“广场将遭到空降袭击”的传言不径而走,动摇着大学生们坚守广场的决心。这时,绝食团广播站在广播里举行了公开辩论。正在
“坚守派”和“撤离派”难分胜负之际,广场西南角悄悄出现了一支队伍,打着横幅,挽起袖子,在深夜的寒风中默默地站立。人们走近一看,好家伙,全是新闻媒体的国家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掌声响起!大学生们热泪飞迸!北京市民组成的摩托队,插着旗,编着队,绕场巡行,给大学生壮胆打气。那时起你开始相信,中国的光明未来,要靠知识分子。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感天动地,就是没有感动政府。当时,你的母校华西医大,老师们上街游行,举着的标语是:“课,我们可以补!”而你的右派父亲工作的学校,四川大学的老师们更直接喊出:“我们就是一小撮!”应该相信,无论将来社会怎样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民族挻直的脊梁,是可以信赖的社会良知。

你没料到的是,知识分子也可以被集体收买并集体作弊,成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人和极少数人欺负没有组织的多数人的帮凶和工具。短短十多年,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摆脱了千年传统,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型:从此没有善恶是非对错,只有贫富强弱输赢,以发财致富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为终极价值。首先坏起来,才能富起来,不能富起来,也要坏起来。这是悲?还是喜?你认为,知识分子如果放弃理想和价值的坚守,无异于犯罪。广场的坚守意义,就在于精神的守持。这一代大学生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坚守。守住的不是广场,而是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发展中的中国,最为欠缺的东西。

           没有敌人和仇恨

大学生“留下”坚守的选择刺激了“清场”的士兵,他们开始对纪念碑体密集的点射,来增加压力。你仿佛看见,纪念碑浮雕上的五·四青年,正圆睁着困惑的双眼。因此你穿过散兵警戒线,又一次回到了纪念碑——要死,要和大家一起死。

记得13岁时,文革变成了武斗,你躲在家里看书。《巴黎公社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法国大革命》、《世界通史》,在世界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完成了你的启蒙教育。那时,中国整个是革命大熔炉,50多年的党文化熔化了个人,铸成了集体——镰刀与斧头,或者剑与犁,不是齿轮,也是螺丝钉——总之都是铁做的。所以不少人羡慕“老一辈革命家”赶上了好时光。“给我们创造了幸福生活”,却夺走了我们牺牲的机会。因此,文革中的红卫兵,赶着趟的争相赴死视死如归。那时个人的最高价值,只是奉献生命,而不是丰满美丽人生。

选择重新回到包围圈里,主动去承担危险,说不上有什么英勇,但很有意义。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都毫不犹豫地跳进大火,净化了自己的灵魂,把自己还原为人。6月2日,当广场的坚守已十分困难,而当局的镇压意图已十分明显的时候,专门从美国赶回来的文学博士刘晓波,与侯德建,周舵、高忻发起了新一轮的绝食抗议。“广场四君子”的《绝食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起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八九年那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急公好义,具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而且思想深刻,目光远大,完全能够担当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使命。事实上,任何史家都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六·四运动,以石头翻身引起的雪崩效应,关闭了冷战之门,开启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它的历史意义,并不逊于那倒塌的柏林墙。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人民可以选择政府,而政府不能选择人民。就法律的意义而言,主权在民,人民可以做不被禁止的事,而政府不能做不被授权的事。这是“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常识。“共和”的意义就在于,人民应该选择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接受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情绪化的威权政府,它象一个封建家长,威严有余,信心不足。常常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推给人民,推给人民中间永远消灭不完的“一小撮”。因此,一九八九年,仅凭着几双干枯的手,就又一次关闭了中国人民通向未来的幸福之门。

射向纪念碑体的跳弹,不时制造着新的伤员。不一会,四个人抬着一个脖子上喷血的学生,从纪念碑顶层跑下来。出于医生的本能,你跑到前面开路,带领着他们去博物馆急救站。到了那里,你傻眼了:长期停在那里的几辆救护车,不见了!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你们拼命呼喊着,寻找着。

那天晚上,广场上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前面的临时救护中心。一整夜,警铃声声,车轮滚滚,不停地转送着广场伤员和来自周边路口的伤员。而现在,它们竟然悄悄消失了。你向广场北面望去,没有看到救护车,却看到了坦克车和装甲车。在初现的天光辉映中,一字排开着大约四十辆装甲车,像一群蹲伏着的怪兽。

突然,怪兽们一声嘶吼,发动机喷吐的浓烟,顿时遮暗了初现鱼肚白的天空。

            九个太阳

你紧盯着200米外的装甲车,下意识地数着,刚数到第28辆的时候,它们轰鸣着,隆隆向前开进了。这时你想到了帐篷村,和熟睡的孩子们。

广场熄灯前,你又一次走进帐篷村。因为你知道,外地高校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坐在纪念碑底座上,而是呆在帐篷里休息。狭窄的过道里,你听到从帐篷里传来的鼾声,还有轻轻的谈话声。你来到一所天津高校的帐篷前,听到传来交谈声:你什么时候回去?天亮就走。回家吗?回学校。

几天前,这个帐篷里传出来的是早期的摇滚乐声。当时六个年青人拍打着脸盆、背包,唱着《九个太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尾声:哦……哦,九个太阳!哦……哦,九个太阳!你依窗望着他们,不由热泪盈眶。

现在你没有眼泪。十个小时你没有流过一滴泪水。你只是纳闷。

你没有看到有谁在检查帐篷。当你还在想“帐篷里还没有人”的时候,装甲车已经到了面前,并且快速越过你,推进到纪念碑正面的旗杆前面,随着加大马力的轰鸣声,把碗口粗的铁旗杆推到了。中间几辆车,把帐篷顶起来,蒙在头上前进。这时纪念碑上,还有超过2000名大学生,周围,还有不少学生和市民并没离去。而你,站在广场东路,博物馆前面,眼见装甲车队越过你,一直前进。车队开过,车队后面的帐篷村,矮了一半。

现在想来,争论这个细节已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杀没杀人,而不是杀多少人、怎样杀人和在哪里杀人。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杀人,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更加重要的,是杀人过程中双方乃至多方应检讨的过失和责任,包括良心和道义的责任。没有这种检讨,所有牺牲的人——包括大学生、士兵和市民,永远不会闭上眼睛。

             杀死李鹏!

有秩序的广场撤离开始了。说有秩序,是在坦克的大炮直指鼻子,重兵重重围困,东南角留下唯一通道的情况下,你唯一的生路,是走人。所以最后一刻,的确和平,有序。

士兵们采取了紧逼战术。大学生退出一层,士兵们占领一层,不多时,纪念碑上已全是士兵。为了搞清状况,你甚至爬上了一辆装甲车,看到大学生撤退的头队,已到了前门大街,扫尾的刚出了包围圈。人数估计有1000多人。时间是6月4日凌晨,五时十分。

你跳下装甲车,去追队伍。早起的市民向广场拥来,他们表情沉重,却鼓着掌,夹道欢送——不,是悲送你们。你追上队伍问,后面还有人吗?有同学答,还有人在纪念碑上,他们坚决不走!这时,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女生冲出队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两三个女生去拉她,她却抱住道旁的小树,死不起身!两个男生又过来劝,也拉不起来。几个人蹲在地上,哭成一团!

这时你听见了你喊的却不属于你的嘶吼声:杀死李鹏!杀死李鹏!杀死李鹏!大学生们跟着,喊了三声。队伍继续向前门行进。

这时你相信,此刻如果有个代表李鹏的东西站在面前,无论它是一个士兵还是一辆坦克,你都会毫不犹豫地撕碎它。如果手里出现机关枪,你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此刻,你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向精神暴徒的转变。再跨半步,你就是街头暴徒,就是暴政制造出来的暴民了。如是,你输了,手握权柄和武器的人,赢了。

多年后你想,其实这场“动乱”正如那个人所言,是早晚要来的。这是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大循环,近一百年来的社会大变革,以及四十年来的国家发展史的必然的历史节点,是中国社会进步历史改写,以及世界历史的上升阶梯。李鹏和赵紫阳,包括邓小平和胡耀邦至多是其中的一些诱因而已。可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国家大机遇,被一心为私的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艰难改革,被自私的人们推给了下一代人。近百年来,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真正重要的推
手,是人民选择制度和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没有得到体现,更没有得到保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没有切切实实的还权于民,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大学生乃至各族人民,将会成为牺牲。

             (下)

          有一天,我也要拿起枪!

前门大街,一支部队正在向东奔跑,这是去“堵口子”的队伍,填补学生们退出后的广场东路。而市民们追打着他们,扔着砖头瓦块,他们毫不理会,只顾跑。一些士兵身上,血迹斑斑。还有两个掉队的士兵,抬着箱子,喘着粗气,一瘸一拐地,被人围打,逼上了街沿,躲进了小院。

回望广场,火光熊熊,浓烟滚滚。你担心着纪念碑北面,那留下来的同学们的命运,却又无力帮助他们。一种失落感痛彻心肺!

天色已经大亮,大学生的队伍正在远去。你慢慢走着,脚步沉重,心中茫然,万念俱灰。

在石碑胡同南口,你被一群人截住了。早起的市民围住你,询问浴血的广场之夜——你双手血污,满身血迹,似乎成了血战的证明。你平静地讲述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不停地抹着眼泪,然后说:请相信,有一天,我也会拿起枪的。他掏出了自己的证件:×××,武警中校。你哭了。十个小时以来,你第一次哭出声来。你蹲在地上,哭,一个女大学生揉捏着你的肩膀,劝你。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住在附近,半夜里,才被家里人从广场上强拉回去。劝不住你,
大学生也哭起来。一个警官,一个大学生,还有你——已在华西医科大学工作十年的临床医生,各自捏着自己的证件,抱拥着哭成一团!

其实你哭,不是悲痛,是感动,是人性臻于善境的满心感激。

前门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有人扶着一位头上流血的老太太奔过来。武警中校和女大学生招呼住一辆环卫工的平板三轮,帮助你把老太太扶了上去。

坐着平板车,扶着老太太,你来到不远处的红十字医院。医院里遍地是人,诊断室、门厅里、过道上、天井里,躺满了受伤的人。当你把伤员交给大学生志愿者,离开医院时,又有几拨伤员送来。前门方向,枪声不断。你明白了,暴力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在开始。

           北大的精神气质

按照事前约定,打散以后,到北大某楼某室会合。你拖着双腿,向北大方向走去。手里高举着,你在急救中心门厅里匆匆写就的标语:今晨7点,军队还在前门屠杀市民!!!严惩杀人凶手李鹏!讨还血债!一些路人,讶异地看着,有人在拍摄你。

此刻的你,早已没有了思想。在精神上,你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暴民。你心里反复叨念着,是金斯堡的名句:我披头红发升起,我吃人如呼吸空气。双手举着牌,一路来到宣武门。几个上班的工人拦下你,问清去哪里后,争着用自行车驮你,把你送到了学院路。北钢学院,哀乐声声,门前摆着花圈和罹难学生的照片。走不多远,一位大学生过来问:广场下来的吧,先去休息休息。一路把你领到了林业大学。宿舍里,同学们拿来了牛奶和面包,可你喉咙冒火,难以下咽。你讲述着“清场”经过,十多个同学和老师陪着你,抹着泪。

后来,北京林业大学这位赵同学借来自行车,把你驮到北大某楼某室,找到了全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同志。用了一个多小时,你向他(她)们完整叙述了广场的一夜,并且说出了你的初步估计:这一夜双方的死伤,至少1000人。北大同学,外地同学,还有一位女老师,端来开水拿来饭菜,招待你并为你放哨,让你休息。

终于,你来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北大三角地。你感到欣慰的是,三角地对暴行作出的反应,一夜之间,这里贴满了公开声明:退党,退团,女的剃光头,男的留胡须……虽然第一次见面,虽然第一次来这里,你却感到,北京大学,象家一样,亲切、熟悉。也许,你们有着同一样的爱;也许,你们追求的,是同一样精神气质?

风声越来越紧。有人说,军队要来清校,所以不准收留外地人。深夜,你被转移到北大招待所,那里是外地同学的大本营,因为害怕被抓而来不及说出真相,所以你对着两个录音机,再次陈述了你所看见的事实,并坦言,对这一切言论,承担责任。来京半月余,你以真姓名真证件真面孔,真实的想法和目的,真实地生活在这座城市,打量着这座城市。你的手,没有沾血,也不是黑的,一直都不是。

那一夜,老天爷忍了很久,压着呜咽,然后淅淅沥沥,开始小声哭泣。雨水,悄悄冲洗着血迹和城市的伤痕。远处不时传来枪声。

          走,咱们别理他们!

6月5日,雨过天晴。一觉醒来,人们的惊慌还没有消退。传闻,北大今天要军管。你不愿束手就擒,所以一大早就离开了。

一夜休整之后,体力基本恢复,沿着海淀路南行,不知不觉已到甘家口。日上三竿,又饿又渴,买了几只蕃茄,坐在路边,吃。四个人围住了你,干嘛呢?吃饭。哪儿来的。成都。干嘛来了。旅游。“站起来!”一声大喝!你慢慢站起来,干嘛?问你呢?说着就动上了手,要搜身。你拼命抗拒,双手已被扭到背后。干嘛干嘛!跑过来几个行人,和这几个人推搡起来。一个国字脸的大汉围护着你突出重围。走,咱们别理他们。“咱们”拉着你快步离开“他们”,其它行人用力拦住了那几个便衣。

你得把衣服换了,他说。低头一看,可不,满身血迹,凶手似的,走不多远就会被抓。这位工人大哥把你带到甘家口百货商店,给你买了一件肉色的衬衣,16元。正掏钱,被你止住了。我还没谢你呢,咋能让你买。你说。后来的经历,证明这位工人大哥至少救了你两次命。上午在甘家口,把你从便衣手里救出来。下午在西单路口,如果你穿着那身血衣,定会被当场打死。

可惜,你没有记下这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但你知道,北京工人和北京市民,是世界最好的人。89年的北京,透着圣洁,闪着人性的光辉和美丽。谢谢北京!

后来的一整天里,你巡视着曾经的战场,抚摸着北京的伤痕。直到你被打负伤,送进医院为止。

在军博,你跳上6月4日下午毁损的装甲车队,焚烧的浓烟还没散去,而70余辆装甲车被毁损的原因,至今未明。

在木樨地,一个小小的地铁窗,密布着二十多处弹孔,靠在旁边的一辆自行车的钢管上,洞穿两处。在燕京饭店,五楼至六楼之间的墙上,六十多处弹孔历历在目。看来,以地下到天上,无处不遭射击。复外大街一路走来,所有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车都弹痕累累,且遭焚毁。正面受到攻击可以理解,然而街道两侧建筑物,都遭受过弹雨的洗礼,子弹飞进居民家里,令人费解。

“人民军队人民喂,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叫它它不应,党叫咬谁就咬谁。”当时的广场民谣,真切地反映了没有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的职能,己经被严重扭曲。军队,成了少数人的工具和武器。

这是一座受到了侵犯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忠诚儿女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反抗过侵犯,拒绝了屈辱,保卫了一座城市的尊严。但他们,至今仍顶着“暴徒”的恶名。这座城市,不应该忘记他们。

“战况”的惨烈在复兴医院得到了你亲眼的证实。这是距木樨地最近的一家街道小医院,没有胸科和脑科,只有普通外科。一位护士说,当晚,至少有一百多个颅脑外伤和胸腹贯通伤伤员。在此作了简单的包扎或止血处理后,被立即转送出去。即使这样,这里当晚就停放了四十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送来时,已经断气。有些家属害怕受到清查,连夜就把尸体领走了。现在临时改作太平间的大教室里,并排躺着的尸体,是三十八具。这仅仅是在一个路口一夜之间发生的情况。北京,究竟有多少个这样的路口呢?

           人啊“人”

从军博到木樨地,绕过复兴桥,沿着复外、复内大街。你踏着遍地瓦砾,向广场接近。你步行,在空无一人的死寂的大街上,像穿过大战之后的废墟。

西长安街像战场,每一个路口,都堆积着焚毁的车辆。地上砖头瓦块铺了密密的一层。这时你才明白,真正的“战场”,不在广场,而是在整个北京。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市民还是士兵,都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下午5点,在六部口,首都电影院前面,你见到一辆烧毁的大轿车横在路上,还冒着烟。你转到轿车的东面,看到了一个悲惨万分的场景:一具焦碳似的尸体,伸开两腿坐在地上,靠着轿车的车轮,远看,像一个人在休息。然而,这个曾经的人,昨天的士兵,已经难以辨认。“他”的皮肤像大火烧过的树皮,低垂的光头上盖着军帽,胸前堆着,自己体内流出来的肠子……,你受到震憾,立在那里,足足站了十多分钟。这个造型如此熟悉,使你想到了成都画家苟乐嘉的一幅名画《人》。

《人》的创作年代是文革后期,反映的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宋立本被对立派的中学女红卫兵抓住后,练刺刀,挖膝盖,点天灯的惨景。被虐尸后的“宋立本”,靠坐在那里,尸体摆成一个“人”字型,无声地控诉着另一种“人”。

眼前这位士兵——后来知道是“共和国十烈士”之一的刘国庚,在文革整整20年后,坐在西长安街上,用自己凝固的躯体,又一次发出了声音:为什么啊,人?

为什么,人们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仇恨,对立?为什么一夜之间,军队和市民,学生与士兵成了死敌?为什么,人们忽然都成了暴徒,而把人变成暴徒的那些人,却从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啊?

强者的残暴只能换来残暴,而弱者的残暴,往往触目惊心。

强烈的阳光下,长安街上空无一人,你和他在对视,倾听。你噙着眼泪,向“人”鞠了一躬,心里百感交集!

两天前,就在这里,在六部口,你和大学生们站在一起抗击着暴力。6月3日凌晨,一辆载着武器的大轿车在六部口被截停。为了防止武器丢失,大学生们上了车,坚守了二十多个小时,直到一车军火被安全转移。面对汹涌而至的人浪,大学生们手挽手围在大轿车前,你也挽起了大学生的胳膊,守护着大轿车,守护着八九民运的底线:非暴力。事后查明,大轿车上,装载着机枪×挺,手枪××支,冲锋枪×××支,子弹×万发,电台×部……这些军火如果流入市民手中,不可能帮他们“打赢战争”,却很可能造成市民和士兵的更大牺牲。

暴力的逻辑是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当有人轻率地释放着国家暴力,又怎能指望,它会与被激发起来的社会暴力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勿庸讳言,社会暴力是一种无序的社会破坏力,是有序的国家暴力压制的对象和存在的依据。然而,当国家暴力脱离了正义的目的,背离了国家利益,抛弃了法治的轨道,而沦为少数人的政治工具,它就成了比社会暴力更加可怕,更加危险的破坏机器——因为国家暴力破坏的,往往是国家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

曾经,鲁迅先生不愿意忘却的纪念,是段麒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在那47名殉难者当中,有先生敬重的青年学生。据说,当时不在北京的段麒瑞知道自己的手下开枪打杀了大学生和市民,竟在地上长跪不起,磕头谢罪。段后来很快退出政坛,在天津当了寓公,并从此终生吃素,不沾晕腥。

知道羞耻,知道忏悔,段麒瑞在怜悯别人的同时,救赎了自已。

           感谢北京

枪声再次响起。从复兴门换防回来的装甲车队,远远地已经发现了你。你缓步跨过大街,在西单路口一棵大树前面坐下。当兵的没有放过你。五、六个士兵围上来,刚问两句,就枪托横劈,把你打倒在地。捣蒜式的打击落在背上,开始并不感到疼痛,甚至还有些舒服,不多久,你就喘不上气,意识也有些迷糊了。迷糊中一闪念,幸亏,换下了那件血衣……

后来在北医大人民医院,处方笺上写的是:肩、背,右下8、9肋软组织挫伤。脾破裂?气胸?处方是留观一夜,红药一瓶。医生好心劝你,能走尽量走,因为,部队每天来医院,抓走伤员,提走病历。搞过十年外科临床,你清楚外伤和内伤的关系,不想冒失,所以仍在医院呆了一夜,第二天才离去。

难忘的是,当你倒在地上,承受连续不断的打击之时,西单路口探出几颗头来,向你招手,要你爬过去。这时你开始感到剧痛传来,已经动不了了。士兵们刚一转身,两位市民就沿着墙根爬过来,从地上架起你一路飞跑,一辆板车早等在那里,他们七手八脚把你甩上去,大喊着“闪开,闪开”,把你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

你没有来得及道谢,甚至,连救你的人们的长相,也没有看清。

这就是89年的北京,人类的丑恶和人性的美丽交织在一起,都充分表现出来,释放到了极致。15天来,你看到了太多的混乱场面,而永远感动你的,是街头救助。那奔跑着,挽扶着,呼喊着,围护着的救死扶伤的场面,成为北京街头最为壮丽的人性景观,长留在每一个目击者的心里。那些日子里,你救人,人救你,人们互助互救,活得真实,一种崇高净化着人,提升着人,使人们在街头成为兄弟。

十八年来,你无数次冲动着写作的念头,无数次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字。因为长期以来,你只是一个用脚来写作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写作者和讲述者。你对写作,没有自信。

但是这次,你要写要说了。这要感谢一位叫做马力的香港先生,因为2007年5月15日,他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侮辱了你的智力,践踏了你的记忆。他让你想到了恶,而不是美。你要告诉他,你想记住的,只是美。八九年,是中国当代史上的美丽;八九年的北京,更多的是真理的价值和人性的光辉。

因此你说了。你说了,不为拯救灵魂,只为感谢人生,感谢北京!

6月10日,在回家的列车上,你拿出了笔记本。上面记着,5月21日,来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在纪念碑上抄下的一首小诗《对话》。八九民运,从对话的初衷走向对抗的结局,固然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可以反思。然而《对话》的精神,却永远是那么美丽!

所以在西去的列车上,你给大家读了这首小诗,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最后美丽的深深感激。

           对 话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2007年5月22日 成都


作者联系: 谭作人 (028)85415735 13308030863

2008年12月3日星期三

旧文:永远的一九八九(2001)



——纪念八九民运十三周年

文/王超华


正面评价八九年的人民运动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一场“风波”已经过去了十三年。在最近几年的纪念中,针对国内社会腐败、逐利忘义的现实趋势,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维护死难者的尊严和权利,把对人性和生命的价值作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叩问每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追问我们自己对死难者的道义责任。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的底线,也是我们支持“天安门母亲”等受难者群体的基本道德立场。

与此同时,八九年这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却在公众话语中受到来自各方的冲击和否定。在纪念六四时,包括当年参与者(如笔者本人)的自省与反思在内,近年来的主要趋向都是从负面考量;结果,在缺乏正面评价的言论环境中,各种不同意见的本质区别渐趋模糊,以功利衡量其负面结果的影响却渐渐上升。即使如任畹町等少数坚持为八九年运动整体叫好的人,其陈述理由的基本逻辑也常常基于功利性评价,并因此减低了他们的说服力——由于社会整体的公正与道义素质在六四军事镇压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清洗影响下每况愈下,任何以功利性评价为基础的总结都不能不面对腐败、面对民众政治上的无能为力、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困阶层。如果仅仅强调这样的腐败是在加剧中共政权的灭亡,无异于判断今日工农民众的困境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而必须付的“学费”,与当年强制性的“勒紧裤腰带干革命”又有多大区别呢?

不过,即使极度夸张,这样持论的人也只不过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正在向功利性权衡一边倾斜,以至于前两年还在独力抵挡诋毁六四者的“安魂曲”,今年也发出“死难者的牺牲是否值得”这样的疑问来。

“值得不值得”的提法本身,已经陷入了衡量历史事件的误区。因此,我以为,在又一年的忌日中,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对六四死难者的评价:对死难者调查、追思、抚恤等要求,代表着尊重生命与人性的道德底线,但六四死难者以及八九人民运动之整体所代表的精神,则远远高于这一底线,表现了中国人民重建精神家园的强大愿望及其巨大的政治能量与潜力。简言之,八九年人民运动的道德伦理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对暴力镇压的谴责,更在于其正面的精神力量。

1997年2月,笔者曾在《盖棺论定: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一文中论述:“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在经济上是否要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是要在优先保护何种既得利益、哪些既得‘成就’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换句话也可以说,问题不在是否改革,而是在改革过程中要优先牺牲谁的问题上。在每一个关口,舍哪个‘卒’,来保经济翻山过坎这个‘车’?”(《新闻自由导报》)这样的观点如今已经相当普遍地接受了。但是,即使1988年货币改革闯关不成功是八九年运动的直接起因之一,这一经济政策的失败能够直接促发大规模政治运动本身,就表明了当时民众政治自信心的水平。八九年春夏间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借助运动提出过任何具体的物质利益要求作为谈判条款,就是这一运动政治性的最好证明。同是在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中,持续举行着参与总数高达数千万人口的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在政府6月3日以军事挑衅为开端的公开镇压之前,这数千万人在没有官方领导也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没有造成过任何重大的人员财产损伤,造就了国际现代史上罕见的长期、大规模和平示威的奇迹。在这一意义上,无论实际的政治经济清单算出什么结果,中国人民所拥有的,已经是一个永远的一九八九。

平心而论,支撑这一世界史奇迹的主要力量,是中国人民当时仍然高涨的政治自信心。藉着八十年代反思文革、开放禁区的思想文化潮流,他们勇于承认新中国曾经走过弯路,有过错误;他们更乐于向世人显示,自己有信心有能力,不但改正这些错误,而且准备着在改正的过程中,勇敢地探索新的可能性。

在经济困境面前,以政治姿态站出来,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惊人的自律能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公开直接地要求广泛的政治参与,这就是中国八九年的人民运动所具有的最根本的民主特质。


民主的多样性


十三年来,中共政权的造谣诬蔑不算,海内外不少知识精英也曾对八九年的人民运动大表“遗憾”。他们以各种所谓的“标准”比照,判断它缺乏“民主”运动的资格。民主是什么?现代民主就是以公民人口为基础的无歧视无偏见的广泛政治参与。自八九年以来,世界各地发生过多次经济或政治危机,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任何可以和八九年中国的人民运动相比拟的政治自觉性。作为人民民主运动,一九八九年展示的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现成的程式与模式,却是中国人民巨大的政治潜力和创造精神。因此,无论在具体过程中发生了多少错误和偏差,不仅在北京,而且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在所有产生了反响的其他城市,这一运动所体现的追求民主的本质都是不容抹煞的。

现代民主本来就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因此才给许多现代政治哲学家留有继续比较、探讨、建议的余地。德国的哈贝马斯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在中国本土现代化探索的漫长道路上,晚清民初的安那其主义以及此后的很多实验性社会改革计划都曾激发出极富创造性的政治想像力。蔡元培参与组织的勤工俭学,五四时期周作人介绍提倡的日本新村运动,梁漱溟倾力于斯的“乡村建设”,等等,不一而足。八九运动刚刚过去一年,土耳其裔美籍中国研究学者德里克就出版了一本研究早期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专著。他在前言中特别呼吁,天安门镇压证明,以苏联、中国为首的共产主义实验都已失败于压迫人性的异化道路,因此,有意寻求他种途径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霸权的人们,应当注意安那其主义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近年来也致力于重建个体伦理精神的独立价值,并与自己的学生一起,发起一波新的安那其运动。难道这些不也属于争取广泛政治参与的斗争,不也在保持强烈个体色彩的同时带有鲜明的民主特色吗?

什么是探索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外他种可能的最有效途径?套用一句文革的俗话,就是充分动员广大群众,信任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象在八九民运中那样,给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机会,在实践中去探索坚持民主程序与保护少数原则相结合的可能性。与政治强权妥协,并以书本探索取代解放民众,不过是自欺欺人。到现在,现任中共主席江泽民也在谈论“民主政治”了,还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对照目前国内基层政治垄断与腐败的现状,我们的学者们是否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说教会是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寻求他种可能的最有效途径呢?

具体到八九年的人民民主运动,八十年代末,对文革“大民主”造成异化进行反思的文化热还没有退潮,因此,那年春夏间,自由和人权始终是与民主相提并论的口号。当然,这些原则的互动与平衡问题仍有待于在运动中的进一步探讨与实践,而运动自身也为这样的探讨提供了广阔开放而尚未规范化的实践空间。事实上,很多当时和事后对学生组织“不民主”的批评,往往不是由于学生核心圈外的意见受到锲而不舍的打击压制(如目前的打击“邪教”),而是主要源于提意见者的方案或建言没有被采纳,建言者的期望值受到了直接挫折。八九年学生组织的存在状态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绝食前尽力于完善内部机制,自觉而持续地(甚至是不厌其烦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投票表决程序,但外界对这一段知之甚少。批评主要针对绝食之后。但事实上,由于要因应社会动员的广泛强大效果,此时的示威者们不光言论多样且分歧,组织形式与名称也变得层出不穷,即使在北京一地,也无从统一。否则,也就不会有刘晓波等“四君子”的有限绝食及其轰动效应了。学生在广场的领导核心不但根本就没有对言论相应的控制资源和能力,而且当时的主要心态已经转向自我中心、自我封闭,根本就没有控制的欲望。对照其他城市的情况,这几乎是全国普遍的现象。因此,无论当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人民群众中积极精神张扬、主动要求政治参与等现象所代表的,正是不可否认的运动主流。

王维林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形象,就是这种独立大写的个人精神的突出表现;与当年的共产党员不同,六四死难者并没有各自明晰的“理想”。与其说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实现一个具体论证过的“理想”而献身,毋宁说他们坚持的是寻找理想的权利。他们对武力镇压的义愤和见证,主要源于对自己权利的坚信。正因此,尊重个人对强权反抗的勇敢与无畏,成为王维林形象对世界的感召力量。西方媒体当然有其难以避免的偏见,既有其商业化的一面,也有其长期冷战历史的残余影响。但因此而否认一切普世价值,则是大错特错。正如最近去世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所说,放弃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定,就是放弃了抗争与追求,就是对现状的妥协。王维林形象所代表的,正是超越冷战与商业影响的普世价值。许多人在远离北京饭店的地方表现出了同样的精神,虽然没有任何摄影机为我们保存下来他们的形象,我们仍然为这种精神而骄傲。个体的独立而具创造性的活跃参与,是八九民运在全国各地普遍表现出的重大特征。可以说,和古往今来所有的经济文化成就相比较,八九精神都是中国为世界文明作出的毫不逊色的重大贡献之一。


多余的话:“本土化”与民主趋势的现代性内涵


最后还有几句“多余的话”要说。王绍光在《视界》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论述政治学研究应当“本土化”的文章,洋洋洒洒二十页,旁征博引,主要篇幅似乎都是关系“政治学”这一学术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可能,最后批评概念不清时却轻轻拈来一个例子,认为那些说“中国只有经济变革,没有政治变革”的人,应该先看看“政治”概念的不同内涵。我以为,王绍光很可能读英文过多,忘记了多数中国作者谈论这种政经对比时,不会用“变革”这个词,而是呼吁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同时进行政治“改革”。这一点,就是中共的大多数干部也不可能弄错。唯一可以想像将“改革”和“变革”置换的可能性,就是从英文 reform 重新翻译回中文。一字之差,使他有可能将话题引伸到印度学者对 Subaltern 的研究上,而回避了绝大多数中文作者所呼吁的其实是有意识、有决策的政治机构体制改革,并不是对政治状况作描述性研究。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还因为王绍光文章以质疑后发国家被迫进入一系列“化”语状态开端,而在他列举的各种“化”里面,不仅有“现代化”,而且包括了“民主化”。很显然,这里牵涉的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一些诚心诚意采取左派立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对经济文化霸权的人,在提倡“本土化”的事后,以为自己已经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实际上的理论方向却是从马克思的大倒退。而且,就 subaltern 研究来说,也是从葛兰西的大倒退。简单说,这里的倒退在于拒绝面对残酷的历史现实,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席卷蚕食了、而且还在继续席卷蚕食所有不同的生产与交流方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至少承认,是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产业工人,并因此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出了它自己的掘墓人。社会主义运动至早也只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而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先。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承认,是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性的大市场,并因此决定性地带来了广大传统产业的破灭。根据这一推理,我们有理由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市场对今日国内数亿普通工农群众濒临破产的状况负有直接责任。

在这种世界性趋势下,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世界范围内曾有过各种不同的抵抗运动。凡是真正能够唤起本土创造性热情并进入实践的各种实验性经济政治运动,从来都是借助了勇于正视现代化课题、诉诸草根、变革创新的思潮的。无论是在亚、非、拉美,还是在欧洲东、南、北部的较小国家,民主政治都是这些运动中从不缺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上文所说,这些运动所强调的重点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给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选择余地,而其中最值得宝贵的,就是强调以草根民众为基础的广泛政治参与。

最近各地发生的各种工潮,各地工厂矿山恶劣的合同条件,工人们凄惨的劳动条件与经历,在在指向工人经济地位恶化背后,政治权利被全面剥夺的残酷现实。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村村委会选举遭到与基层党组织争夺资源控制权的冲击,同样指向了经济利益背后,政治权利被剥夺的现实。当数亿工农群众为中国社会整体承担着资本主义市场冲击的直接压力时,他们不仅没有激发政治创造力、提升政治自信心的机会和可能,而且连最起码的政治权利都被剥夺净尽。

民主政治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至今仍然是中国政治改革最迫切的课题。可是,就在宪法规定的“公民生命财产”仍然不能得到有效尊重和保护的时候,政府却准备要修宪“保护私有权”了。如果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都能得到保护,就没有必要特别增加“保护私有权”一条。如果目前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还在受到各方(包括政府部门在内)不断的侵犯,则修宪加上“保护私有权”只会为既得利益者提供又一个强有力的藉口,在侵吞国有资产时逃避社会公正的监督。

在这种背景下,拒绝讨论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以“本土”为号召来抵制内部的改革要求和外界的各种批评,很难说时真正继承了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更大的可能恐怕倒是会成为既得权势者的帮闲。真正的“拿来主义”精神,必不能脱离对“本土”丑态的疾恶如仇,也必不会忘却“本土”青年为寻求理想而献身的热诚。明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正是在工潮高涨之际,“六四”十三周年纪念引起比前两拈更密切的关注——

八九民运与六四英灵永远是被剥夺者反抗剥夺时所向往的光辉形象。


2008年12月2日星期二

关于几篇涉及马悲鸣论点的旧文的说明



今天上传的〈我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立场〉一文,是2001年应当时的《新闻自由导报》之邀而写作,目的是厘清当时颇为流行的若干说法。具体的前因后果,在文章开头已有交待,这里不再重复。

这篇文章,和前些时候上传到这个博客里的〈野营的合法与非法〉、〈抗拒无形的黑名单〉,都包含了反驳马悲鸣或与之商榷的内容。前后十年时间里,我对他提出的命题进行了多次公开而严肃的分析辩驳,但他从来没有正面答复过。

去年在自由中国论坛,他不断将十几年前的旧文反复张贴,对我公开叫阵,却绝口不提我已经在这几篇文章中讨论过的他的若干关键性谬误。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到处反复重贴以往的陈词滥调时,他也不断重复宣称要就王丹柴玲等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进行审判;要丁子霖教授向这些学生讨还儿子的血债,却又同时要追究丁子霖教授的什么责任;而且到处声张他的“中共万恶,六四独善”的荒谬逻辑。

马悲鸣那种惯于以偏概全,将八九民运中某些个别现象孤立出来并推向极端,借以大肆攻击个别人的论辩方法,绝不是真正尊重史实的进路,完全谈不上致力于探讨了解历史,更谈不上为社会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追求公平和正义。讨论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这样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绝不能使用美国律师法庭辩护的那一套,只在挑对方的毛病(包括语病)上卖弄聪明。即使说要坚持对事不对人,对观点立场不对人,我们也必须承认,马悲鸣谈论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方式,只会混淆是非,把水搅浑。

这些旧文章收集在这里,至少有立此存照之用。
2008-12-03


旧文:我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立场(2001年)




——纪念“六四”十二周年

文/王超华

今年五月,王丹在纽约的一次讨论会上提出,他对1989年事件的总体评价是,“学生有错,
政府有罪”。此言一出,即引起强烈反响。长期致力于中国人权与民主运动的任畹町先在网络上给以反驳,曾目睹坦克压碾撤退学生的雨源随之表示难以容忍(均见《大参考》)。

作为极其简练的表述,“学生有错,政府有罪”概括了我本人多年来所持的立场。因为此,我很感激王丹能做出这样准确有力的总结。

那么,这种立场和任畹町、雨源等人之间的分歧究竟何在?我以为,这里牵涉到若干方面的问题,需要一一澄清。我并不以为我和王丹在这个相当简化的口号下有着完全一致的具体认识;不如说,王丹的表述为我切入当前很多讨论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角度。

六四已经过去了十二年,这个“时间差”既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观察距离,又相当有效地展现了六四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极其复杂的后续效应,使我们有可能以“后人”对历史负责的台独,重新审视当时事件背后隐含的一些重大历史命题,特别是在认识公民政治权利和中国目前法治建设等问题方面,更坚定地支援六四受害者和蒙难者家属的合法要求,更清醒地坚持八九抗议运动理想主义的正义精神,也更坚韧地为建设一个更加自由、公平、正义的中国和世界而努力。


一、“撞了白撞”?!

第一个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是王丹表述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他的说法既包括六四镇压,也包括了此前的一两个月。因为此,任何政府军事镇压中的暴行,都是进一步证明“政府有罪”,而无关乎学生是否有错。在这方面,雨源对暴行坚持不懈的揭露和再记忆,完全可以和王丹的立场并行不悖,并不存在实质性矛盾。

但是,王丹和雨源立场冲突的表象,实际上牵涉到另一个“定理”:无论学生是否有错,都不能构成政府以军事暴力屠杀和平示威公民的藉口,也因为此不构成解脱政府之“罪”的理由。这是“学生有错”与“政府有罪”能够成为并列命题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本应属于不言自明、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常识,在今日中国却成了怀疑的物件。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硬镇压软愚弄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很多知识分子概念混乱的讨论。其中,海外最突出的例子是马悲鸣在“多维新闻网·大家论坛”发起、要审判“以王丹为首非法占据天安门广场”的虚拟法庭。而国内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自2000年起关于“撞了白撞”的各种讨论。这里先就后者略加考察。

很多“撞了白撞”的辩护者,本人就是立法执法部门的成员,却无视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个基本法理:个体生命价值重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效率。在“撞了白撞”的具体情境下,机动车有使用道路的权利,但并不享有伤害、夺取他人生命的权力;同时,行人有滥用道路行使权的错误,却不具备机动车伤害他人性命的错误潜力。因此,二者在法律面前的起点并不平等。在这样的案例中,立法执法机关最起码是要在社会成员的生命安全和社会运行效率之间寻找平衡;而且,要保障社会公正,就必然会向前者倾斜,不惜因为此而影响“发展”和“效率”。

在这场争论中,“撞了白撞”的“控”“辩”方,逻辑上讲本应是受害行人和驾车人,而实际上却表现为社会成员“个体”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交通大队长在电视台诉说道路混乱的难以治理,以及大量农民进城造成交通规则教育的无力等等。无形中偷换了的概念是,只要是在“整体”发展、现代化、效率、经济利益等诸如此类的名义下,就可以牺牲个体成员的利益乃至生命——不仅远远超出了“加强法制以法治国”的范畴,而且制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社会名义“合法”剥夺个体的假象(去年一位四川妇女诉邻居打麻将影响休息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发生过类似的偷换概念现象)。

这样“合理合法”地无视个体生命价值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这种偷换概念机制的要害有两点,一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对个体“人”和世界“人类”的普遍责任,一是现代共和国家内立法过程的正当性。现代社会里,立法执法人员以全社会的名义公布法律法规(因为此,以王室名义公布法令的范围日益萎缩,局限在礼仪范围内),当社会成员并没有自愿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机会,既没有参政议政的渠道,又没有公开表达异议的可能时,法律法规的公布就具有了盗用名义的性质。而且现代社会的政治不再借助于天命、贵胄、传统的权威,结果,越是缺少公民参政的可能和事实,以“社会整体”名义的行为就会越多,公民的个体权益就越难保障,社会对生命价值的认定也就会越来越衰退,更不必说承认那些尚未进入本社会的人类成员的生命价值了。

更重要的还在超越“政事”以上的“生命”的价值。为“撞了白撞”辩护的人,不免要以某些西方城市的交通法规为例,说明被撞行人属于“咎由自取”的法律普适范围。这些有机会出国旅行的上流分子,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很多西方国家在针对非法移民管制边境交通时,主要困难就是要保障非法闯关者的生命安全(如英国多佛港中国非法移民死亡事件,以及最近墨西哥非法移民在美国境内沙漠死亡事件)。闯关的非法并不会抵消闯关者的个体生命价值,更不必说构成边境警察射杀闯关者的理由了。在沈阳“撞了白撞”事件中受到最多指责的,就是进城的农民工。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参与或监督城市政府制定执行各种法规的权利,就受到了不守法的指责,并承受了未经法律程式就以生命为代价的惩罚。就辽宁省而言,这是省政府在处理城乡经济人口流动中的失职。如果真要通过这个事例来促进法治建设,则任何一个被撞的农民都有权要求省政府的赔偿。大而言之,内地农民流入沿海省份,以城里人不屑的廉价劳动力,充当着中国经济起飞的主要支柱。如果要强化以法治国,则任何一个农民工被“撞”,包括以各种形式被损害(这里讨论的是在程式公共场所,还不包括工作场所内的事故),中央政府都有责任承担后果,各级地方政府都有责任做出赔偿。以都市法规蔑视进城农民的生命,这是中国社会整体堕落的标志,绝不属于“法制”观念在生活中见效的实例。

回到我们的基本问题,“咎由自取”的前提是,接受规范的人对适用法律不仅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而且有参与(如选举或提案或抗议示威等等)、自愿接受及监督一系列程式规则的权利与权力;而且这个“自取”的范围不能超越其“咎”适用的法律范围。当学生和各界人民在一九八九年以游行示威表示对现任政府的不满时,无论他们有什么错,政府的开枪镇压都是犯罪。即使这个政府有可能通过一系列措施使镇压在表面上“符合”于当时中国的现行法律,其持续数日的武力镇压也犯了违反社会基本人道要求的重罪。尤其是镇压之后,政府还继续迫害受害者及其家属,阻止任何独立的调查和援助,就更坐实了镇压的犯罪性质。

二、“非法”抗议政府

只强调以法治国,而不问“法”是由谁、又是如何制定的,结果往往是“以法治民”而已,不过是授予权势者以玩弄法律欺压百姓之柄。因为此,在西方各国现代民主法制的几百年历史上,所有针对各级各类政权机关的抗议示威,在政治法律实践重仍有道义上的优先权。更确切地说,这种抗议示威的道义优先权在几百年的实践发展重逐渐有了越来越明确的地位和界限。这是马悲鸣极力希望他的读者忘却的。

民主法律制度在现代社会确立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现代资产阶级上升柄取得统治地位过程中的产物。这种制度所代表的社会公正性,与其说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经济规律所决定,毋宁说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强加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是此前西方社会各阶级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因此,现代法制的成熟过程中,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课题就是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而几百年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共识则是,不但政治不应该干预法治,而且法治也不应该干预政治。

司法不应介入政治,和军队不应介入政治是一样的道理,属于是否对“王丹率人非法占据广场”立案的外延考量,无论如何也应先于有关“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的讨论。更加切题的,也许应该是君主制与共和制对法治外延的不同处置方式,并以此将所谓“一体”的英美传统区分开来。在共和政体下,不但执政党及其政府不应强迫司法部门屈从于政治意志,司法部门本身也不能自以为是,任意干预本应属于政治范畴的事务。

那么,如果政治纠纷中的一方刻意寻求法律解决怎么办?现代司法机关一方面可以上诉到“宪法法庭”,比如香港基本法裁决中的争议,就送到北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出最终解释;另一方面,可以坚持不受理,将案件驳回到诸如国会这样的政治舞台,这就是去年美国大选闹到最高法院时,表决中少数派大法官所持的立场。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悼念胡耀邦,而是包含了各种政治诉求,表达了社会上广泛的不满情绪和寻求出路的愿望,这是当时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基础。因为此,谈不上“人家”死了人、学生还要搅局。这种群众借“清官”去世表达政治意愿的现象本身,就是中国缺乏政治参与机制的反映,也从一开始就赋予了当时的悼念以政治运动的特征。这种运动所代表的社会矛盾和诉求,直接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相联系,远远超出地方政府法令法规的裁决范围。这是很多运动参加者当时就强烈意识到、并努力追求的。政法大学制作的宪法摘要大宣传牌,戒严后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各种活动,以及“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城里,都反映了人们在不满政府权力的危机时刻,有意识地诉诸宪法权威的追求。换句话说,运动的本质是政治矛盾,不属局部法令法规管辖范围,因为此也就不存在马悲鸣所说的学生“违法游行示威在先”,政府无奈镇压在后的问题。

其实,即使端出宪法,一九八九年也还不可能改写其中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核心力量的条文,最多不过是要确立其作为根本大法解决政治冲突的地位。更确切地说,是以民众大规模示威的压力迫使当局在“党中央”决定和“宪法法庭(即人大常委会)”裁决孰先孰后之间作出不容掩饰的抉择。在这个意义上,对示威者“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和“亡党亡国”的要挟都是不能成立的。反倒是共产党践踏宪法权威的行径直接把自己放在了“窃国”的位置上。只是由于“集体领导”的内部权力平衡机制,这一窃取没有表现为袁世凯那种个人的“大盗”形象,而更多地仰赖于谎言的支撑。这可以说是“政府有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八九年本是确立宪法权威的一个最佳机会,由于共产党及其政府的蛮横,由于他们甚至连一个遵循宪法的过场都不肯走,一个“训政”的藉口都不屑于提及,这一年成了中国法治建设史上一个大倒退的转折点,其基本表现就是从此根本取消了上诉到法治最高裁决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却从八十年代党政分家的改革方向倒退,在各级政府机关都显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独权倾向,尤其是在基层,司法看着政商利益的眼色行事已形成固弊,虽然曾有“民告官”的成功案例,但总体发展倾向已成为各级党政当权者维护巩固既得利益的马前卒,而一般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被根本封杀。

在这种“法治”发展趋势下,思想界的反应如何呢?与五四时期更关心社会整体发展可能性的取向不同,在九十年代中国的讨论环境里,“法治”领域和“经济学”领域一样,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已经获取了凌驾“社会”考察的超时空“本体性”,很少反思自己的外延,反思作为个别领域和整个社会结构的有机关系。即使在“显学”的逻辑内涵范围内,也还没有见到过质疑现行宪法解释机构作为“宪法法庭”的功能。中国大陆公民的宪法权利也和香港“两制”了?

这里,我们还需要对“政治”稍加注解。中国现状的悖论之一在于,政府宣传总是声称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社会生活中任何背离政府宣传口径的政治意识表达,都有陷入“颠覆国家政权”这一黑洞的维宪。有意无意回避这种危险,是社会大多数成员不言自明的选择。这种情况和上面谈到的“非宪化”过程,再加上近年来沿海和都市区域与美国日趋密切的交往,社会思想深受美国“利益集团政治”思路的影响,似乎“政治”,除了在抽象概念上的“全社会”“全国”意义上,就是具体地为活动者本人所属之社会利益集团谋福利的活动,二者之间,几乎没有舆论余地留给“公民”个体的独立政治诉求,更不必说世纪的政治活动空间了。与此相呼应,思想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也并没有为“政治权利”的正名做出多少贡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加入了为“政治”抹黑的大合唱。

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共产党员数目激增的九十年代后半期,参与非党“政治”活动却会带来为人侧目的直接社会效果,所有本应与公民政治权利相关的活动,都在“社会福利”、“国策讨论”、“学术探讨”、“法治独立”等诸般名义下进行,常常明确拒绝任何非官方政治因素的指涉,却不问自己是否也已经独立于官方的政治。假定我们可以理解当事人的困境,不应自欺欺人的则是,“公民的一般政治权利”的名誉已经在这样的过程受到玷污和损害。必须明确的是,不论现任政府许了多少愿并做了多少事,公民都有合法的政治权利表示自己的意见和不满,无论其谈论内容是否直接与其本人的生活相关。例如,一个在相对公平清廉的机关工作的公民,有权利公开抗议政府惩治腐败的不力并公开讨论其政治原因;一个城镇居民有权利批评城乡户口政策对农民的歧视;一个工商业者有权利探讨国营企业工人组织工会或罢工的合法性;而且,这些公民有权利联合起来举行政治性的抗议和示威。所有这些,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立法保护的政治性基本权利范围之内。而今天中国政府的实践,则是把中国境内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垄断起来了。

当任何超出本人直接生活范围的社会性活动都需要小心翼翼地抹去“政治色彩”,当界定法治外延的“宪法法庭”被实质性架空,直接关涉公民本人生活的政治权利也就同时受到了日常性的剥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江西收缴公开出版的地址农业苛捐杂税的文件集和沿海城镇禁止非国营企业工人组织自治工会;而对社会最深刻的伤害就是以“法治”和“发展”的名义扼杀一切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精神的萌芽。

三、“学生有错”的特殊性

明确了政治抗议的合法性基础,就需要再回到前面讨论过的第一个问题,做进一步的界定。虽然八九年政府镇压之罪与“撞了白撞”案中的机动车驾驶员和交通管制机关有可比之处,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却与“撞了白撞”中的违规行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可比。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政治性冲突,因此,讨论“学生有错”的前提是学生在宪法意义上“无罪”,甚至没有行人交通违规那种性质的“罪”或“错误”。

学生不仅在宪法保障下的刑事意义上无罪,而且由于这是政治性示威,示威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都坚持和平请愿、无暴力抗议,因此在民事意义上,游行示威过程中因为生产停顿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政府额外开支,也不能算到示威者头上,而主要应由政府承担责任,是中央政府失职引起大规模和平抗议示威的后果。那些善于以美国法律实践比照中国情况的人们不妨考察一下一九九二年洛杉矶暴乱和一九九九年西雅图抗议时的处理情况,再来设立审判王丹的虚拟法庭也不迟。何况这种解脱政府经济责任的概念混乱已经反映在目前国内法治实践的很多问题中,尤其是在执法人员违法侵权的现象上,格外严重。

正是在以上这些理解的基础上,我认为任畹町和陈礼铭反对王丹关于“学生有错”提法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见《大参考》),学生是否有错的讨论和政府是否有罪的问题并不构成反比关系,在这里实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未免有些教条了。

综上所述,在我看来,讨论“学生有错”必须严格限制在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专政体制下提出政治性诉求时的内部机制上;而且,在讨论机制的层次上,可以暂时不考虑很多在实际策略层面上的不同意见。即,策略中的“对”“错”只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有在明确了机制上的必要条件和运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不同具体情况以后,才具备讨论的可能性。基于这个认识,我也不同意胡平那样笼统地提倡“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策略性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实施的前提条件是运动已经具备了相应“试错”的内部机制,这样的前提回避了机制层面上的问题。

绝食作为一种斗争手段,就属于需要在策略层面考虑的问题,既不是完全不可运用,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战无不胜,并不属于要无条件地支持或反对的范畴。关于发起绝食,封从德等人的回忆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事后”性质的,力图证明学生当时除了绝食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策略可能了。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可以清楚地从对话团的活动看出,本文不拟在细节上作过多讨论。

同理,所谓“斡旋”也只有在学生方面有“斡旋”的实力和“资格”(qualification)时才有意义。探讨八九学运进行过程中的斡旋(“斡旋”在当时特指在学生与政府之间寻求和解之途,并不考虑其他社会各界),就必须注意到这个词汇(或者说这类行动),在五月十三日绝食开始之前,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而到那时为止,胡耀邦逝世已将近一个月了。在这期间,尤其是在五月一日以前,不说李鹏等人,即使是赵紫阳,作为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根本没有积极主动地关注过学生的要求和动态。从四月十八日开始在新华门的冲突,到四月二十二日学生代表在胡耀邦追悼会时下跪并因而造成学生情绪的进一步激化,在学运初起的整整一个星期里,赵都没有过任何要与学生亲自会面、交流的表示。

[以上原载2001年7月13日《新闻自由导报》总第343期第三、四版;以下原载2001年7月27日《新闻自由导报》总第344期第三、四版。]

更有甚者,他轻率地否决了改变行程的建议,胡耀邦追悼会一完,就去出访北朝鲜去了。而在学生方面,这正是形成大规模正式组织的关键时刻(四月二十五日晚北京高联成立会开始时,“4·26”社论还没有在电台播出)。

即使是赵紫阳这样有“党内改革派”名声的领导人及其手下一些得力干部,在学生诉诸绝食行动之前,也没有考虑过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开启与示威学生直接对话交流的大门。他们的眼睛盯着的、心里关心的,从来就不是正在抗议示威的群众。相反,他们自始至终更关心的,都是不要被党内的竞争对手抓住把柄。只有正视这些因素,我们才能理解绝食者不愿进入“斡旋”的真正原因——进入“斡旋”的那一刻,就是他们失去“斡旋”资格的开始。柴玲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直觉并没有错,错的是本应视为策略手段的“斡旋”,在很多分析者那里,被当成了学运的“路线”“大方向”来大作文章。

在我看来,学生方面有错误,但其最根本的错误,却并不在是否绝食、是否积极参与斡旋、后期是否要撤出广场等等这些策略层面上的问题。

四、学生错在哪里(之一)

那么,在学生运动的内部机制上,学生“错”在哪里?我以为,一九八九年的抗议示威过程,暴露了学生方面两个根本性的错误。

第一个是如何认识政治抗议运动中“自发性”与“组织性”各自的合法基础及其相互关系。中共在建国以来到六四之前,由于受到自身意识形态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制约,对群众“自发”的运动,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利用过这种合法性,邓小平由于借助了平反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重新上台,在八十年代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合法性;当时(以及今日)媒体盛赞北大游行队伍中不期而现的“小平你好”横幅时,就是默认了群众“自发”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是可以而且应该容忍的。

八十年代的历史特殊性,不在当局对“自发”表达感情的容忍,而主要在于社会氛围和政治环境鼓励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社会各界自己“组织”起来探讨各种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七十年代末西单“民主墙”被镇压后仍有很多小组织活动的原因,也是八十年代末王丹在北大举办“民主沙龙”、出版《新五四》杂志的大背景。以六四后对当时学生组织情况最为关切的封从德为例,据他自己回忆,1987年北大柴庆丰事件时,他拒绝加入示威组织者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抗议委员会希望保持地下“保密”状态。

因此,“自发”与公开“组织”,表达“感情”与表示“意见”,是八九年中国政治危机中的一个潜在的主题,是“自发”与“自觉组织”的政治性活动二者之间改变比重、改变先后次序的一个关键时刻。然而,很显然,当时的学生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时刻的重大历史意义。

胡耀邦逝世不到一周,北京主要院校的学生已迫切感到建立学生自治组织的必要,而胡逝世十天以上才发表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却还没有把“非法组织”作为理所当然的罪名。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的成功,在市民眼里,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有组织的学生;在学生方面,则是从来没料到这样广泛“自发”的社会声援。当时赵紫阳不在北京,政府在游行结束前就广播了同意与学生对话的决定。这本身就是对“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的一种让步。到五月四日游行前,递交请愿书与袁木的公开答复等等,都表明政府与中共正处于被迫跟学生“组织”打交道的状况,这是学生对话代表团成立并开展活动的现实基础;根本改变“自发”与“有组织”之间相对话语地位的历史时刻已经来临。遗憾的是,大部分学生对这个历史性时机完全没有自觉,兴奋于“自发”带来的解放感,陶醉于受“自发”行为“感召”而起的大场面,釜底抽薪,破坏了以基层民主秩序为基础的学生自治组织合法化的长远可能性。在我看来,这才是为什么说当时发起绝食是一个错误的主要原因。

至于封从德说北京高联当时内部混乱,确属事实,但却不是我们至今仍无视“有组织”政治活动的历史时机的藉口。很显然,以“自发”为号召的绝食进行不到48小时,也已经感到了“组织”的必要,由李录以要挟自焚为手段建立了“绝食团”。“组织”在当时的示威中已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可惜的是,示威者们更自觉地依赖的仍是“自发”带来的快感,只把“组织”作为方便一时的手段,随意更新名目、更换程式,全无谨慎之心,也全无对扎根基层的尊重。这是“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也未能幸免的致命伤。

其结果,就是六四镇压所标志的另一大转折点:一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会被学生轻易放过,中共则不再掉以轻心。时至今日,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思想性活动都可以成为受镇压的理由,甚至象沈阳退休老干部周伟那样针对具体案件的反腐请愿,都会以“非法集会”的名义被送去劳改。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史的长远角度观察,不能不说史一个大倒退。(以上所指封从德言论,见《回顾与反思》及封本人的回忆录)

五、学生错在哪里(之二)

学生的第二个主要错误,和当时知识分子和社会思潮的整体倾向有关,是缺乏一个激发持续创造性热情的理想目标,而且,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致力于寻求这样一个目标。更确切地说,这也是上面讨论过的忽略“组织”、淡化“政治”色彩等倾向的重要思想根源,其本质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在打出反对“专制”、争取“自由”旗号的多年努力中,和中共领导层一样,恐惧于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式的混乱,因而刻意回避了现代社会的公民既需要不被侵犯的“消极自由”,又需要有再充分保护下实施“积极自由”的权利。这一缺陷,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反省和讨论中表现得越来越清楚了。

具体而言,八九民运最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理想主义精神,集中展现了为了可能的共同目标,他们能在最缺乏组织的状况下,积极主动地协同努力,自觉地约束自己,并以各种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直至宝贵的生命。

令“后人”扼腕叹息的是,运动自始至终都没有能把这个“可能的共同目标”具体化,既没有“最高纲领”,也缺乏扎实有力的“最低纲领”。从五月初到戒严令颁布的五月十九日,除了新闻工作者创造性地提出“新闻要说真话”的口号外,天安门广场的凝聚力集中在了“不是动乱,现场直播”这样两句极为平庸、极为学生中心的口号上,北京民众和外地学生始终被限定在“声援”和“保护学生”的角色中。最终还是由于政府的戒严令,才多少改变了这个局面。戒严令的颁布成为对北京市民的直接侮辱,此后的示威也因此具备了全民抗议的自觉。这也是“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终于成为示威者要求的时刻。

然而,“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什么?事实上,当时的这个要求,以及北京人对戒严令的抗议,仍然没有脱出“正确评价此次学生运动”这个狭小议题的阴影。没有能够及时恰当地形成与运动规模和群众潜力相适应的政治诉求,失去了进一步激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将抗议示威运动转化为长期合法的建设性政治运动的机会。

平心而论,民众示威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持续了一个半月,就说明当时不存在“告别革命”的选择和必要。“告别革命”的命题毋宁说更多的是面对“后八九”海外热潮的一种心态反映,可以理解,但不可神化,尤其不应将这种姿态读进对八九年当时的理解和反思中去。真正潜在而未被认识的可能性,包括修宪,公投,城镇地区试行中高级政府普选,等等,直接转入全社会范围民主政治的一些可行步骤。由当时北京市民在缺乏共同纲领情况下仍表现出的高度自我克制可以推论,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迄今为止,有可能顺利向普选转化、避免被大规模舞弊扼杀政改的唯一一次机会。这样的历史机会,同样被有意无意地放过了。学生提到过的最接近的口号,不过是“校园民主”,甚至不及八十年代初的人民代表选举运动。

放过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时机的责任,政府首当其冲,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组织也难辞其咎。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责任性质的,无力以政治方式解决政治冲突的现代政府,如果自己不主动解散重组却诉诸武力,就是滥用以全社会名义信托的国家权力;而后者则是思想认识性质的。在我看来,这个思想认识上的先天不足,主要来自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在明确认定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有重大缺陷的同时,没有勇气和能力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平、正义、公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且不说到现在,被当政者滥用的“有中国特色”已经成了政治笑话不可缺少的调味料。换句话说,这个先天不足来自在“最高纲领”可能性面前的瑟缩不前,宁可摸着石头过河、出了问题再说,也不愿在各个社会阶层(其中既有经济改革的受益者,也有大批因为经济改革而受损的社会成员)都表现出高度合作意愿的时候,站到意识形态的领导前沿。

这种先天不足,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在“后冷战”的国际环境里,更加恶化了。经济资本主义、政治一党专政、国家社会上唯利是图,似乎成了中国的唯一选择。正如很多忧心如焚的知识分子所指出的,在这样的思想环境里,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正在滑向社会文化全面腐化的进一步危机;而八九年“六四”期间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同舟共济、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理想主义品质,正在被全社会刻意遗忘。

为了我们曾经的理想,为了因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的辉煌,我们永远怀念六四死难者。坚持纪念六四,是帮助我们保持良知、正视现实的最佳方式。

〈2001年6月,应《新闻自由导报》之邀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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