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六四镇压下的遇难受害者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
关怀他们就是在救赎自己!

——孙立勇



图片来自《华夏文摘》八九六四图片库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旧文:思绪离离(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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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到美国以后,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自由了!我要充分地享受这份自由——自己出去坐公共汽车,找工作,找住处,自己处理自己的一切问题。

洛杉矶的公共交通相当差劲。对于一个没有华人朋友在身边的初来者,这些都不是容易事,但我确实有一种享受的愉快,在那时认识了我的人都会有这个印象。面前似乎事全新的生活,过去的一切都隐退了。

但这不是真的。

六四不是我心上的一个伤口。它是插在心上的一把剑。剑柄的每一次颤动,都会引起创痛,都会滴下新的血。


二、

六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许多普通人家的生活,也改变了我。我究竟是有了多重大多深刻的变化,或仅仅是暂时调整一下人生道路?

在开初的几个月里,我常常以为是后者,常常设想着虽然不得不走另一条路了,但我还是我,我这个人没有变。

但这不是真的。

父亲去世了。我猛然醒悟到,我不再是过去的我,原先的那个王超华已经不在了。⋯⋯


三、

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伴随着我度过了漫长的几个月。最爱听的是中央台的“今晚八点半”和长篇联播。但每天的新闻是必须听的,从早上6:30,直到晚上10:00。

12月28日那天,就是在早上6:30的新闻联播中听到父亲追悼会的消息的。当时有什么反应已无法辨清记住。我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青天霹雳”、“呆若木鸡”之类的形容都不会过分。7:15分我又调到另一台,等待这个消息的再次播出,但刚播一句就不再听了。不必核实了。这肯定是真的!

眼泪是什么时候开始流下的?记住的,只是哭得头也晕了。绝望攫住了我的心。我还在这里干什么?我究竟为了什么要躲起来,又要继续躲下去?这些爱你的人因为你而辞世,你却仍然躲在这里,你的躲藏你的保存生命,究竟意义何在呢?!

周围没有一个人。要到中午才会有人来。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甚至没有来回兜圈子的余地。努力压抑了三四个小时的最强烈的冲动不是回家,不是去看望母亲和家人,而是去公安局投案。

这么多学生死了,这么多和你一样的北京人死了。连你的亲人也因为不堪为你忧虑的重负而死,你又为什么还要躲藏,不能勇敢地面对你的命运?

但是我不能不辞而别,我不能让保护我的朋友忽然处于情况不明的状况,这都是些善良的,没有秘密工作经验,也没有任何文学研究背景的人,我的不辞而别,很可能使他们贸然和我家联系,而成为公安人员的目标。

我想去投案,并不是想自首。我只是试图“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我怎样能给朋友们一个保证,使他们确信,即使我被永久关押,他们也不会被出卖?他们以前并不认识我。

也许我应当自杀以谢世人,以谢先父,以谢六四亡灵。但朋友终于来了——

你不堪父亲因你只能偷生而死,你就愿母亲因你死而死吗?你一天没被抓住,就是北京人民没有白牺牲的又一个新证明。

——是的,我不再是我自己。我和六四不能再分开,我和北京人不能再分开。


四、

我不再是我自己。

来到美国,有朋友告诉我,在父亲追悼会时,当局和朋友们都以为我会回家奔丧,我才惊讶地意识到,当时自己想去公安局的愿望远远超过了想回家。

六四后两种矛盾的强烈愿望不断冲击我,使我彷徨于其间,常常茫然不知所往。

一是,还我普通中国人的本来面目,还我普通北京人的日常生活。

另一是,我已经死了。我应当是已经死在了那个恐怖之夜。生者自应继续他们的生命,但我不属于生者。我本应站在捐躯者的行列种。历史残酷的恶作剧使我活了下来。


五、

本应更多地谈谈父亲。

去年五一上午民盟中央纪念五四座谈会,闫明复也去了。父亲回来后兴奋地说:我也替你们学生说话了。我发言相当尖锐呢!

5月23日,在广场度过十天后终于又见到了父亲。他不顾老泪纵横,大呼妈妈的名字:快出来!快出来!她回来了!⋯⋯不等妈妈出来,又颤抖着从不离手的烟斗对我说:你要是被捕了,我就去自首,我就是你背后的黑手!

这样的小事能帮助外人了解他吗?

他已经75岁,但我相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会预料到他的突然辞世——尤其是在那个春天之前。他不是一个垂垂老矣、只能等死的人。

他很看重自己的学术研究,老来从不搀和青年们的政治活动,常常谢绝可能与群众接触并可能提高社会知名度的各种邀请,甚至谢绝为群众性报刊写宣传性的文字。

他愿意自承为我的黑手。这是他对我的最高评价——他确信我是一个普通真诚而愿不断追求的中国人。他在用他75年的生命,用他的人格为我担保。

爸爸,谢谢。我们有过许多次激烈的冲突,以至双方都不能不承认“代沟”的存在。但有您这句话在,对于我的父辈,此生此世亦复何求!


六、

各人眼中的历史不尽相同。何止历史,即使一个人,在各人眼里看过去也自会有不同的映像。

原谅我,爸爸,没有为您写更多的文字。在我,这还是一个太过沉重的任务。也许,做这件事,朋友们比我更合适。

但我知道,你是因我而去。

你已去了半年。我不能不提起笨拙的笔,哪怕只能写下这些不足以表达内心创痛的话。

永别了。

1990.6.9.



[与此文同时拟就的关于我父亲的注解:

王瑶,1989年12月13日于上海去世,终年75岁。生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原文发表于1990年在美国发刊的《广场》。此处根据本人手稿整理。唯一有所修改的,是根据当年国内朋友的建议,删除了所有引言前后的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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