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思绪离离（之二）（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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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年多以前，中国有一句最流行的话，人们既用它来取笑别人也用它来为自己解嘲。这句话就是那首歌的名字：跟着感觉走。现在，这话不再用来嘲笑当政者了，当政者的感觉实在不是可以轻易拿来开玩笑的，那会带给自己沉重得多也痛苦得多的“感觉”。大家似乎变得或是深刻（？）或是尖刻了。这时我却仍忍不住时时寻找自己的感觉，因为那使我体会到生活的真是，即使不那么光彩，不那么高大。


二、

刚听到通缉令时又新奇又紧张。王丹，吾尔开希，早在四月底就被便衣跟梢，放在榜首自是不奇怪。接着柴玲之后，出现了一连串北京高自联常委的名字，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当时还在等着数是第几名，等着看外貌的形容。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名字，惭愧自己其貌不扬的同时，既惊奇通缉令形容的简单准确，又惊讶那照片怎么不像我，⋯⋯

雨打沙滩一般斑驳错杂的印象过去之后，强烈而又沉重的感觉象泥石流一样不可阻挡地淹没淤塞了我的心。我在泥潭当中，挣扎着呼吸，挣扎着张开双臂，挣扎着要喊出声来：“不对！这不是真的！”

有谁能体会这感觉吗？我似乎了解了当年一些青年学生在一夜之间被划为右派时的心情。

政府在把我们推下泥潭，政府在隔离我们和人民，政府想指我们为一小撮政治野心家，并且在期望着群众渐渐用“看客”的心理对待我们。这真是一幅恐怖非常的前景。是的，我这个人人缘不算好，朋友不大多，但我始终生活在大多数人的轨道上，是所谓“随大流”者。我曾经用“看客”心理不公正地对待过许多人包括魏京生、任畹町，今天轮到了我自己。我焦灼异常地希望北京人相信我，抓住我伸出的手，和我对话。——我希望证实的只是：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

是的，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我甚至后悔自己在运动中跳得太高，埋怨家庭因素带给我的影响，⋯⋯。胡思乱想了几天几夜，焦点始终在“普通人”这一点上。我庆幸帮助我的朋友还和我象普通人一样聊天下棋，我迫不及待地在一切事上要参与、要说话、要确认我和他们一样——我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过于急切，有些强加于人了。终于有一天，我听到了这样不带感情色彩的话：“你们搞政治的人总是这样，⋯⋯。”

我们？搞政治的？这不啻是一盆冷水浇在头上。我重又看到了周围的泥潭。

半年多的逃亡，何止这一点点记忆？但这感觉是一条伴随始终的贯穿线。


三、

逃亡中，我开始写八九民运的回忆。

动笔之前，我先写了一个简短的前言，算作缘起。大意是说：我开始不愿写这些事，是因为感到自己在历史面前的渺小；现在我要写了，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对历史，对北京人民负有提供历史事实的责任。

我写了那么多琐琐碎碎的小事，写了那么多我们的混乱、吵闹、无所措手足；我也写了对政府的不满、失望和谴责，但我确实没写什么“英勇”、“伟大”，甚至从来没想到过从这个角度去写。写写停停，写写藏藏，刚刚写到去年5月13日的事，竟然已经有了十几万字的手稿，自觉即使被捕，也算有个交待了。当时遗憾的只是没有机会再完成它了。


四、

来到美国，一切都变了。

我惶惑异常地发现我的认识水平太低了，常常需要讲出事实后请朋友们帮我提高认识。我的立足点太低了，我看问题太肤浅了，我看到的事实太琐碎、太表面了。在我回顾八九民运时，我本应但却没做到始终从本质上看问题。

面对一双双期待、疑问、遗憾的眼睛，我开始检讨自己。

是的，我没看到学运的伟大作用，我对绝食同学的牺牲精神肯定不够，估计不足；我对北京人民的勇敢无畏缺乏认识；我对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估计不足；我对⋯⋯

我似乎不能让我的回忆以本来面目面世了，那象是在为震撼世界的八九中国民运抹黑。我该怎么办？一面仍然和广场上出来的同学打招呼，说明我将一切据实并且据当时的真实感觉写，如果对朋友们有冒犯之处，还请谅解当时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考虑，为了目前民运的大局，我也许必须要为“民运”讳，为“民运英雄”讳？

矛盾犹豫中，六四周年到了。我借《世界日报》发表了追忆的去年5月13日的一部分日记。

这篇日记单独看上去还可以，甚至比我原来写的那些还要好些，因为注意了文字修饰和文学色彩。我在寄出之前尽可能地做了修饰，从文字到内容。

可是，以后怎么办？下面的怎么写？我无法继续下去。这样写不象是在对北京人民交待历史事实，倒象是在写长篇小说了。我笔下的东西似乎多了可读性，然而我感到了苦恼，不知怎样处置原有的那份真诚。

这种感觉岂止存在于写回忆录？几乎每一次座谈会，每一次发言，都使我在面对身处美国的听众时有不得不以某种特定姿态以求得沟通的被迫感。

我的北京人民，我离你们越来越远了。

更可怕的是，我失去了陷入泥潭的危机感和孤独感，似乎离你们而去是我的必然方向⋯⋯。


五、

我应当感谢一些特殊的朋友，他们使我回到了“普通人”的轨道，帮我找回了坚持说出真实感觉的自信心和勇气——不仅是对去年事件的回忆，而且是对现在一切事情的一切感觉。

我想起了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希望自己和大众有沟通有认同，希望站在我的文化我的民族的温热的土壤中，但不希望自己只是媚俗从众。我不是觉得自己有多么杰出的特立独行的品格，我只是希望找回自己生活的真实，找回真实新鲜的感觉。我害怕自己会因为要适应一些似乎得到公认的条条框框而抛弃真实。我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因此我要大声地说出来，好帮助自己坚持这样做。我希望当我渐渐远离北京人时，我仍会感到恐怖和孤独。

民主的理念基础是基本人权。坚持自己的基本人权就要坚持自己基本独立的品格。如果“上纲上线”，也许能否坚持寻找自己的真实感觉正是对我的民主素质的一种考察？

1990.8.21. 洛杉矶


［根据手稿整理。原文发表情况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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