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六四镇压下的遇难受害者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
关怀他们就是在救赎自己!

——孙立勇



图片来自《华夏文摘》八九六四图片库

2011年6月11日星期六

王超華:為了人民主權的政治理想——紀念八九“六四”22週年

2011年6月2日 星期四

王超華:為了人民主權的政治理想——紀念八九“六四”22週年


图(左起)柴玲,封從德,張伯笠,王超華,王丹,李錄。

【新世纪特稿2011年6月2日】隨 著二十多年時光過去,雖然過來人仍然懷念一九八九年全國風氣雲湧的民主運動,但當時到底如何“轟轟烈烈”,在如今的年輕人心目中已經很難想像。孰料今年以 來,中東民主浪潮一波接一波,當中共當局在二月份還拿不定主意要如何對應時,埃及民眾的熱情和誓死堅持,已經為國人展現出社會生活和民族新生的另一種可 能。實際上,二零一一年的開羅解放廣場,幾乎重現了“六四”鎮壓前的天安門廣場,給我們一次寶貴機會,重溫當年種種危機下的勇氣和奮鬥,也幫助我們再次肯 認,八九民運的精神和北京市民在“六四”鎮壓時冒死抗爭的勇氣,正是出於堅持公民參與和人民主權的信念。

面 對這不同於以往東歐和中亞“顏色革命”的新一波民主浪潮,中國政府一方面出動大批國安警力,無預警也無視中國自己的法律規定,重拳打擊過去幾年來活躍維權 的各界人士;另一方面,也在思想文化界加強了鼓吹“中國模式”的調門,或明或暗地為八九年“六四”鎮壓辯護。在“六四”二十二週年到來之際,我們有必要釐 清其中模棱兩可乃至惑人耳目的言說,為六四死難者及其家人爭取公義,為一九八九年的抗爭正名,並在暴力強權面前堅持歷史的記憶。


一、“主權在民”還是“主權在黨”?


今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也是中共建黨九十週年,目前中共已經將自己的建黨紀念強加在全中國人民頭上。藉著經濟崛起,大中小學校和各種機關單位以政府名義展 開長達數月的各種相關活動,不但強調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改革開放、沒有經濟成長,而且再次出現要全國公民對黨感恩的聲音。這種“皇恩浩蕩”的 主奴思維,是今日的中共從人民手中竊據國家主權正當性的最鮮明標誌之一。

改 革開放的緣起,在於當時針對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要求“撥亂反正”的洶湧民意。從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四五”事件開始到七十年代末,包括魏京生、任畹町 等人積極參與並因而入獄的北京西單民主牆在內,強烈的社會呼聲,為鄧小平等人從華國鋒手裡“和平政變”奪權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正當性支持。由於這一關鍵的歷 史背景,八十年代才會在反反覆覆的政治運動打擊下,仍然多少推動了廢除國家領導人終身制、黨政分家、村級選舉等還政於民的初步舉措。

一 九八九年春天,胡耀邦逝世引發大規模學生運動之後,趙紫陽等中央黨政領導在五月初曾數次表示,改革開放既要在經濟上過“市場關”,也要在政治上過“民主 關”。這時鄧小平和趙紫陽還沒有發生最後決裂,這種說法本身,既與七十年代末改革淵源的邏輯一以貫之,也是此時仍標榜改革的中共領導不能不對全國民眾保持 的基本承諾。甚至在“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還曾持續談論要“先”把經濟搞上去,即他所謂的“發展是硬道理”。那時對他這種言論的普遍解讀是,經濟上去之 後再談政治改革也不遲。

但 是歷史證明,“六四”鎮壓徹底改變了中共統治的性質。出動正規軍,真槍實彈地鎮壓和平示威民眾,並以戒嚴手段在長逾半年的時間裡將軍事恐怖推及全國主要大 城市,而且在事後的二十多年裡不但拒絕獨立調查,還連坐迫害死難者家屬,並嚴格查禁相關公共言論——這一系列步驟之間並非沒有內在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不 惜一切代價維護中共政權。可以說,“六四”之後,中國改革的政治邏輯從“主權在民”借助政權暴力轉變到了“主權在黨”。因此,無論“六四”之後的政治迫害 比起毛澤東時代來要寬鬆多少,中共都是在實質上篡奪了中國公民賦予國家政權正當性的主權地位。

過 去二十二年裡,這個政治邏輯並非一直明確可見,而是經歷了本身由隱到顯的過程。與鄧小平當年暗示經濟發展必然會帶來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中國經濟增長越快, “主權在民”的聲音越弱。江澤民時代“三個代表”的口號,還可以看作是論證中共執政正當性,即,為中共堅持掌權做理論上的辯護。到了胡錦濤治下,“科學發 展觀”和“以人為本”的提法,已經沒有了這一色彩。與此同時出現的,一方面是加入WTO帶來的出口主導經濟飆升,另一方面是通過釋放“群體事件”數字為武 警部隊在組建和裝備上的更新換代造勢。此後北京奧運和歐美金融風暴同時在二零零八年夏季發生,中國迅速走向國際新秩序的前沿,國內的維穩也更向體制化制度 化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很多境外觀察家將維穩看作是中共虛弱恐懼的表現,恐怕是一種誤讀。最近官方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指責受到打壓的北京守望教會不該在 “敏感時期”堅持集體禱告活動。“敏感時期”和“維穩”不但成為官方採取強硬行動的公開藉口,而且已是過去兩三年和未來至少兩三年內的治理常態,都說明這 是“主權在黨”浮出水面正式亮相的結果,並不是統治集團緊張心虛的反映。

從 兩年前中共建政六十年到今年建黨九十年,官方輿論上可以看出越來越明顯的從國家民族論述(“大國崛起”、“復興之路”)轉向黨的角度(“中國模式與中國共 產黨”)。值得注意的是,最早明確論述“主權在黨”理念的文章,出自海內外公認為中國“新左派”領軍人物的北京清華大學汪暉教授(雖然他本人在國內一直拒 絕這個標籤)。他在《文化縱橫》2010年第2期發表《中國崛起的經驗及其面臨的挑戰》,延續幾年前論述“去政治化的政治”時提出中國“黨-國”體制與西 方選舉執政黨並無根本區別的觀點,開篇就說明,中國改革三十年並非一帆風順,其中最大的政治危機就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如果認識不到“中國國家的政治性格是 主權性的和高度獨立自主的”,就“很難設想中國在1989年後的命運”。在他對歷史的進一步解讀中,“六四”鎮壓之後,“黨政分開已經不是一個流行的口 號”,隨之出現的是政黨國家化現象;因此,在今天的中國,“政黨成為主權的內核”。“主權在黨”的立場由此而獲得學理正當性,“六四”血跡被再一次以思想 的名義粗暴洗刷。

事 實上,無論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時起草憲法的過程(從“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公佈“共同綱領”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是後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的經濟組織(例如:“人民”公社;“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而不是今天有國無民的“國有企業”),即使是在毛澤東統治的二十多年裡,中共也始終是以 “人民”的名義建政執政。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將近兩個月時間裡,從北京天安門蔓延到全國各省市的大規模群眾抗議示威運動,形成了中共當局和示威群眾兩方對 立的局面,從根本上說,正是人民要求實現實至名歸的國家主權身份。從發布戒嚴令到“六四”屠城,兩個星期的時間裡,北京市民不分年齡職業,夜夜警醒。只要 聽說哪個方向有軍隊向城裡進發,總會有大批當地市民湧上街頭堵截軍車。六月三日夜裡軍隊以坦克機槍開出血路殺向廣場,血腥清場延續到第二天清晨,一路上都 有學生和市民一次次英勇地迎著持槍列陣的軍人高叫“法西斯!”,冒死阻擋。北京“六四”鎮壓中,死傷最為慘重的正是普通市民。支持著他們與身邊的陌生人攜 手同心視死如歸的,不是任何具體有限的利益保障要求,而是相當抽象的政治主權意識和民族自信,以及這種主權自信激發出的自豪感。


二、壓制參與的政治壟斷


二 十二年來,以香港支聯會為首的海內外有心人士堅持紀念“六四”,保護集體記憶,向世界表明中國人民並不是“文明/文化”基因決定下的健忘的一群。國內也有 各種各樣持續的努力和抗爭,致力於擴充底層公民參政議政的實績。為甚麼多年堅持下來,中共仍然能夠推出如此蠻橫的“主權在黨”言說?考慮到與這些大權獨攬 的言說同時興起的,是全國推廣重慶式唱“紅歌”和向黨謝恩表忠心,當前國內的社會政治氛圍,既難以單純定義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去政治 化,也無法看作是社會主體自下而上的重新政治化。更準確的概括,也許應當說中共官方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壟斷在文革後經歷了一個從近於解禁到重整控制的過程, 如今已具有與毛澤東時代極為不同的形態,滲透到不同層次的多種面向,而且越來越公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暴力和市場經濟邏輯同時扮演著關鍵角色,迫使社會 發生深刻的去政治化趨勢,也逼出今天讚聲沸反的表象。

“六 四”血腥鎮壓,喚起人們對文化大革命時期人人自危的回憶,造成社會中的寒蟬效應。但由於政府和社會雙方共同承繼著八十年代以政治開放推動經濟改革的餘勢, 而且當時外資抗議鎮壓而大批撤離,造成政府財政困境,也迫使中共政權盡力縮小後續打擊範圍,實際上的迫害連坐程度遠較文革時期為輕。即使在鄧小平一九九二 年初“南巡講話”之後,中央政府主要壓力仍在經濟方面,地方上因循此前慣性,只要沒有直接觸及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不在“姓社姓資”的立場上挑戰經濟 政策,很多問題都可以公開討論爭辯。這個時期,“民主”被暫時擱置;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公平”與“正義”成為重要關鍵詞;上訪仍在持續,“截訪”尚未 開始。很多電視台和平面媒體深度調查、銳意探索的欄目, 都出現在此時,以“打擦邊球”方式施壓,延續了社會公眾依然活躍的政治想像。鄧小平“先把經濟搞上去”政治改革以後再談的暗示,仍得以維繫。

此 後的一系列發展就不那麼令人樂觀了。地方上,一九九四年分稅制改革,之後以招商引資、計畫生育、“截訪”、經濟增長等項目為地方政績指標,迅速將地方政府 公司化利益化,與基層民眾發生無可避免的直接利益衝突,而民眾的政治權利卻沒有明確的限定和保障。大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平正義的社會想像逐漸讓位於 更緊迫的危機——“權利”話語在民眾中逐漸上升,成為社會自我保護的首選。

在 中央層面,一九九八年克林頓訪華前後,中國民主黨依法定程序公開申請正式註冊;一九九九年發生法輪功事件。這兩次,中共當局都在短期游移不定之後,下決心 大批抓捕當事人,並針對後者發起中國社會已經久違的大規模宣傳“教育”運動。與此同時,互聯網進入中國;而二零零一年底加入WTO,加速了媒體商業化泡沫 化趨勢。在“人民”與中共政權分享政治權力/權利的意義上,這些現象中最具標誌性的是,鎮壓法輪功是破壞法治、侵犯人權和公民權的惡性事件,但絕大多數社 會成員或是參與配合,或是選擇迴避和沈默,很少有人公開質疑。對很多人文社會活躍人士來說,似乎“六四”鎮壓得來的主要教訓就在於,“政治”敏感地帶不妨 暫時繞開,過後總有機會在社會生活中拓寬更大的活動空間。這種幻覺進一步削弱了在社會想像基礎上向統治者施加政治壓力的可能,加速 了民間喪失政治話語權的進程。

從 此,互聯網一波一波的活躍事件,網絡和媒體上興奮不已地宣稱的“維權元年”、“公民元年”,直到零八憲章,成功的案例幾乎都無法保持舉一反三的潛力。相 反,官方越來越放肆地以談論“政治”為控告“顛覆政權”罪的藉口,走法庭過場時,不允許被控者和辯護律師在具體言論基礎上分辨公民本應受到保護的政治言論 自由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民眾的政治話語權大倒退。“擦邊球”原有的擴展意義消失,無法構成聚沙成塔的累積;“藉力使力”變成一廂情願,對地方執政者並不 具有原則性約束。這種變化,在海外也感覺得很清楚。去年崔衞平和何清漣在網絡上爭論是否應當高度肯定溫家寶關於政治改革的言談,凸顯出癥結所在──由於政 治話語被單方壟斷,缺乏共享的政治基礎,在官方和民眾發生利益衝突時,民間失去施壓的槓桿。

“主 權在黨”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應時而出。上文提到環球時報就北京守望教會發表的社論,既藉“敏感時期”,也用所謂中共一向嚴格控制非官方組織規模的說詞,要脅 教會就範。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今年五月中發表文章,公然反對“公民社會”的提法,力圖將社會上與政治有關的言說,限制在“社會管理”和“政府能力”的 範圍內。“先把經濟搞上去”仍然常常聽到,只是這種說法所暗指的已經不是任何意義上只要耐心等待就會隨之而來的政治改革,而是將許諾局限在改進社會福利, 平息因收入兩極分化引起的不滿。不管是“先”搞經濟,還是以後實現福利許諾,中共及其領導下的各級政府,都拒絕與人民分享政治權力。這是最近地方人民代表 大會改選時,登記參選的下崗職工竟然會遭到政法雙重迫害的根本原因。

在 政治壟斷的基本框架和經濟管理語彙的籠罩下,政府經濟政策優先安撫城市和黨政官員,配合市場經濟和消費文化的擴展,當代中國社會確實瀰漫相當嚴重但又不同 於西方社會的“政治冷漠”,年輕人、公務員以及城鎮中等收入階層多少有著很強烈的自主幻覺,也會相當主動地將與政治權益相關的場域轉讓給黨和政府。另一方 面,生活中的自由度也許確實相當寬泛,可是,這是剝奪了公共政治生活的自由,其中的“轉讓”恐怕並非如很多人想像的那麼“主動”。看一看廈門反PX建廠, 廣東撑粵語,上海悼念大樓失火喪生者,南京保護梧桐樹,在這些令人感動而且成功的群聚事件裡,參加者不得不以“散步”甚至有時要以“打醬油”的名義出現, 大家都自覺地否認這裡有任何“政治”意義,生活的“權利”是上街的主要理據。甚至海外有相當名望的民運思想家也曾撰文論述民運是“政治”,維權不是“政 治”,二者應當區分開。

因 此,如果說今日中國社會存在嚴重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這個表述的實際義涵存在完全相反的解釋,這裡不做具體辨析),如果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內涵得不到持續 的審視和反思也得不到有效的大眾參與,那麼中共當局壟斷“政治”話語、剝奪民眾政治表達的權利,就正是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源。在這個大背景下出現的“唱 紅”,只強調對上讚頌,對下規訓,也就不足為怪了。這種所謂復活了的“革命傳統”,不包括允許民眾質疑官僚體制,甚至不接受和平的上訪,更不必說注意到缺 乏生活來源的下崗工人被迫擺攤卻又遭城管欺壓時的自衛反抗了。

這 是為甚麼官方一邊提倡來源於文化大革命的“唱紅”,一邊繼續以指涉文革初期政府癱瘓狀態的“中國不能亂”來挾持廣泛的社會不滿。“動亂”是以鄧小平為首的 中共掌權者污衊八九民運的關鍵詞。一九八九年春天,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到六月一日兒童節,在一個半月的大規模群眾抗議示威過程中,北京沒有發生過一起 所謂的“打砸搶燒”事件。在警察消失不見的大都市,學生和市民自發維持著和平的秩序,廣場上甚至出現小偷“罷偷”聲援學生的標語牌。可是就在這期間,中共 卻以首都發生“嚴重動亂”的名義,在北京城內外佈置了幾十萬大軍,做好戰鬥部署,為了自己不丟掉統治權,不惜對人民大開殺戒。

“六 四”死難者及其家屬遭遇的首先是人道災難,施害者也首先必須承擔戕害平民的罪責。但是,由於“六四”鎮壓的政治性質,為死難者及其家屬尋求正義並不僅僅是 人道意義上的問題。包括那些並未參與抗爭但在路邊或居室裡無辜傷及的死難者及其家屬在內,政府對“六四”時期所有各種情況的受害人都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 任。提倡並堅持“主權在黨”的言說和強權實踐,只會拖延償還的時間,不會改變事件的性質。中國總有一天要還政於民。


三、青春激情的理想主義,理性自制的民族


一 九八九年遍及全國的民主運動,在當時的語境下,一般都是稱作“學潮”或者“學運”。即使後來市民人數大大超過學生,大學生還是被看作是抗議的核心和主要參 與者。運動從北京向其他城市擴展時,一般情況下也是當地學生首先起來響應。青年和青春,特別是絕食學生以主動犧牲身體生命為號召的激情和決絕,是運動轉向 “沒有退路”的關鍵。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說,在長達一個半月的時間裡,激情並沒有引向暴力。當時民眾中的眾聲喧嘩,群龍無首,卻又齊心向善,恰如今年二月 的開羅解放廣場。

阿 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浪潮顯示的,正是青年一代的理想主義精神。在埃及,有根柢的穆斯林兄弟會並未取得抗議領導權,反倒是城市青年通過網路串聯帶動了千 千萬萬上街抗議的人。他們追求自由解放、追求美好前景的旺盛精力,不但推翻了穆巴拉克幾十年的統治,而且創造出社會革命的奇蹟。青年們每天打掃廣場,保持 秩序和清潔。轉型開始後,曾發生醜惡的宗教衝突,引起械鬥和縱火並造成人員傷亡。此時,民主革命煥發的理想主義精神顯示出雄厚潛力,人民不再表現得一盤散 沙,他們有決心克制自己,作出努力,抵制宗教仇恨,致力於推動尚未完成的民主化進程。同樣的景象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民主運動的基本模式,如今並出現在深陷金 融危機困境的歐洲大陸,青年們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聚會露營,抗議示威,要求工作和社會公平,也要求實現“真正的民主”。

同 時,盲目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口號應該受到理性反思的檢驗,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激發出的熱情並不一定是盲目反動的,必須要在具體情境下分析檢討。從一九 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到今年最近這一波世界民主化浪潮,各地青年的理想主義表達中,都有清晰可見的民族自豪和民族自信成份,支撐著抗議者面對重重壓力襲來時 的困境。就像二百多年前的美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一樣,也像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建立“亞洲第一民主共和國”時一樣(後來的道路曲折,是另一個問題),對外 開放對內包容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這類民主化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十二年前,很多囿於中國革命教科書的老一代無法理解大學生在廣場上的“政出多門”,對學生組織生出格外多的訾言,指責學生領導不力。類似的思維定勢被中共 官方利用,在“六四”後的宣傳攻勢中,曾反覆氣勢洶洶地質問:這些學生上台,就能比共產動領導得更好嗎?!這種問法,完全無視民主化運動的推動者所要求 的,是有明確民主授權程序的政治體制,而不是要像山大王那樣取代現行統治者,改由自己坐龍床。很多同情八九民運的人,至今還會傾向於認為,主要是因為當時 學生做得不夠,處理得不好,才會發生“六四”慘案。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運動,特別是埃及的成功和也門、敘利亞等國人民面對持續軍事鎮壓至今仍堅持抗爭的事 實,足以證明,軍事鎮壓的責任者,絕不是堅持要求民主化的民眾,而只能是戀棧不去的獨裁政權和獨裁者。那些在軍事鎮壓當前時仍堅持抗爭的民眾,無論組織多 麼鬆散,策略多麼不明確,都有充分的正當性,要求“還政於民”。

在 這個意義上,青年參與的街頭抗議活動,有極為廣泛的可能性,而且常常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活力和創造性能量。八九年天安門抗議和今年的阿拉伯之春先後表明,在 青年的青春激情和暴力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青春激情未必和理性相對立;大規模群眾運動產生的共同命運和集體相關認同,未必對立於多元包容,也未必對立於每 個個體追求自我解放自我實現的理想。

目 前校園生活值得注意的問題,恐怕並不是青春激情和暴力之間的關聯,也不是多元包容的愛國主義理想過於泛濫,導致集體壓抑個體;而是如何用求知無禁區的理性 思辨豐富個體發展的潛力,也用鼓勵青年公共參與(如服務農村、邊遠地區、弱勢群體等等)提昇社群共存意識,為日漸疲軟蒼白的青春生命重新注入一種光明正大 的氣象與活力。不管今天的下一代存在甚麼問題,無可質疑的是,青年學生仍然是社會中最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也是最有理想主義特徵的一群。說青少年有這樣那樣 問題,不如說這是由於成年人和社會沒有善盡對民族共同未來的責任。政治義涵豐富的社會運動和社會服務,可以培養青年獨立負責公義參與等重要的現代公民品 德,也是為社會健康成長所能做到的最好的長遠投資。

八 九年的青年學子,積極投入了當時波瀾壯闊的社會政治運動。他們之中存在許許多多不同意見和爭論,他們的決定也曾有各種各樣的誤判。但總體上,學生們勇敢地 承擔了自己的政治責任。同樣勇敢地站在反對軍事鎮壓第一線的北京市民,很多人其實都是大學生的同齡人。絕大多數倒在血泊中或遭到十年以上監禁懲罰的人,當 年都不到四十歲。他們在全世界關注的凝視中,最後一次展現了中國人民自下而上爭取自由的自尊自信自強精神。因此,我們有必要再次重複:“六四”鎮壓是一次 嚴重的人道災難,但其內涵絕不僅止於人道災難。只有“六四”得到徹底平反,中國的青年和中國的政治才有可能重新獲得清明坦蕩的立足點。

謹以此紀念二十二年前那可歌可泣的壯烈一幕。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草於台北

图为王超华近照

在台北紀念六四二十二週年燭光晚會上的講話

王超華(201164日星期六

剛才我們看到了精彩的演出。事實上,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抗議運動,從來都伴隨著音樂和歌聲。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也不例外。

二零零九年六四二十週年的時候,每年都參與組織北美幾大城市同步紀念六四活動的洛杉磯香港論壇的朋友們決定,在往年的燭光悼念之外,還要舉辦從洛杉磯市中心的中國城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洛杉磯領事館的示威遊行。

遊行前一天,負責音響的男生問說要準備哪些節目。大家說,當年廣場上唱過的歌都可以用呵。沒有多想,第二天遊行時,美國警察沿線設置了車輛和人員,保證安全。行進在市中心居民區的路上,我們唱了《血染的風采》,也唱了《歷史的傷口》,還唱了《自由花》。忽然,不經意間,《國際歌》的音樂飄出來。我們一樣跟著唱起來。一曲高歌完畢,有朋友疑惑,美國警察怎麼沒有管我們?這不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主題歌嗎?

自從網絡視頻流行,我常常會上網觀看與六四相關的影像,重溫當年天安門廣場的情景。不過,一直到今年,我才開始查看台灣學運的影像資料。令我吃驚的是,在台灣一九九零年的三月學運中,也聽到了《國際歌》的歌聲。原來,二十一年前,當全台數千名大學生聚集到我們今天在這裡集會紀念六四的這一片廣場的時候,也曾有同學站出來,在情緒激昂中唱起《國際歌》。那時解嚴還不到三年,而且對岸那個叫做“共產黨”的執政集團又在半年多前剛剛在全世界媒體的高度關注下動用機槍坦克,對和平示威者大開殺戒。當時也有同學問,唱這首歌合適嗎?可是,在學生運動的感召下,國民政府的警備力量居然就沒有出面阻止,而且事後也沒有追查。

事實上,二零一零年三月學運二十週年的時候,電視台製作的專題節目,幾乎自始至終伴隨著《國際歌》的樂聲。

我講這兩個故事,是想說,《國際歌》的中文歌詞裡表達的理想是,“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它唱的是“從來就沒有甚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是“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國際歌》表達了那樣一種團結起來,追求自由與解放的情懷,激發了青年學生對創造美好未來的嚮往,也激勵了六四時學生和普通市民英勇反對軍事鎮壓的勇氣。

如今中共當局提倡唱紅歌,可能大家不知道,他們並不喜歡聽到《國際歌》,尤其害怕青年工人和青年學生唱《國際歌》。我們已經聽說過這樣的案例,在河南鄭州的廣場上,有人因為高唱《國際歌》而受到警察騷擾。

如果不考慮《國際歌》與實際執政的共產黨的關係,這首歌表達的正是歷史上那些激動人心改變世界的青年和社會運動所共同擁有的一種精神。青年運動,既要有獨立自主的創造精神和原則立場,又要有指向未來的願景。這正是《國際歌》傳達的信息。英特納雄耐爾,就是 internationale,這是國際主義的願景。今天我們面臨的問題,無論是貧富懸殊,還是環境議題,全球暖化,都已經是跨越國家、族群、地域界限的,全球性的問題。腳踏實地的青年運動,要有全球的視野和關懷,正是我們今天要在台北紀念六四的根本原因。

今天下午,我走過台大校園。那裡是彩球和鮮花的世界。畢業生們正在接受父母和親友的祝賀。他們將成為台灣社會明日的精英。

因為台大不但有日據時期的傳統,也有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帶來的,以及那以後艱辛積累下來的歷史和傳統,又因為今天是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看著這些天之驕子,我不禁想到,即使不談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學潮和紀念六四,也不談當年的“民主歌聲獻中華”和後來“三月學運”促成的台灣民主化轉型,在今天的台大畢業生當中,有多少人清楚五四,這個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學生運動和台大有甚麽關係?他們是否知道台大老校長傅斯年當面頂撞蔣中正的事蹟?他們又是否了解馬英九先生在今天發表的六四聲明中提到的殷海光先生?

青年既要腳踏實地服務當下,又要關注世界,關注人類的共同命運。“從來就沒有甚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要為明天構建願景,不能依賴老謀深算的政客或是官僚。明天願景的建設者,一定是有理想、有激情的青年;一定是嚮往新知、努力奮鬥的青年;也一定是對世界有了解、對苦難有同情的青年。

六四時的學生和市民,是這樣的青年;今天在這裡紀念六四的學生,也是這樣的青年。我希望我這個老學生,能夠和台灣的青年學生一起,每年都來紀念六四,即使在未來,六四可能在大陸平反之後,也來共同紀念這樣一種可貴的精神。

謝謝大家

(實際演講內容與文稿略有出入)

2009年3月13日星期五

华夏快递 : 【纪念六四】我的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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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 siyu 在 09-03-11 09:15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22026

                 ·c d·

89年夏天,我即将本科毕业。学潮初期,我还在实习。5月后实习结束,在准备论文。最初走上广场,是为了好玩,后来意识到这将是一段重要的历史,而当时身为天之骄子大学生的我们,正置身于历史的风口浪尖。

5 月底,北京城似乎渐趋平静,我也回到学校写论文。6月3号中午,突然传来军队进城的消息,听说打死了人,市民抬着尸体游行抗议军队滥杀无辜。直觉要出大事,急忙到学校理发室剪了头发,为的是万一和军队冲突的时候,不会被轻易抓住。然后去食堂吃了面条。大师傅特意给的特别多,叫我们吃的饱饱的去天安门。

6 月3号夜里,我留在广场。记得到最后广场上所有灯光熄灭时,我们学校是在纪念碑的东北侧,紧靠旗杆的方位。我坐的位置大约在从纪念碑中央台阶向东数第三根旗杆的地方。大家都把学生证放在贴身衣袋里,以便将来容易认领。很多同学互相交换了家人的联络方式,相约谁能活着出去,一定帮大家带个口信。有人拿出桶装的可乐,再把口罩浸湿一次,好抵抗催泪弹。我们几个男生把包里的饼干糖果凑到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我们都没有害怕,尽量地坐在前排,以保护后面的女生。大家平静地等待着最后时刻的来临。之后好像是侯德健劝说大家撤离。

灯光再度亮起,清场的时刻到来了。我们的身边站满了戴钢盔持枪的军人。坦克聚集在广场的北面排成一行,炮口指向我们,并开始碾压帐篷。有军人向纪念碑的浮雕上射击。那样近距离的枪声,听起来像舞台剧的效果。稍后,女神像被推倒,大约在4点多钟的样子。不时有流弹擦着我们头顶飞过。这时站起来就有被射中的危险。身旁一位女孩,用笔记录着当时
的每一步骤和时间。我们将她围在中间以防被大兵发现。

我们学校撤出广场,到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时候天刚亮,大约在5,6点的样子(我记得走过纪念堂的时候天还黑着,是在灯光下走过军队和坦克拦出的狭长通道,撤出时有军人殴打学生,还记得耳边军人的嘶吼和女生的哭声)。大家手挽着手,一辈子再也没有和谁这样生死相依地紧紧靠在一起。当和另一队学生相遇时,我对一位戴眼镜的男生说,我们一定会回来!我们久久对视,目光里是彼此的鼓励。他沉默,但他的手,死死地与我相握,直到两条队伍分开。


我们刚撤到历史博物馆门前,身后广场上响起密集的枪声,持续了至少5分钟。当时很多同学都要回去看看,被市民拼死拦住。枪声过后广场的情形我没有看到,也成了我心中近二十年的谜。但是,六部口的屠杀我亲眼得见。

当时我刚走过音乐厅,突然好多自行车从长安街飞速拐进来,骑车的人高喊, 往后退往后退! 紧接着催泪弹和密集的机枪弹雨就一起来了,我身边一个穿白衬衫的瘦小男生好像是腹部中弹,都没哼一声就倒下了,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什么叫血光四溅。

我家住得不远,路也熟,不顾身后的硝烟和子弹,拉着一个同学穿胡同奔到宣内大街西单路口,有几个骑车的学生哭着拦住我们说,六部口压死好多人,
让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本校的同学。我们就又沿着长安街北侧拼命往回跑,这时坦克又冲过来了,烟幕中听到有人喊:坦克编号是106,大家记住!我们躲在电报大楼外的一堆砖头后面躲过了扫射。浓烟滚滚中,清晰记得枪口的火光。这一轮机枪和催泪弹过去,我看到音乐厅路口的铁栏杆被压成麻花,路边学生的尸体是成堆的。我的身体止不住地一直抖一直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在北京6月朝阳下刺骨的寒冷。我想,大家至少都记得自己学校有多少同学没能回来吧!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学校30几个学生用军大衣和草帽,掩护了一名年轻的德国记者,使他得以在枪林弹雨中拍下自军队冲出大会堂,坦克碾压帐篷,推倒女神像,直至大家开始撤离的过程。出了广场,我们把泪流满面的他托付给市民,大家说,把摄像机扔了,否则再碰上军队会太危险,但是,舍命也要帮他把录像带传出去!在这里,向我那些勇敢的父老乡亲致敬!

学校在东边,不能跟着大队走,我和同学两个人穿胡同。公用电话前排着长龙。可一听我们说想给学校报个平安,大家马上闪开让我们先打。一群市民把我们领进院里,关上院门,端来热水,要我们给讲讲广场上的事情。路上,好多市民要给我们吃的,还有人非要给我们钱,关照我们安全的路线,嘱咐我们快点安全回家。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须发全白的老爷子,摇头感叹,就是日本鬼子占领北京城的日子里,都没这么杀过人!

那天夜里,我的自行车放在南池子。以后的几天,北京大雨如注。6月8号,天刚放晴,冥冥中觉得一定要去取车。出门时,我妈怎么也拦不住,在身后喊:我们揪着心等你回来!汽车不通。乘地铁到崇文门,刚走下北京饭店南侧的地下通道,发现通道的另一头是武装哨兵。回头已来不及了。我停了一会,紧盯着他,一步一步走了过去。他的手,握着冲锋枪,目光一直没有离开我的眼睛。

到了南池子,几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整整齐齐地靠在街边,显然有人整理过。三三两两的附近居民在小声聊天。我开锁推车,两个小伙子一左一右把我挡在中间,说:“你是广场出来的学生吧?这几辆车,我们守了好几天了,不知道车的主人还在不在。有人来取就好。哥们,别害怕,好好儿活!他们长不了!”他俩一直护着我穿过长安街。西边100米开外,就是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

我的车,不能骑了。车胎破了,一颗子弹,从车后右方打来,把车铃的螺丝打掉一半,然后从车把后面钻进钢管,又从前面钻出来,在车把的前方打出一个放射形的大洞,不是我们想象的圆型弹孔,铁皮向外翻出来,形成一个个尖锐的角,明显是炸子的痕迹。不知道这样的爆炸力要是在落人身上,会是怎样的血腥。在回家的路上,一位修车大爷帮我补好车胎,执意不收钱,说:“学生,赶快把车把换了,马上要大搜捕了,这车太招眼!”

回到家,我妈看见车就哭了,说:“你没看见的它看见了,你没听见的它听见了,它是替你挨的子弹啊!可惜,它就是不会说话!”妈是识大体的,没有让我把换下的车把丢掉,而是冒着风险藏了起来,说,迟早有它见天日的时候!等到那一天,妈妈就是再不能喝酒,也一定和你们一起举杯!

出来时,实在无法把这样一件铁证带出来,所以它至今还被收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20年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一定能等到它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毕业前,照例是没完没了的学习,检讨,写经过,写认识,人人过关,并承诺决不秋后算账。我因为绝食后期曾带同学找校办要求学校出车把绝食同学接回学校,而被重点监控。当时想把一切自己承担下来,赶快让其他同学过关算了。我们系的辅导员,在系里的会上说,在座的都是好学生,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你们没有做错事。共产党说不秋后算账,不能相信啊!他哪次没有算账!同学们不要太天真!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的毕业,工作,没有的事情谁也不要写!这些都是要进档案,跟你一辈子的!那位部队转业的辅导员,因为学历普通,平素并不特别受大家的敬重。但在那一刻,我对这位不起眼的老大哥肃然起敬!

但是,我至今记得,在全校的清洗大会上,一位副校长竟然说:有同学说看到左边的人倒下了,右边的人倒下了,我倒要问问你,你怎么活着出来了!面对如此衣冠禽兽,我当时就铁了心,远走高飞,绝不回来!

93 年,我的一位美联社的朋友采访丁子霖。老太太谈起儿子走后,自己曾一度想追随而去,但后来她说:“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死的,我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活。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天安门母亲。这句话,也一直激励着我和我的朋友们,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沉默,并为明天积蓄着力量。

明天,一定会来!


□ 读者投稿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3Farticleid=22026

2009年3月10日星期二

张世军: 六四戒严部队被除名战士给胡锦涛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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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eacehall.com/forum/200903/boxun2009a/42201.shtml
看中国首发 2009年03月09日

[原作者]本人声明: 1、本人光明磊落,真名实姓,对于公开信中所有言论的真实、准确、合法负责。 2、欢迎义士侠客转载流传,本人文字没有版权不收版费。 3、拒绝"五毛"评论,谩骂者请公开表明自己身份,象我一样,否则即为跳梁小丑。 4、祈请各位站长版主存一丝恻隐之心、怀一缕正义之感,高抬龙袖,不做删帖封博之举。 5、本人座机0632-5692228,手机13589632025,电邮rulaizang@yahoo.cn,目前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同志:

你好!

首先请允许我自报家门:张世军,男;汉族,生于1970年8月26日,现住于山东省滕州市善国南路东二巷35号,公民身份号码是370421197008260050,身份证签发机关是滕州市公安局。

本函所涉有二:一、简述我的遭遇及要求(详情请阅后附诉状);二、下愚有惑请益于国家主席。

一、简述我的遭遇及要求:

1986年11月6日,参军入伍,服役于某快速反应部队。自幼壮怀激烈,曾写下:让我的血,流成一道护国河。

1989 年4月20日,我随所在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当时我部的口号是:视人民如父母,视学生如弟妹。我亲眼目睹了起始于89年6月3日傍晚的这场中华民族的
悲剧。事件发生后,我提出了一份要求提前退出现役的书面申请。随后,我所在部队以"资产阶级自由化"、"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等理由将我从部队除名。

1992年3月14日夜,我在滕州礼堂电影院被便衣秘密逮捕,随后滕州市公安局在我的住处搜缴了我的所有文字资料包括戒严笔记。

1992年7月22日,滕州市公安局未经法院审理,擅自宣布我触犯刑律,并以刑法上所没有的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将我非法劳教。监狱三年,我的每一封来信都会被"管教"拆阅。至于我邮寄的信件是否也被拆阅、甚至是否被截留,无从知晓。

该案至今已近二十年了。极其荒唐和可悲的是我至今都没有接到《劳教通知书》、《劳教决定书》,也就是说我被非法劳教至今快二十年了,"人民政府"都没有给我一个法律程序上的说法。可悲呵,可悲的何止仅仅我个人,可悲的何止仅仅是法律。

在这期间,我依法多次向各级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乃至国务院、全国人大提出复议、起诉、上诉、申诉(当然我无法保证我的诉状在法律的保护下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除了法院闭着眼一律回敬我"不予受理"的书面函件之外,没有任何国家机构依据法律在法定期限内给予我书面答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国家机构。自2008年10月1日起,我先后九次以挂号信的方式向国家主席申诉,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因此,我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政府集体不作为。中国政府集体违法。中国的法律--从宪法到信访条例--全是假的。

胡锦涛同志,这是我写给你的第十封信。十八年来,我尝试了所有的"合法的"维权渠道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的亲身遭遇让我认识到,立党为公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中国人民政府,是多么虚伪、麻木和冷血啊!宪法规定:言论自由。你也表示:广开言路。因此请允许我公开此信,正义的呼声、人民的呐喊,不应该成为"共和国里的独白"。

胡锦涛同志,冒昧的称呼你为同志,是因为我假设你应该与我同有"振兴中华"之志。"振兴中华"的口号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多年前首先喊出的。毛泽东同志说过:"现代的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先贤已逝,其言犹在,我愿意与你共勉。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我们脚下踩着的是祖先留下的土地,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蕴育的几千年文明--就是我们的祖国。这是所有中国人的祖国,是所有炎黄子孙神圣的公器,而不能是任何一人、一家、一党的私产,不能被任何组织和势力以国家的、人民的、理想的名义所霸占。胡锦涛同志,我这朴素的认识,你同意吗?

根据我所了解的有限情况,山东境内因本案入狱的有刘村亭、关祥勇、张世军三人(被称之为"刘关张"反革命集团)。

情况到2004 年发生了变化,本案的受害人之一刘村亭,因生活所迫原本在广州打工,人却在新疆被莫名其妙的枪杀了。刘村亭,与我同在一个部队,入伍前曾是一名教师,性沉郁,治文史,品行高洁,才华横溢。生前曾期盼2008年北京奥运会能成为一道国运开光的帷幕,帷幕拉开了,刘村亭,这个爱国青年却已经被淘汰出局。

刘村亭,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现象深恶痛绝,一度濒临绝望,曾写下这样的诗句:"闭上双眼/如关闭两扇门/世界在门外/咆哮不息"。愿村亭在天之灵,安息!

村亭噩耗初传,时我在深圳,写诗烧灰作纸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刘村亭,还有张世军。"

本案的另一位受害人关祥勇,上学时始终都是班长,是那种父母心中的乖孩子、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幼读《岳飞传》,曾言"文须海瑞,武做岳飞"。198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本地国家税务机关,工作之余,仍好学不倦,并于1992年考入山东省财政学院(因非法劳教所累,未能成学)。

十八年前,一些执法犯法者以国家的名义迫害摧残了一批爱国青年;十八年来,在境内竟没有一个国家机构敢于正视、受理、审查此案。今天,我陈案再起,直接呈诉于国家主席面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有撄扰重大国是之处,我也就只能是不胜惶恐了。

我的要求很简单:请"人民法院"受理并全面、公开审理此案。

我要求法院能向全社会公开审理此案,允许媒体记者全程旁听、录音、摄像,以监督法庭审理的合法、公开、公平、公正。

二、下愚有惑,请不吝赐教:

胡锦涛主席,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书名是《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内容为六十年前(1942--1949)中共领导人、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言论社论结集。鄙陋如我一见之下惊为奇文,胡锦涛主席身兼中共总书记对于这段历史定然是烂熟于胸,我不揣冒昧厚颜献芹与你共赏: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毛泽东同志说:"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行社会主义 , 谈论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试图付之实行就是自取灭亡。" (1944年毛泽东与谢伟思等人的谈话)

毛泽东同志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是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第689-698页)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今天纪念孙中山先生,讲到他的遗嘱,真是无限感慨。遗嘱中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我们知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外独立,对内民主。可是孙先生已经逝世十九年了,这个目的,还没达到。......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十八年了,至今还没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实行宪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 (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

刘少奇同志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共产党作为民主的势力,愿意为大多数人民、为老百姓服务。只要一有可能,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共产党并不愿意包办政府,这也是包办不了的。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是共产党的目的,也是全国极大多数人民共同的目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与目的外,没有其它的利益与目的。"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茅盾先生说:"我们受尽了欺骗。如果将来其它文献统统失传,只剩下堂皇的官报,则无话可说。现在既然连政府也口口声声说‘民主',那么,我们就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么话可说?"(1946年2月1日《新华日报》)

胡锦涛主席,以上言论是凭空捏造还是历史真实?今天的政治现实对于"昨天"是一个怎样的传承和延续?国民党在蒋经国时代已经兑现的她的政治诺言,开放了报禁、党禁,实现了普选。共产党在什么时候兑现她曾经许下的远比国民党漂亮的诺言,有没有时间表?

胡锦涛主席,我认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深深的爱着自己的祖国,无论他远走海外还是身陷囹圄。当代中国史最令人痛哭失声的当属"六四悲剧",祈愿胡锦涛主席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情操能引领中国通过正确的解决之道、以最小的代价实现民主,让我们的国家更加伟大、光荣和美丽,让我们的孩子获得自由。

胡锦涛主席,当代中国人民不需要"广开言路",我们要求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当代中国人民也不需要什么"执政为民",我们要求中共兑现当初的诺言"还政于民",人民普遍选举合法的政府实行民主法制的管理。

胡锦涛主席,我始终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她所拥有的爱国青年、热血青年是这个国家的"阳气",应以珍惜,应以培育,如果听任黑暗势力肆意戕害,野蛮杀戮,那么这个国家将会是危险的......

作为这个国家一缕微弱的阳气,我可以被消灭,但绝不会自行蒸发,无论我的周围如何险恶、情况如何糟糕。

今天,我站出来,在这片土地上呼唤正义、公理和未来,我多么希望我微弱的声音能够传出去,我多么希望强大的回应能够传开来,这让我期待,也值得我期待。

如果,在这片古老而又崭新的土地上,我没有能够沐浴到民主与法制的阳光;而罪恶的尖刀却已经抵住了我的后心,我会平静的对着身后的鬼魅说:我准备好了。

我会对着这个世界说:我准备好了。

今天,我站在这里,是因为,我仍然相信,我的祖国--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所蕴育的几千年文明。

天佑中华
国泰民安
炎黄子孙:张世军
2009年03月06日
电邮:rulaizang@yahoo.cn

2009年3月9日星期一

博讯热点:“六•四”天安门事件20 周年纪念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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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发表对戴晴的访谈,提倡设立南非模式的“真相和解委员会”,其中很多混淆史实、逻辑混乱之处。博讯发表这份白皮书,虽然没有直接针对戴晴访谈,但直接而全面地回答了其访谈中包含的一系列重大谬误。关心八九民运和六四屠城真相的人们,不可不读。特此转载。本人反驳戴晴文字,不日将另行刊出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03/200903100504.shtml

请看博讯热点:六四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10日 来稿)

目录:

一 引言 1
二 事件的经过 2
三 “六•四”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运动 6
四 1989年春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7
五 北京在1989年6月初没有发生“暴乱” 8
六 “六•四”屠杀的性质不容质疑 12
七 戒严是非法之举 15
八 北京市“游行示威十条”是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15
九 20年的反思 16
十 结论:没有结束的请愿 18


一 引言:

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让世界人民关注她的不是“四大发明”也不是她的宇航员在空中行走,而是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在1989年6月4日只身阻挡针对平民的坦克。 1989年6月3日中国当局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强行进驻北京和占领天安门广场,在行进过程中军人们向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开火,导致了大量的伤亡。那一刻环绕着地球的是这样的声音: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这是中国当局自己的电台播出的新闻,它是其编辑根据其在上班的路上所目睹的情况所写出的新闻稿。新闻播出后不久,即1989年6月4日的凌晨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强行占领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手无寸铁的学生在军人枪口押送下,撤出天安门广场。这就是让世人震惊的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

有关中国军队向平民开枪造成大量伤亡的报道,以后不断有录像﹑照片和当事人的回忆证实。中国官方也从未否定军队动用了武力并造成了大量的平民的伤亡。但是他们说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多年后,中国当局一方面避讳提起“暴乱”和“平暴”而讳称说是一场“政治风波” ,另一方面坚持说1989年发生了否定共产党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声称“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历史事件的性质是以人类所建立的正义和价值观来确定的,不能因为事件多年后的某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改变。二十年来,中国当局对国内封锁对“六•四” 天安门屠杀的报道和讨论,对外却以改革开放的进步来掩盖其军事镇压平民的反人类性。今天,我们必须要拨乱反正,让中国人知道历史真相,看清历史事件的性质,以避免这种反人性的屠杀事件发生。

二 事件的经过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七条”请愿书,内容如下:

1. 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 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未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 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 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 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 取消北 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

7. 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一是要求自由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二是反对腐败, 即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反官倒”。其中没有提出任何选举在内的民主要求,没有要求改换政府,更谈不上推翻一个政府。当日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

当晚约8时左右,静坐的学生解散,但是静坐外围的学生拉着“中国魂”的横幅到了中国中央政府所在的“新华门”前示威。这就发生了“4.19”和 “4.20”“冲击新华门”事件。在这个事件当中,中央的有关报道强调“有人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种报道激化了学生的情绪,因为大多数学生当时没有这种政治诉求。

4月20日后,北京的几所主要大学开始组织学生自治会。中共中央决定在4月2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大会”。当得知北京当局将封闭天安门广场不让学生到天安门参加追悼大会后,北京主要大学的自治组织决定进驻天安门集体参加“胡耀邦的追悼大会”。当晚,各大学的学生突破封锁,凯旋般的进驻了天安门。中共中央在学生们已经进驻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下决定允许同学们在广场聆听追悼大会。大会结束后,几位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跪递”他们的请愿书,结果中国当局不予理睬。这件事情后,学生开始了罢课。

4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主要学校和有关部门口头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指出中国发生了政治动乱,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指出极少数人“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捣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这个社论是1989年运动的转折点。尽管社论说是“极少数人”,但是学生们认为那只是文字游戏,他们认为社论就是否定学生们的政治诉求,矛头就是指向学生。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搞动乱”。于是他们再次走上街头。4月27日发生了第一次最大规模的游行。游行得到了北京市市民的热烈支持。他们高喊“大学生万岁”并且送来了面包和水。有的学生的母亲也到游行队伍,母女拥抱着,享受着那自由的一刻。事前布置的军警在北京市民和学生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4.27“大游行后,政府有关当局开始和学生对话。对话断断续续持续了几个星期,没有任何结果。5月4日赵紫阳在亚行的讲话要求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 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赵讲话后, 学生们宣布复课。

因为政府和学生的对话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央没有改变“动乱”的定性,政府对学生们的政治诉求也没有诚意予以接受,5月13日,在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来访前一天,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学生开始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他们提出了绝食宣言,其诉求也很简单:(1)要求政府迅速与学生举行实质性真诚对话,(2)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没有搞动乱而是在进行一场爱国的民主运动。

北京市民包括警察和军事院校的学生都走上街头,支持学生的政治诉求。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曾报道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北京的工人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自治会。此时,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已经波及到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都走上了街头。外地的学生也赶到北京参加绝食和声援绝食。

5月16日,赵紫阳在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明确世界,中共中央在1978就决定邓小平是中国的掌舵人。

5月19日,中国当局决定在5月20日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令由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并成立了“解放军戒严指挥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反对戒严出席“戒严”大会,他在5月19日凌晨看望了学生后就被软禁,直到他在2005年1月去世。

5月20日后,北京的学生和市民们开始了一场反对戒严的活动。长期作为首都的北京, 100年来他们经历了无数次的反抗政府的活动,见证了几个政府的更迭,但是没有一个政府命令军队进城来镇压学生运动。北京市的妇女,老人来了,工人们来了,政府的官员也来了,甚至有些警察也来了,他们来到戒严的军车面前,劝说着满脸稚气的解放军“娃娃”,让他们撤军。军人们犹豫了。有些将军们也开始反对戒严。

同时,人们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戒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下次开会的时间是6月20日。包括游57 名(后有4名代表撤出)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公开信要求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热别会议。人们开始要求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罢免李鹏总理”和“取消戒严”的议题,要求当权者按照宪法的规定和法律的程序来解决政治问题。

军队在各种反对的声音下,在北京郊区停滞不前。本来,这是个最好的机会让中共党内来解决国内的政治纷争。可是,面对人民改革的呼声,特别是面对人民要求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政治纷争,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的当权者没有耐心和信心,于是决定军队在6月3日不惜一切代价强行进军北京市区,占领广场,驱赶学生,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非武装的和平集会和示威。这就发生了天安门“六•四”屠杀。

从镇压以后的政府官方文件和对“暴乱者”的审判中,所有的“暴乱”行为都是发生在军队前行进驻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伤亡也发生在6月3日夜和4日的凌晨。以下是网上的一个较为中立和严肃的“百科全书”的报道:

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指令翌日6时前要完成任务,并宣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当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

晚上10时后,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入城后遭到市民阻挠,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部分人用碎砖头砸打解队,军队立即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

从这时起,军队时而向天开枪,时而对正人群扫射,有人中弹倒下。民众不断向后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军队用冲锋枪向骂声扫射,约百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边的复兴医院。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自家窗户上探出头来痛骂,也有人从窗口上往马路上投东西,军队开枪还击,从木墀地到全国总工会约五百米左右的路段,两旁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其中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长楼有3人在楼上被子弹打死,当中据报包括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尊的女婿。

根据BBC现场报道,解放军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有说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但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一些有录像却显示解放军直接在长安大街向市民开枪。

广场上的学生虽然知道镇压开始,但以为军人只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最多是被军人押走。此时不断有人跑入广场紧急报信,说明军队荷枪实弹扫射示威者,广场陷入惊恐。

零晨1时,天安门以西约四公里的复兴门传出枪声,军队向堵塞他们的群众开枪,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复兴门外医院接收大量死伤者。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发出《紧急通告》,内容说: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中国官方资料称,《通告》内容广播后,至零晨2时,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数千名学生和市民。零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据报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现场抢救的医务人员,另外有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

根据陈希同的1989年6约30日的报告,“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 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根据综合报道,死亡的人数远远高于陈希同的数字。仅就北京13家医院的统计,死亡人数在三日晚就达479人。但是20年过去了,中国官方没有进一步的调查 “六•四”事件,死亡人数也没有进一步的核对。即便按照中国政府的定性,政府也应当甄别哪些人是“暴徒”,哪些是误伤的市民并加以和善后补偿。然而,这件事情没有做。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19岁的儿子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被枪杀致死,至今政府对于她儿子的死没有一个正式的定性和赔偿。以丁子霖为领导的一些受难者妈妈组成了“天安门母亲”,要求中国政府调查“六•四”事件,要求政府让她们公开和不受干扰地悼唁他们他们死去的亲人。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政府的答复,并且她们一直受到当局的骚扰。

三 “六•四”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运动

从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止,中国发生了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以学生为主导并得到全国各界人士支持的和平请愿运动。请愿就是公民对向政府机关提出各种诉求的活动。请愿往往通过言论自由或游行示威集会等自由权利来表达。在多数情况下,请愿活动是要求政府当局在现有的宪法和法律内进行。

“六•四”请愿的主要诉求是4月17学生们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提出的“七条”。如前所述,这“七条”归纳起来就是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言论表达自由的要求和包括制定“阳光法”在内的“反官倒”即反腐败的要求。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在4月25日认定学生的请愿活动是“动乱”后,学生们加上了“摘掉动乱帽子”的请愿。在当局决定在北京市区实行戒严后,请愿者提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罢免李鹏”和“取消戒严”的诉求。

以上所有的请愿要求都在中国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学生正式要求当局保证和落实这些自由。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宪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人民的请愿权利。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第六十二条和第六十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选举产生国务院总理并可以罢免之。宪法第六十七姑既定,全国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国务院的工作,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所以要求通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罢免总理李鹏和取消戒严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当时请愿者要求等邓小平下台,也是要求中国革除军事寡头政治的合理要求。因为邓小平只是一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却实际操纵中国的政治。

综上所述,“六•四”请愿活动没有提出颠覆宪法或在宪法之外重新建立一个政治制度的诉求。他们甚至没有将“选举”和“修宪”等民主改革作为主要诉求。在绝食追紧张的时候,请愿者提出的是“维护宪法”,在天安门广场成立的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在”4.27“大游行的时候,学生们打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口号。这些都说明,请愿活动没有意图“否定中国共产党”搞动乱。请愿者至多是要求共产党作进一步的政治改革,进一步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

“六•四”请愿活动都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这些活动包括游行﹑集会和结社﹑对话﹑静坐和绝食。绝食虽然将请愿活动带到一个激烈的高度,但那是以请愿绝食者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人民的自由,这和当局用军队自动枪和坦克来剥夺请愿者的生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请愿期间,请愿者和全国的声援的人民没有通过暴力﹑ 暗杀﹑搞武装﹑政变﹑或其他非被和平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六•四”请愿运动坚持了和平原则。

四 1989年春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中国当局早在4月25日日就将学生运动定为动乱。这个“动乱”的定性激化了政府和学生之间的矛盾。学生们最后以“绝食”来要求摘掉“动乱”的帽子。中国当局不妥协,坚持认定学潮是动乱并认为“动乱”发展成了所谓的“暴乱”。今天,这个“动乱”的帽子该去掉了。

在传统的汉语词汇里没有“动乱”一词。“动乱”或“社会动乱”是现代的用法,1966年到1976 的文化革命被称为“十年动乱”,成为人民对“动乱”理解的主要事例。在那十年里,中国发生了各派别之间的武斗,抢夺武器仓库,“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等被殴打﹑游街,国家法律全部无效,中国国家主席也被非法关押致死。1989年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甚至连点迹象都没有。

按照传统词典对“乱”的解释,“乱”是无秩序,那么,“动乱”应当是非常严重或极度的社会失序。1989年4月北京没有发生非常严重活或极度社会失序的情况。中国当局是在“4.26社论”里将学潮定为动乱的。这个社论在1989年4月25日晚间播出。所以,我们要依据史料来判定中国的北京在1989年4月 25日之前的社会基本秩序是否遭到严重破坏。

从1989年4月15日到25 日,这10天里,发生了一些游行示威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4.17”的学生游行和“4.18”在人民大会堂的静坐。这个静坐已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接受了“七条”后和平解散;“4.19 ”和“4.20”学生们在新华门前示威;“4.22” 学生集体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旁听胡耀邦追悼大会;以及学生们“跪拜请愿”被拒绝后开始罢课。可是在这些活动中没有发生任何“暴力”或其他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的行为;北京市的治安没有因为这些示威活动而变恶化;北京市的各国家机关,工厂和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北京市市民生活正常而有序地进行。如此而言,“动乱”何在?

中国当局讲的“动乱”是以其游行示威的政治诉求来决定的。邓小平最先将学潮定为“政治动乱”:“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人民日报“4.26”社论为了在文字上不打击一大片,没有说是“政治动乱”而只说是“动乱”,但是明确指出动乱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事情很清楚,当局是以其“乱”背后的动机和思想倾向也可以说是以其乱的性质来决定“乱”的程度,而不是以“乱 ”的程度来决定其法律性质和采取法律措施。

一个社会是否发生了动乱,不能依据行为者主观上的政治诉求来决定。首先,中国承认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中国的宪法都确定了人民的表达自由。如果将和平的政治诉求作为确定动乱的标准,那就是否定人民言论和其他表达自由。其次,如果以其行为的性质或者以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思想原则决定的是否发生了动乱,那么等于“治乱”的法律措施目标是人们的思想。法律不能以人的思想来惩罚人,这是当代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确认的基本法律原则。中国领导人一边不得不承认这个原则,一边却违反这个规则,无时不刻控制人民的思想和惩罚他们不喜欢的有思想的人。这是中国1989年“动乱”的渊源。

有人会说,非法游行示威本身就是动乱。游行示威无论合法与否都是一种表达的行为。如果说乱是无秩序, 动乱是非常严重或极度的社会失序, 那么非法的行为不一定造成社会极度失序。北京学生们在1989年4月的游行无论是否非法都是有组织有秩序的。

有人会说非法占领天安门广场是动乱。天安门广场就是人民政治表达的一个公共地方。“非法占领”广场至多只是乱或违法,而非“动乱”。这是因为这个“乱”不影响当地人民群众正常的生活秩序。5月13日开始的天安门广场绝食,是在宣布“动乱”之后,其本身是要求摘掉“动乱帽子”的行为。即便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是 “动乱”,它也没有实质性地或严重地影响人民的生活秩序和国家的正常政治活动。绝食虽然使欢迎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没有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但是,其国家欢迎仪式还是在别的地方隆重举行。国家的政治活动还是在正常的进行。

戒严后,北京的学生并没有撤离广场。可以说戒严并没有终止所谓的“动乱”。但是,这个“乱”没有影响北京人民的正常生活。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和生活秩序在北京学生占领广场下,不但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变好了。戒严后的第二天5月21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了如下采访:

街头一位推自行者的妇女对记者说,作为首都公民,我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完全能够维持秩序。

一位男子说,过去界上车着碰车就要吵架,现在恩故乡理解,招招手就走了。

一位五十来岁的男子说,我是外地出差来京的,从打戒严令发布之前,据我观察,街头交通秩序是好的,虽然人多,走车也多,但秩序非常好,因为有学生在帮助警察维持秩序。

记者问一位售货员:“现在副食品供应还畅通吧”?售货员:“对,停畅通的,而且也没有什么抢购。”

人民的请愿活动就是人民最大的节日。当局为什么要将人民和平且有秩序的请愿示威活动看作动乱?目的就是为镇压“反对派”和扼杀人民政治上改革开放的要求找借口。实际上,这是将人民推向对立面的顽固政治手段,只会带来社会更大的动乱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如果当时的掌权者的邓小平不将学生的请愿活动定为动乱,那么学生的要求就有可能在“冷静﹑理智﹑克制﹑秩序﹑ 和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那样的话,后面的屠杀就有可能避免。

五 北京在1989年6月初没有发生“暴乱”

中国当局派军队血腥镇压1989 年的人民情原运动的理由是“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在政治运动中发生的非法行为在很多民主国家或非民主国家发生过。中国现代史上也发生过。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在行为的方式上一样有违法或动乱的表现。但是,无论在世界近代史上或中国近现代史上用军队来镇压一个大规模的非武装的群众运动是非常少见的。中国当时是否发生了不得不靠军事镇压的“暴乱”不仅是一个事实的判定工作,也是中国当局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一个最基本出发点。赵紫阳在1997年9 月12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此讲道: “那次学潮不管存在什么偏激﹑错误和可指责之处,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乱,就不应该采用武装镇压的手段去解决”。作为当时中共中央第一把手的赵紫阳的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分析军事镇压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核心问题。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必须对“暴乱”有一个基本定性。暴乱不是一个确定的法律词汇。中国法律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采取军事镇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参考中国 1996年的戒严法关于导致戒严的动乱﹑暴乱﹑或骚乱的“严重性”﹑“紧急性”﹑和戒严的“必要性”的有关规定,导致直接军事镇压的暴乱一定有大规模的 “暴力”或“武力”行为或事件发生,这种暴力已经导致了相当规模的人民生命的丧失并且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这种“ 暴力”行为必须是达到了一般的警力不能控制的程度以至于不得不用有组织的大规模军事镇压。所以,“暴乱”不能包括一般的违法行为或小范围内和短时间的团伙性行为。暴乱不能包括“非武装”的群众性集会或游行。 同时,在因果关系上,大规模的暴力行为是因,发生在前,军事镇压是果。

通过一下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当时没有发生暴乱。

第一, 中国当局自己所指控的“暴乱”行为没有证据

关于在“六•四”前发生了反革命暴乱的情况,官方唯一报道来自于陈希同1989年6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报告。

在报告的第六节,陈希同指控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占领广场,“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关于这一指控,除了陈希同的这个报告外,当局在镇压后没有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证明,也没有一个所谓的动乱策划者被指控“非法采购武器”。

该报告的第七节,对“暴乱”作了专门报道,其标题就是“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陈希同说正是在下面描述的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按照他的说法,北京已经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首先,他指控,引发暴乱的一个事件是六月一日发生的一辆武警的吉普车因车祸轧死了一个人。他说,极少数人却有意把车祸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实际上,在人民日报第二天报导了车祸后,这个事件没有对参与学潮的学生和领导产生实际上的影响。至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北京市民或学生因煽动车祸而被起诉。

按照陈希同的说法,暴乱开始于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这个报告中关于“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的报导,没有得到其他任何独立的资料印证。实际上当时的报道是,北京市民给军人送吃的,送喝的,以“人民子弟兵爱人民”的口号,劝说军人撤退。资料表明,北京市民没有武装拦截军车。和平的拦截军车根本谈不上为暴乱。即便有军车轮胎被扎,此种行为远远不能当作暴乱。

陈希同的“暴乱”说的另外一个指控是“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陈希同没有说明这种冲击的方式,严重性,公安干警负伤的严重程度。实际上,在五月以来就有些人在这些机构门前或附近进行和平抗议。他们没有武装,没有使用其他武器,那里也没有发生什么伤亡。

陈希同对北京发生的“暴乱”比较具有煽动性说法是,关于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们分发武器。他说:

“[6月3日]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关于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分发菜刀匕首等武器之说,陈希同是当着全世界人民面前造谣撒谎。中国当局镇压后没有关于21个通缉的学生运动领袖﹑黑手王军涛和陈子民等,以及工自联的“头头”韩东方﹑李进进等这些人发放武器的镜头,照片,或任何文字的具体报道。更奇怪的是,镇压后被逮捕的高自联和合工自联的头头没有一个因为“发放武器”而被起诉。当局也没有提供关于那些“头头”之外的其他动乱者发放武器的具体的证据。在6月4日凌晨军队在天安门血腥清场后没有任何报道说军队收缴了任何武器。实际上,那些学生们清场的时候“依然是赤手空拳,手无寸铁”。

自5月20日宣布戒严后,就有些人在广场教导学生如何防止有可能发射的烟雾弹对人体的伤害。他们是在做协保护自己的事情。如果有市民或学生宣传如何抵制军车,那么这本身不是暴乱,而是宣传抵制军队镇压学生。逻辑上,只有军队强行进驻北京,才会遇到抵抗。这说明,军队镇压的是抵抗者,而不是镇压已经施行暴力的暴乱者。

第二, 中国在“平暴”后的审判中没有判决一个“在军队开枪前”的“暴乱分子”,所有被关押和审判的“暴徒”都是对军队镇压的抵抗

从1989年镇压后所揭示的资料表示,中国当时的决策者已经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占领天安门广场,用暴力解决国内的政治纷争。英勇的北京市民对当局用军队来解决非武装的和平政治抗议进行了抵抗。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只是一个借口。

镇压后,被审判的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没有一个被指控组织暴乱。被陈希同指控的工自联的主要头头,没有一个判刑。有些工人纠察队的领导人被判刑,但那是因为他们参与了抵抗军队开枪。同时,镇压后所报道的“暴徒”都是在军队强行占领天安门的过程中产生的。在此之前,他们是良民。所以,军队来平息暴乱是本末倒置。

第三,北京市戒严期间其治安状况良好,骚乱来自戒严后,来自北京市民对“戒严”的抵抗。以下是人民日报所报道的戒严第二天和第6天的报道:

《北京戒严第二天》:

本报北京5月22日凌晨4时50分讯:国务院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生效业已40多小时。在胜负划定的戒严区域内,仍未见到异于往日的发展情况。

21日星期日,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首都的和从外地来的大批大学生比肩静坐。东西掺矸街上,人流夜以继日;在不到白灭的低空,数架军用直升机在往复掠过,不时撒下用大字号字句印的李鹏总理讲话传单,引起一起阵阵骚动。

戒严令发出以后,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的解放军进城后发生流血事件,夜间在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使者道路障碍。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已中断两天。地铁停运。东西长安街等主要街道,群众自动维护交通秩序,指挥过往的各种车辆和行人。一些居民给本报打电话,抱怨看不到报纸,拿不到牛奶。入夜,在用各种大型车辆及其其他什物设起路障的许多交通路口,又聚集起黑压压的人群。


这篇报道指出,北京市民只是抱怨看不到报纸和牛奶。这说明戒严导致了北京市的治安情况的恶化。但是情况仍然不是那么严重,北京市民的正常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工人照常上班,中小学生照常上课,书声朗朗。以下是关于戒严第六天的报道:

本报北京26日凌晨讯,昨天,北京烈日当空。下午起,东西长安街和广场周围的游行队伍一时不见头尾。从横幅来看, 有来自科研﹑教育﹑卫生﹑新闻等单位和部分工厂的。也有不少是外地学生。长安街交通一度中断。

北京各大小副食店和农贸市场,素材肉蛋等生活必需品充足,货架﹑摊床琳琅满目。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全市工业系统的职工出勤率一道80%左右,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秩序基本稳定,中小学校树声朗朗。


以上 就是“暴乱”前几天的情况。如此良好的社会秩序怎么会突然爆发了“暴乱”?唯一的解释是,军队要强行进入北京。而军队的对手则是非武装的学生和市民。

第四,中共自己当时最高领导人也认为将学潮“把它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是没有根据的。赵紫阳的话对于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他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他掌握有大量的信息和内部通报。同时,客观的材料也支持赵紫阳的判断。要驳倒赵紫阳的判断,必须要用充分的史料。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可以驳倒他的判断的史料。

六 “六•四”屠杀的性质不容质疑

军队向非武装的群众开枪就是屠杀。中国军人在1989年6月4日前夜和当天对非武装的北京市民开枪并用坦克车碾平民而造成上千人的伤亡后,全世界的主要媒体,包括香港﹑台湾﹑和其他海外华人都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是对人民的屠杀。当时有人称军人屠杀了上万人。仅从死亡的人数来看,这个说法是夸大的。但是,历史不会因为实际死亡人数比最初发生屠杀时人们在愤怒之下报称的死亡人数少而改变其屠杀的性质。中国共产党政府纪念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就是纪念芝加哥警镇压几十万请愿的工人,当时工人们首先扔了炸弹,所以“暴乱”发生在先。但是当时没有军人介入。警察开枪了,只是导致了4名工人的死亡。这个事件称之为“干草市场屠杀”事件 。按照中国政府给出的死亡人数,中国的军人在“六•四”枪杀了近三百平民,还不算是屠杀?

我们认为解放军的“ 平暴”是“屠杀”不仅仅基于军人造成的上万人的伤亡的数字,而且还基于镇压的性质和镇压的对象等情况。历史资料表明,北京没有发生暴乱。那里发生的是得到多数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普通中国公民支持的人民请愿运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报道了北京百万人上街游行支持学生,要求中国当局与学生对话。《北京青年报》 1989年5月19日第1296期发表的调卷表示,90% 的答卷者认为学生的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并且参加或支持了运动。《中国妇女报》1989年5月19日第462号报道了两个妇女党员的心声。她们说:“北京大学生绝食请愿 , 实在是万不得已。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但目前绝食已有六天 , 声援活动波及全国。这说明追求政治民主是民心所向 , 觉心所向。”他们希望中共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去进行真诚的对话”。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赵紫阳也要求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政治纠纷。人民的请愿是中国人民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和平的改革进程的一部分,本可以通过协商对话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立法和监督程序予以解决。可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军事政治寡头于人民的呼声不顾,动用军队来阻断了这个和平和民主的进程。军队不合适地被拖入到国内和平的政治斗争中里,成为政治寡头镇压对立派的工具, 1989年的中国军人扮演了政治斗争工具的不光彩的角色。让历史记住这个耻辱。

军队参加戒严并向平民开火违背了军队的基本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九条明文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军队属于人民,主要职责是对外侵略。宪法在这里没有赋予军队参与党内政治斗争解决人民政治请愿的职责,甚至都没有提到“维护社会秩序”或“制止动乱”的职责。

1989年的中国军人违背了军队的政治领导的基本原则。军队本身没有也不能有其政治决策功能。它是一部机器,由国家的政治机关决定。中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只是国家军事机器的一个指挥者或操纵者,他受制于中共中央,也就是说“党指挥枪”,也受制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军队属于人民。宪法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宪法第94条)。可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反对戒严从5月19日后就被软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却“因病”被被滞留在上海,目的是不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会来决定人民的请愿。当时有57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的一份公开信呼吁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人们还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尽管全国人大紧急会议可能不会召开,人民仍然期待预定的6月20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来讨论“罢免李鹏”和“取消戒严”的议案。

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害怕这个合法法程序来解决政治问题。于是,他要先用武力将请愿的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在没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人民的代议机关在这里只是个列宁所批判的“橡皮图章”和投票机器。人民的合法和和平政治诉求的进程在军队的枪声下停止了。国家军事委员会主席凌驾于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这是违背宪法,违背人民意志的暴政。人民对这种暴政的反抗是正义之举,符合联合国的宪章和中国承认的《世界人权宣言》,也符合中国的宪法。对这种正义和合法行为的镇压就是“屠杀”。

有人会说,中国军人在1989年6月4日是向戒严抵的抵抗者开枪,他们是为了协助戒严以恢复北京的正常秩序。首先这是假定,因为中国当局当时明确宣布军队强行进驻北京市因为北京市从6月3日凌晨起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这就是说是,第一,这个公告排除了6月3日之前所谓的违法“动乱”活动是暴力活动,如示威或游行。第二,军队是来“平暴”的,“暴乱”已经发生在先。他们不是镇压“戒严”的抵抗者。这里中国当局公告的因果关系非常清楚。

即便如此,军队授权执行戒严命令的过程本身缺乏合法性。中国当时没有戒严法。1996年的《戒严法》对于军队介入戒严作了两天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一是“戒严任务由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执行;必要时,国务院可以向中央军事委员会提出,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派出人民解放军协助执行戒严任务”(第八条)。二是 “执行戒严任务的人民解放军,在戒严指挥机构的统一部署下,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指定的军事机关实施指挥”(第十条)。这就是说,戒严是国内民事行为,非军事行为。部队的介入是基于国务院的要求, 戒严军队要在政府的戒严支护机构的统一部署下。

我们虽然不能用1996年的标准衡量中国军队在1989年参与戒严的法律问题,但是,1996年的戒严法的基本原则以及军队在戒严中的作用在1989年就已经存在。否则,1996年的戒严法就是对1989年军队参加戒严并向平民开火的否定。当时国家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本说“戒严是是为了协助首都武警、公安干警执行任务,绝对不是针对学生。”这就是承认了96年戒烟法的基本原则。

大量的证据说明,中国1989年的中国军人来北京不是来协助戒严,而是来镇压国内政治反对派的。首先,一些军队在4月底就已经开始调往北京。第38军已经全副武装的向北京开发。这说明,军队早在戒严前就准备镇压学生运动了,他们不是来协助戒严的。第二,李鹏宣布戒严的时候,没有正是要求军队戒严,更没有提出和邀请解放军参与戒严及其阐明军队介入的必要性。他提到到的几点“动乱”的状况,不足以说明现有的警察和武装警察不能维持治安,非要全副武装军队的协助。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没有正式公布其命令军队戒严的合理性 ﹑必要性和法律程序。第三,1989年5月19日李鹏宣布在北京部分地区戒严的第二天,北京突然出现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指挥部。”按理,戒严指挥部是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政府人员组成,军队的戒严指挥部应当是这个政府戒严指挥部的一部分。可是当时没有政府的戒严指挥部,由军队的戒严指挥部取而代之。第四,即便当时军队介入有必要性,军队也没有必要全副武装并由坦克开道。北京当时没有任何非法武装或暴力事件。军队完全没有必要全副武装。可是他们武装到了牙齿。以上几点说明,所有军队的介入完全是邓小平为首的政治寡头们摆脱 “党的领导”和“全国人大”的监督所做出的决定,目的就是镇压学生运动以及支持学生的平民。

“六•四”屠杀后,当局自己对“六•四”的总结教训本身就意味当局对军队向民众开枪的否定。江泽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他指防暴应由警察负责,而非军队,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橡胶子弹等非致命武器。江泽民讲的“吃一堑”当然指的军队介入和开枪就是挫折和错误。“长一智”就是当局不再敢对以后的群众运动用全副武装的军队来对付。这说明,他们不敢在一个简单的正义原则面前继续作恶。这个简单的正义原则就是:军队不能对非武装的群众开枪。他们现在不敢直接的说“六•四”是屠杀,那不过是利益所在而已。正义早已在人民心中, 他们只不是在那里躲躲闪闪。

七 戒严是非法之举

1989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党政局干部大会,宣布对北京部分地区戒严。戒严令是以国务院的名义的决定的,由总理李鹏签署发布。戒严的理由是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动乱。如前所述,戒严的理由本身不足,因为北京没有发生动乱。

国务院的戒严令的决定过程也不符合当时的法律。中国宪法规定,国务院可以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的戒严。在这里,宪法规定的是“国务院” 的职权,而不是总理的职权。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审计长和秘书长组成。虽然宪法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但是宪法同时规定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这说明中国的总理不是西方分权理论下的行政首脑只对议会负责,在行政权范围内享有排他性的独断权力。中国宪法要求中国总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重大问题要经过集体讨论。这点被他们自己誉为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对中国的首都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无论如何都是法律规定中的“重大问题”,依法要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但是,1989年5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颁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时候,没有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这一点,可以通过查阅1989年5月的《国务院公报》来证实。那里没有国务院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开会的纪录。可见,李鹏的决定只是自己根据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等几个人做出的,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人民对于这种非法之举当然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愿,要求废止之。

八 北京市“游行示威十条”是对表达自由的限制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1986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次日颁布了《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这个规定共有十条,故简称“游行示威十条”或“十条”。有人用这“十条”来谴责参与1989年游行示威的,同时为军队镇压找借口。只是站不住脚的。

这“十条”制定是在1986年底北京学潮高潮期间出台的, 其内容是对宪法规定的人民的表达自由的限制,超越了宪法赋予地方人大的权限。

“十条”中除了空头的讲“公民依法举行的游行、示威,本市各级人民政府予以保护”外,其它都是限制性的规定。其中的最大限制是无所不包的抽象条款:“违反宪法、法律规定,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换句话说,政府当局可以以上条款,否定任何游行的申请,而不予加以说明,也不受其他任何机关审查。它规定了申请制度,却没有规定复议制度。可见申请制度是单方面的,实际上“十条”只是授予政府有不批准的的权力,没有给游行申请者对“不准游行”决定的复议权。换句话说,政府让你游行你就游行,不让你游行,你就不能游行。人民哪还有什么游行的自由。它还规定“人民大会堂、中南海、钓鱼台国宾馆和首都机场的周围不许可游行、示威”。这是最荒唐的规定。这些地方是公共地方,就是人民实施表达自由的地方。这个限制也师出无法,没有任何法律的授权。可见,这“十条”走的多远。其他的限制不一而足。

“十条”本属越权无效。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不是联邦制国家的分权体制。中国的立法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所有的法律渊源都来自全国人大。地方人大的法规只能是为执行法律而依据授权来制定的细则。国务院的法规在地方法规之上。故在中国的立法上,中央和地方只有原则和细则之分,没有立法权排他性的划分。地方人大无权直接制定出限制宪法规定的人民自由的地方性法规。中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游行示威的自由。到1989年10月为止,中国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没有制定具体的法律和法规限制游行示威自由。所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十条”规定,超越了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直接限制宪法的规定,本属越权。越权无效,这是基本的法律原则。人们提出请愿取消这个规定,是中国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

“六•四”屠杀后,中国当局在几个月之内(1989年10月31日)就制定了游行示威法。这说明,中国当局认识到了“十条”的越权的问题,实际上否定了“ 十条”。这个“十条”也在新的法律出台后作废了。因此我们不能以“十条”为标准指控北京学生和市民们的游行示威为非法,更不能以此为解放军的屠杀的理由。即便按照“十条”为标准说游行示威者为非法,那也不是解放军屠杀人民的理由。这是一个基本的道义底线。人民有“和平不服从”的权利。否则人民就不能够突破社会不公和政府对人民自由的限制以及非法之法,社会正义就无法实现。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过去的奴隶何以成为今天社会平等的一员。这是自然之法,正义之法。

九 20年的反思

“六•四”屠杀后,当年参与请愿的学生领袖们不停的在反思和检讨。他们在反思,也许当初不应当绝食,也许当初应当早点撤离广场,也许…也许他们做点什么可以缓和和政府的冲突, 避免屠杀。这种反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反思离不开当时的历史环境。学生们不是职业政治家。他们的热情是社会生机活泼走向发展的必需。他们的怒吼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怒吼。人民在压抑之中,他们也要怒吼。“大学生万岁”和百万人自发的上街支持,是那个时代人民给与他们的肯定。今天大多数参与者和支持者并没有否定自己。屠杀和他们的错误,如果有错误的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当年的学生领袖王丹的如下说法是客观和准确的:

八九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绝不是几个所谓“学生领袖”可以代表的,不能因个别领导人的问题,而抹杀广大学生参与运动的正义性;更不能因为反思学生运动的得失,而掩盖政府犯下的屠杀罪行。“如果学生有策略上的错误,那么政府犯下的是罪恶,两者根本不是同一层次上的问题,因而不容混淆”。

反过来看,政府有什么反思呢?

从1895年康有为率同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的“公车上书”事件到1989年的以学生为先导的人民请愿运动,中国人民经历近百年的外患内乱。大小学潮也以百记。可是,无论从清朝政府,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和曹锟等北洋军阀政府,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他们都知道“镇压学生,千古罪人”。所以,百年学潮中,只有1989年的学潮遭到共产党军队的屠杀。这是人民的悲哀,共产党人的耻辱。

天安门屠杀20年过去了,中国人民在自由权利方面不仅没有得到任何进步,而且其条件比1989年还要后退。中国的政治犯和思想犯在过去20年有增无减。到今天为止,它们还关押着非政府组织者胡佳和“08宪章”的推动者刘晓波。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政府自90年代起就花大钱在网络上设立防火墙,设立网络警察,以此来住人民的眼睛,塞住人民的耳朵,和堵住人们的嘴巴。在自信仰自由方面,不仅西藏人民受到了控制,内地人民一样遭到了限制甚至镇压或受到虐待,其中包括法轮功修炼者自1999年7月以来所遭受到的镇压和磨难。

20年前人们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的请愿诉求,到今天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腐败大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不论中国杀了多少高官,腐败在中国得不到遏制。反腐败还只是共产党的纪律部门控制的事情。没有人民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政府的不到有效的监督,腐败就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20年前学生们提出的请愿,将反腐败和争自由联系在一起。

有人试图用这2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为20年前的屠杀辩护。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是错误的。就如同一个杀人犯不能以他20年后的经济上的贡献而抹煞20年前杀人的犯罪性质一样,今天中国政府的某些进步不能证明过去行为的正确性,就如同今天的共产党人不能否定其在文革十年中犯下的罪行一样。另外,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国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其中有在“六•四”前后被废黜的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不可磨灭的功劳。如果“六•四”没有屠杀,中国一样会进步。

如果说“六•四”事件对中国以后经济发展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它给中国共产党政府上了一个“紧箍咒”。“六•四”屠杀后,大多数中国人民否定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如果说过去人们还拥护共产党,毛泽东去世的时候许多人是真心地痛哭的话,那么“六•四”屠杀后人们已经是被动的接收一个强加的统治事实。“六 •四”屠杀也让共产党背负着血债,所以执政党有了强烈的执政危机。人民成了唐僧,政府当局如同孙猴子。他们干不好,人民就会念经,使得他们头痛欲裂。于是他们知道,他们做不好就要下台或者再开枪。这种执政危机一方面使当局加强镇压反对派,一方面激励他们搞好经济发展工作。当然“六•四”后的执政危机意识也使中国的执政党变成了一个自私党,即它将自己的执政地位凌驾于人民的福祉之上。这就是共产党最大的利益。一个执政党自有了本身的利益,那么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福利就会受到损害。同时也不排除共产党在危机的时候再杀人的可能性。为防止再流血,我们还得解开“六•四”这个结。

十 结论:没有结束的请愿

虽然从6月3日晚解放军在北京向平民开了第一枪始,就善恶以定,我们仍然要求中国政府,如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六•四”事件进行全面和公开的调查,并公布于众,让那些死于屠杀之下的灵魂得以安息,让20年来社会和人们为此受到的创伤得以安抚。为此,我们将天安门母亲的诉求作为我们的诉求:

(一)“六四”大屠杀是一场反人类的暴行,决非政府所说的“平息反革命暴乱”。因此,当年在邓小平主持下对“六四”事件所作的定性必须彻底推翻,并给予重新评价。 (二)“天安门母亲”认为,公正、合理地解决“六四”问题,必须满足如下三项要求,即: 1,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公开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 2,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作出公开道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害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害者及受害亲属相应的赔偿; 3,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说出真相 拒绝遗忘 寻求正义 呼唤良知”,这是受难者家属的呼唤,也是全体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呼唤。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维权网:六四"暴徒"王连喜近况

作者:明心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2-10 11:50:24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0902/20090210115024_13562.html


(维权网义工明心报道)2009年2月8日下午2时许,维权网义工终于见到了在北京平安医院接受治疗的六四"暴徒"王连喜。

王连喜自己介绍:我是2007年8月1日出的狱,当时是西城区司法所和派出所把我接回来,他们想把安置在新文化街一个类似旅馆的地方暂住,人家不收,所以我从8月1日至2008年的3月10日一直住在司法所里。3月10日后司法所给我找了一间小平房,在抄手胡同43号,当时我的低保生活费是每月350块钱,每次由居委会给我100块钱,我自己买菜做些简单的饭,有时候就在外面吃。我买东西每次都用笔记帐,钱花完后再找居委会要。但是2008年7月3号司法所和居委会把我送到了小乘巷医院里边,10月10号又转到平安医院一直到现在


维权网义工:你是愿意在医院里呆着还是愿意到外边生活?

王连喜:我当然愿意出去了。但我暂住的抄手胡同的房子已经被司法所给别人住了。

维权网义工:为什么愿意出去?

王连喜:在这里活动空间太小,一块进来的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没地方去。在这还不允许随便打电话,不让出门,我才54岁,自己在外边生活多自由啊。

维权网义工: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王连喜:父母在我坐牢的时候都相继过世了;妻子也和我离了婚,现在没联系;我还有一个哥哥在沈阳,但20年没联系了,也不知是死是活,我现在等于没有任何亲人了。

维权网义工:假如出去后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吗?比如说做饭、洗衣这些日常小事可以自己做吗?

王连喜:当然可以了。我自己可以凑合着做饭,多好吃做不好,但可以做熟呀。我也会买菜买油盐酱醋,我很想出去。

维权网义工:你还记得当初被判刑时的事情吗?

王连喜:当初我们8个人都被判了死刑,我们都上诉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陈坚、班会杰当时也就18岁左右,可惜呀,一下子就死了。

维权网义工:当时的判决书你还保存着吗?

王连喜:我连家都没有了,哪还有什么判决书呢?我什么都没有了。

王连喜生于1955年9月25日,89年六四后被抓。他曾经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西城区环卫局的工人;他曾经有一个还算美满的家,他和妻子,还有一个抱养的孩子;他有父母双亲;他有自己的房子,位于西城区的松柏胡同3号......但这一切,随着89年六四后即轰动世界的所谓"8人纵火焚烧军车"一案,他先是被判处死刑然后又改为无期徒刑后(其余7人全部被执行死刑),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永远离开了他,父母也在苦苦盼望儿子中先后去世,房子更是在他毫不知情中化为乌有。

在近一个小时的交谈中,王连喜常常要重复我的问话,我说你听不清楚吗?他说我的左耳朵在监狱中被打聋了,不大声说话我听不清楚。一张条凳,我正好就坐在他的左边。接见室大概有20平米,陆续有病人的家属来探望自己的亲人。王连喜指着过道的一张类似于床的地方说:"那就是我住的地方。"

曾经在平安医院工作过的徐永海大夫说:王连喜的病是"智力发育迟缓",他只是没有常人那么多的心眼,不会算计人。徐大夫希望社会及王连喜的朋友都伸出双手,给这个幸存者一份关爱,一些帮助。

高洪明:为了六四“暴徒们”的正义鼓与呼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3月0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9/03/200903040713.shtml

明天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六四事件快20周年了,为了六四“暴徒们”的正义,我向大会全体代表和中国政府强烈呼吁:全国人大和中国政府应当把正义还给六四“暴徒们”。

一、六四“暴徒们”不是暴徒,而是抗暴英雄市民。谁都不会忘记六四事件之夜,是这些无名的抗暴英雄市民在李鹏政府
悍然使用军队武装镇压人民和平表达意愿的时候,是他们代表人民反抗了暴政,人民永远不应当忘记他们。

二、六四“暴徒们”是维护自己正义的弱势群
体。 人们多年来,每年都在呼吁为六四事件平反:这里有天安门母亲群体在呐喊;有前高自联领袖们在呐喊;有伤残者代表们在呐喊;这里缺少六四“暴徒们”的呐喊。 其原因很简单:一他们被关监狱无法呐喊;二他们出狱后为生存奔忙没时间呐喊;三他们让公检法监狱整怕了不敢呐喊;四人们或多或少地忘记了他们;五人们不敢 理直气壮地为他们呐喊。因此,他们成了维护自己正义的弱势群体。

三、我所知道的六四“暴徒们”都是好市民。六四事件发生后,尽管当时官媒对六四“暴徒们”的丑化我大体不相信,但我像许多人一样,总觉得他们大概是些问题 青年吧。当我在北京二监服刑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并朝夕相处生活时,我了解了他们。在这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六四“暴徒们”都是好工人、好学生,总之都是有正 义感的好
市民。当年被指称为“暴徒”的问题青年我见过几个,当年他们硬是在几天被打得死去活来的酷刑中,死不承认,才万幸没有被定为“暴徒”;但他们在家躺了数月才能下地。这次他们入狱都是因为刑事犯罪。

四、六四“暴徒们”的苦难是李鹏政府的罪过。六四“暴徒们”都因六四事件,而承受了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苦难,这都是李鹏政府的罪过,中国人民不应当忘 记。据我耳闻目睹,六四“暴徒们”哪个不经历令人撕心裂肺的酷刑;哪个不承受常人无法忍受的残酷劳动的折磨;哪个不强迫接受人格侮辱和精神摧残;哪个不付 出大好年华生命的牺牲;哪个不含泪忍对家庭和亲人生离死别的变故;这些苦难都是六四“暴徒们”为中国人权带来进步付出的血泪代价,人
民永远不会忘记它。

五、要求中国政府把正义还给六四“暴徒们”。

1.要求本届全国人大和中国政府顺应民意,顺乎潮流,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并为它平反昭雪;同时追究邓小平、李鹏、陈希同等人的法律责任、道义责任和历史责任。

2.要求中国公检法机关公开宣布六四“暴徒们”无罪,并向他们真诚地赔礼道歉,迅即给予他们足够的国家赔偿。

3.要求本届中国政府给六四“暴徒们”今后生活以补偿性的人道安排和照顾;让他们居有屋、病有治、壮有用、老有养、终有荣;让他们快乐享受自己的后半人生。

4.要求本届中国政府选择一个最著名的六四抗暴地点,为六四“暴徒们”塑造一座《六四抗暴英雄市民》的群雕像,让人民永远敬仰他们。

六、筹办《为了六四“暴徒们”的正义》平台,为他们的正义鼓与呼。我愿做第一个志愿者,我欢迎各界志愿者参加或参与该平台工作。

北京市民:高洪明
手机:86-13522267658


2009年3月4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2009年3月6日星期五

王丹等致全国人大公开信:查处六四屠杀的事实和问题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89年6月,在首都北京,中国军队大规模使用对敌作战武器,对和平居民进行屠杀。值此悲剧20周年前夕,作为当时身历这桩政治暴行的中国公民 [1],我们致信全国人大,要求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重新查处前国家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滥用国家暴力,屠杀和平市民的事实和问题责任。

1989年6月初,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向前军委主席邓小平谎报北京发生了“暴乱”。6月3日,邓小平指示在北京执行戒严令的军队,采取一切手段,必须在当夜平息“暴乱”,强行解决当时中国公民依照宪法举行的各类和平表达政见的活动。[2] 6月3日开始,中国军队采取大规模战争方式,在抢占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重要地点的过程中,使用了包括坦克等各类对敌作战武器,对和平市民进行血腥屠杀,导致市民严重伤亡。[3] 还有照片等证据表明,中国军队可能使用被国际社会禁止在职业军人战争中使用的达姆弹。甚至在控制整个北京局势后,军队仍在继续滥杀和平市民。[4] 同时,邓小平、李鹏和前北京市长陈希同等,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报告及其他各种场合声称,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疯狂攻击解放军”,“以残忍的手段”“杀死解放军”,“部队不得不采取平息”“暴乱”。[5] 此后,邓小平和李鹏,指使国家机器,采取殴打、监禁、流放、骚扰等手段,封锁、压制和打击任何试图调查和传播真相的努力, [6] 使得世人至今不能知道这一暴行的决策、实施和后果的基本情况。

根据我们亲历和观察到的事实,1989年6月3日军队屠杀和平学生和市民之前,北京并没有发生所谓“暴乱”,没有军人被杀,也没有执行任务的军车被烧。 [7] 中国公民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地方,是依照宪法,和平表达政见,并要求召开特别人代会,按照宪法规定程序,调查和解决当时正在争议的政治问题。[8] 尽管北京市政府放弃在北京市部分地区的管理,北京市依然秩序井然,甚至没有刑事犯罪案件。[9] 即使一定要采取强制措施控制局势,也没有必要使用用于战争的武器对和平市民屠杀、滥杀。[10] 中国军队的暴行及后果,激怒了北京市民,一些市民进行了抵抗。只有极少数军人死亡。[11]

1989年6月3日及其后数日在中国首都北京的暴力事件,是前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国家和平时期,滥用军队采取战争方式使用对敌作战武器,镇压和屠杀和平市民的暴行,所谓“暴乱”是他们蓄意制造的欺骗公共舆论和国家权力机关的谎言。这一暴行,违背人类社会的政治道义原则,践踏中国法律;对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各级政府滥用暴力压制公民的行为,越演越烈;在公民没有任何方式有效制约政府的制度下,腐败、社会不公等问题成为不治之症。邓小平和李鹏应当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宪法第2条、第3条、第5条、第27 条、第41条、第57条、第67条和第71条[12],我们要求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1989年发生在首都北京的暴力事件重新进行调查和处理,具体诉求如下:

一、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重新调查1989年 6月前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和平时期大规模动用正规军使用对敌作战的武器,对和平市民屠杀的事实和经过。

二、在查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澄清邓小平、李鹏和前北京市长陈希同制造的谎言,纠正、撤消和停止执行邓小平和李鹏强迫各国家机关对1989年事件所做出的各项错误决议和文件,包括开放公民调查和讨论、撤消通缉令、更正判决、释放系狱公民、准予因迫害不能回国的公民归国等。

三、根据调查结果,对1989年首都北京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给予道歉和补偿,并依法追究前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及各级军政人员违令伤害公民暴行的违法责任。



注释:

[1] 当时我们都是中国公民,由于其后中国政府的政治迫害,我们之中有些人失去了中国国籍。

[2] 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下),(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第910-912页。

[3] 吴仁华,《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洛杉矶:真相出版社,2007年)。由于政府压制,至今不能知道伤亡确切人数和受害者姓名。虽然在事件刚发生不久中国政府正式公布过数字是300多人死亡,包括平民和军人,但是,据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当时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接见海外华人说,有六百多人死亡。人大教授丁子霖联合其他遇难者亲属,经过将近20年的努力,已经找到186名受害人。

[4] 例如,根据市民和记者报告,北京市长安街南池子路口,在6月4日以后连续发生执勤军人枪杀枪伤和平居民的事件。

[5] 见广泛报道的“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和1989年6月30日北京市长陈希同向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所作“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6] 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5)。

[7] 即使按照中国政府的报道和事后政治迫害的审判记录,在军队大规模采取暴力镇压民众之前,没有市民集体暴力攻击和杀死军人的事件;所有大规模暴力冲突都是在军人开枪后发生的。

[8] 当时北京市民的政治诉求是要求召开特别人代会撤消戒严令,追究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责任。响应民众呼吁,全国人大常委胡绩伟已经联名其他人大常委数十人,正式提出召开特别人代会。

[9] 当时北京市区几乎没有警察正常上岗维持秩序,但是北京市没有重大刑事案件发生。

[10] 1976年4月,北京也曾经发生镇压大规模群众自发抗议执政者的集会和示威的暴力事件,但并没有使用战争武器。1989年出动的正规军远远超过1976年的规模。

[11] 前政法大学教师吴仁华考证,有15名军人死于执行任务,其中有多人是驾驶事故造成的。

[12]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签名者:王丹、严家祺、胡平、陈一咨、万润南、吾尔凯希、苏晓康、刘刚、项小吉、王超华、徐文立、任畹町、高文谦、李进进、吴仁华、陈小平、张伦、陈破空、邵江、王军涛

注:此信于美东时间2009年3月3日特快寄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天安门母亲”公开信: 請拿出勇氣,衝破禁區,直面“六四”

尊敬的十一屆二次會議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今年,是“六四”大屠殺20年。

上一個世紀的1989年6月4日,中國當局發動了一場對首都和平示威者及和平居民的大屠殺,嚴重違背了本國的憲法,違背了一個主權國家所應承擔的保護人類的國際義務,由對人權和公民權的一貫侮蔑發展為反人道的暴行。

在已經過去的漫長歲月裏,政府當局刻意淡化“六四”,不准國人談論“六四”,禁止媒體涉足“六四”。中國猶如一間密不通風的“鐵屋子”,把民間所有關於“六四”的呼聲,把“六四”受難親屬和傷殘者的一切哀號,一切哭訴、一切呻吟都擋在了“鐵屋子”以外。今天,你們作為“兩會”代表、委員,莊嚴地坐在大會堂裏,能聽到來自“六四”的呐喊嗎?能聽到“六四”難屬的痛苦歎息嗎?現如今,當年的血跡早已被沖刷,彈痕也早已被抹去,屠殺的現場擺滿了奇花異草,變成了一片和平繁榮的景象。

可這一切能掩蓋得了當年的罪惡,能消除得了遇難親屬年甚一年的傷痛嗎

不!絕對不可能。“六四”大屠殺早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它絕不是輕描淡寫的“政治風波”,也不是什麼“嚴重的政治風波”,而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反人道暴行。無論何種力量,都無法否定20年前被機槍、坦克奪去千百條鮮活生命這一嚴酷的事實!

二十年的時光不算短了,足夠一代人的成長。後起的一代,沒有經歷過當年的腥風血雨,沒有感受過屠城後淒厲靜寂的死地。過去了,似乎一切都過去了,“請君莫唱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這二十年,國家領導人換了一代又一代,從第二代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你們“兩會”代表、委員也換了一屆又一屆。隨著時間的推移,情勢的變化,似乎給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提供了一種有利於弱化“六四”,把“六四”推向遙遠歷史年代的機會。

然而,中國的天安門母親不答應。我們認為,在“六四”定性問題上,來不得半點含糊,無論是堅持最初的說法,還是改變這種說法,都應該以事實為依據,讓真相來說話。如果當年軍委主席鄧小平發動的“平息反革命暴亂”搞錯了,那就必須推翻,必須通過既定的法律程式予以糾正,向全社會公佈,不能用含糊其辭的“政治風波”來搪塞。

天安門母親始終堅持一個信念,那就是:一切按事實說話、做事,不相信任何謊言。我們從最早的尋訪活動起,對所尋訪的人員都經過反復查證、核實,到目前已知的194位死難者中,無一人有任何暴力行為。他們均屬於那場屠殺事件的無辜受害者。他們是為正義而死的,我們惟有為他(她)們討回公道,追尋遲到的正義。否則,我們將無顏面對死者的亡靈。

從上個世紀的1995年起,我們這群“六四”慘案的受難者和受難親屬,每年鄭重地給“兩會”寫信,提出公正解決“六四”問題的三項要求。這就是: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佈死者人數、死者名單;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屬作出個案交待,依法給予賠償;對“六四”慘案立案偵查、追究責任者刑責。這三項概括起來,就是 “真相、賠償、問責”六個字。

我們始終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則,呼籲“兩會”和政府當局按照民主、法制的程式,以協商、對話的方式求得“六.四”問題的公正解決。然而,我們的此項要求始終沒有得到“兩會”的討論。

為了打破解決“六四”事件的僵局,使事態沿著平穩的道路發展,我們於2006年提出:可以按照先易後難的原則,對一些存在重大分歧,一時無法取得共識的問題,可以暫時擱置爭議,首先解決一些涉及受害人基本權利和切身利益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1,撤銷對“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的監控和人身限制;2,允許死難親屬公開悼念自己的親人;3,不再阻截、扣沒海內外人道救助捐款,悉數發還已凍結的救助款項;4,政府有關部門本著人道精神幫助生活有困難的受害人解決就業、低保等基本生活保障,此項幫助不應附加任何政治條件;5,消除對“六四”傷殘者的政治歧視,在公共參與、社會待遇上與普通殘疾人一視同仁,等等。

2008年,我們又向“兩會”代表提出:今天,世界潮流是對話代替對抗。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上主張用對話的方式來解決分歧與爭端,那麼,我們也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要求政府當局以同樣的方式來解決國內的分歧與爭端。如果能在“六四”問題上,爭取實現以對話來代替對抗,那將是整個民族的幸事、全體國人的福祉。多一分對話,就多一分文明與法紀,也就少一分愚昧與專橫。對話不是把社會導向對立和仇恨,而是把社會導向寬容與和解。以對話方式解決“六四”問題,將是達成社會和解的必由之路。

現在,又一年過去了,依然是杳無音信。

我們注意到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不久前的一份公開講話中,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們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制定各項方針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對此,我們表示歡迎。既然如此,我們建議人大、政協不妨在全國,尤其是北京,解除“六四”禁區,就“六四”事件開展一次廣泛的民意調查,看看民眾究竟擁護什麼?贊成什麼?高興什麼?答應什麼?我們想,此事不難做到。

然而,中國民眾心裏都清楚,“六四”慘案是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一手製造的“鐵案”,在當前全國上下以及未來歷史上只要鄧小平的餘威尚在,想要搬倒這個“黨和政府早已定性”的結論,拋棄新的“凡是”,那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即使“平息反革命暴亂”變成了“嚴重的政治風波”,其實質結論並沒有改變。

這就需要各位代表拿出非凡的膽略,拿出政治的勇氣和智慧,突破禁區,直面二十年前那場慘絕人寰的悲劇,按照事實真相解決“六四”事件。果真如此,那就必將造福於黎民百姓,功垂千秋。

簽名者:

丁子霖 張先玲 周淑莊 李雪文 徐 玨 尹 敏 杜東旭 宋秀玲 於 清 郭麗英 蔣培坤 王范地 段宏炳 袁可志 趙廷傑 吳定富 錢普泰 孫承康尤維潔 黃金平 賀田鳳 孟淑英 袁淑敏 劉梅花 謝京花 馬雪琴 鄺瑞榮 張豔秋 張樹森 楊大榕 劉秀臣 沈桂芳 謝京榮 孫 甯 王文華 金貞玉要福榮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風 王桂榮 譚漢鳳 孫恒堯 陳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寶豔 劉春林 狄孟奇 楊銀山 管衛東 高 婕 索秀女 劉淑琴王培靖 王雙蘭 張振霞 祝枝弟 劉天媛 潘木治 黃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張耀祖 軋偉林 郝義傳 蕭昌宜 任金寶 田維炎 楊志玉 齊國香 李顯遠張彩鳳 王玉芹 韓淑香 曹長先 方 政 齊志勇 馮友祥 何興才 劉仁安 李淑娟 熊 輝 韓國剛 石 峰 龐梅清 黃 甯 王伯冬 張志強 趙金鎖孔維真 劉保東 陸玉寶 陸馬生 齊志英 方桂珍 肖書蘭 葛桂榮 鄭秀村 王惠蓉 邢承禮 桂德蘭 王運啟 黃雪芬 王 琳 劉 幹 朱鏡蓉 金亞喜周國林 楊子明 王爭強 吳立虹 甯書平 郭達顯 曹雲蘭 隋立松 王廣明 馮淑蘭 穆懷蘭 付媛媛 孫淑芳 劉建蘭 王 連 李春山 蔣豔琴 何鳳亭譚淑琴 (共127人)

2009年2月26日

根據難友們的提議,決定把歷年來簽名者中已故難友的名單附錄如下,以尊重死者遺願:吳學漢 蘇冰嫻 姚瑞生 楊世鈺 袁長錄 周淑珍 王國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張俊生 吳守琴 周治剛 孫秀芝 羅 讓 嚴光漢 李貞英 鄺滌清 (共19人)

转自蔡淑芳博客

杨承民:愿蒋培坤老师早日康复

作者:杨承民 文章来源: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1-12 11:36:36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7/200901/20090112113636_13019.html

丁子霖老师多年来坚持寻找六四难属,为六四难属说话,其中始终有蒋培坤老师的陪伴和支持。二十年过去了,六四仍然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黑案,两位老师仍在艰难支撑。衷心祝愿蒋老师康复,丁老师康健。



蒋培坤老师病倒了。去年十月底无锡张泾警察无故上门干扰,同蒋老师发生冲突。由此引发心脏病和脑梗阻,尽管抢救过来但后遗症很难全部消除。他太累了。这么多年,他像年轻人一样不息地工作。几年前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后他的工作节奏也没有减慢多少。

第一次见蒋老师和丁子霖老师是在一九九六年,我回国到北京去看望他们,那时他们还住在人大的房子。我从出租车刚下车,丁老师已等在门口,迅速把我拉进房间,她告诉我对面有人监视。此时蒋老师早已被免去了人大美学所所长和博士生导师的职务,他们俩人都已失去了给学生上课的权利。他们带我看了他们的儿子蒋捷连的房间。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蒋捷连在示威游行中的照片,蒋老师亲手做的樟木柜子里安放着他的骨灰盒,房间的其他布置依然是他生前一般。他们向我详细讲述了儿子遇难前后的经过,他们还讲了其他难属的故事。丁老师讲着讲着声音哽咽,眼泪夺眶而出。我也几次擦去留不住的眼泪。蒋老师没有流泪,但悲愤之情依旧溢于言表。他们还谈了他们无锡被关,第一次难属集体上书,在寻访难属和寻求人道援助中的艰难和欣慰等等。看得出,他们是因为痛失爱子而站出来抗争的,但这时他们更关心的是找到更多的遇难者和帮助更多的难属,为所有无辜"六四"死难者讨回公道。

每次见到他们,丁老师都会告诉我新找到的难属,她们难属间的情谊,政府的打压,朋友的支持,当然也有苦恼,悲哀,和愤慨。尽管同媒体谈话基本上由丁老师出面,但"天安门母亲"的声明,宣言,公开信等大多由蒋老师起草。也许是因为研究美学和哲学的缘故,蒋老师说话富有哲理却不枯燥,语气平和但一针见血。他平易近人,同我们晚辈说话毫无居高临下的口吻。他对我说我们还是校友,接着他又讲到学生时代在华东师大与剧作家沙叶新同住一宿舍。每当他讲起这样的往事,还有像刘晓波博士论文答辩前后经过,他就显得特别开心。

最近一次见蒋老师是在二零零七年夏天,我去无锡看望他们。这是我第三次去他们无锡乡下的家。中式的客厅俭朴典雅古色古香,墙上美学家高尔泰的画据说可以镇妖避邪。院子虽小却亭阁小桥假山池塘花草树木样样齐全。这房子的里里外外都是蒋老师自己设计的,有的甚至还是他亲自动手做的,令人心爽目悦。但走进楼上挂着蒋捷连照片的房间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这里他们取名连园,为纪念捷连的。他们每年两次来这里住几个月,在这里他们比北京有相对多一点时间静下来写东西。一字字血泪倾诉,一件件真相揭示,一份份庄严声明,一行行精辟论述,很多都在这里诞生。其他难属也常有来这里小住,即能相聚畅谈,也为身心调剂。他们对他们的子女说过即便等他们去世后这连园也留给所有难属使用。

那天正好碰上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发表缪论,否认"六四"屠杀存在。丁老师接受香港媒体电话采访,蒋老师立即拟稿驳斥,还要上网了解其他媒体的反应。几个小时一直在忙。我说我来给你们添忙了。丁老师说我来了反而使蒋老师多休息。否则他不在电话上就在阅读,不在阅读就在网上,不在网上就在写作。他早晨很早就起床,一天的工作量常常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也是超负荷的。去年"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这又占去了他很多时间。

这次发病后蒋老师依旧不忘工作不忘朋友。当他被告知刘晓波被捕的消息,马上就说要抗议要营救。丁老师说除了记忆和表达障碍,他最难受的是他不能使用电脑,但他都在努力恢复,前几天他第一次用了近两个小时发了一个email.为六四说出真相,寻求正义,为中国民主自由,社会进步,他的工作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愿蒋老师早日彻底康复。丁老师需要他,天安门母亲需要他,我们大家都需要他。

让所有异议人士有尊严地回家



文/王超华

(为“我要回家”运动著文,收入香港出版《回家》一书)



六四二十周年即将到来,八九年的星星点点仍鲜活地保存在记忆中。每次重放当年的录像带,总是极为激动,难以自已。千百万人聚集在北京街头和天安门广场,满怀兴奋、紧张、骄傲、试探、焦虑;有旗帜飞扬,也有被单大褂上泼墨而就的口号;有卡车上的锣鼓,也有个体户组织的摩托车队。在这些五花八门的表达里,涌动着不可遏制的渴望和创造活力。而激发出那种渴望和活力的,是当时几乎触手可得的作为政治公民的个体尊严。

当时广场上最流行的歌曲既有《国际歌》、《国歌》,也有《几度风雨》和《血染的风采》,人们唱起来都充满着作为共和国公民的骄傲和自豪,甚至常常在自信中带着些调侃。另一方面,戒严令刚下来,学生还都集中在广场,二环路外居民区里的男女老少已经互相招呼着,成群结队地跑出家门拦截军车。大北窑,安贞里,六里桥,……,除了部队大院密集的五棵松方向,到处都是拦阻军车的汹涌人潮。其中,学生的直接参与极为有限。这些既是北京市民向往公民参政和个体尊严的明证,也是八九民运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风采之一。

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没少见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但绝大多数都是同样的旗帜,同样的口号,整齐的列队,整齐的步伐,即使是欢呼奔跑,也是面朝指定的方向。类似表演曾重现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令人恍惚中似乎返回到几十年前的大型团体操表演。公民参政并不必然扼杀个体的创造精神。强调服从和整齐划一的大一统,也并不是真正的公民参政。参政议政的前提,正是承认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利益,要通过不同的政治意见和立场来表达,也要借助争辩讨论相关政策议题来保护伸张。八九民运的高潮发生在中共高层意见分歧的时刻。在统治集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那几天里,中国人特别是城市居民,品尝到某种“政治成熟”的体验,政治热情和政治自律同时并存;对民主的要求和如何实践民主的疑虑,也始终伴随着运动的全过程。公民尊严和公民个体的政治责任,同时落在参与者肩上。

在这个意义上,八九民运为中国经济增长后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变迁提供了最可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方向——还公民以政治权利,让政治异议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为不同社会利益集团提供公开透明的博弈空间,以追求社会公正与公平为基础原则,建立成熟的政治体制遏制贪腐,通过坚持原则的实践,重建社会对正义的信心。甘阳讨论韦伯的政治思想时,曾特别强调了现代社会里,利益多元分殊是政治制度必须走向民主的历史条件。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分殊已极为强烈,承认并容纳不同政见已经刻不容缓。

建设一种能够容纳不同政见、甚至鼓励不同政见相互交锋的社会氛围,有待持续不懈的多年努力。但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让所有异议人士都能有尊严地回家,不但切实可行,也是奠定原则基础的第一步。“公民”首先是一种政治身份,“公民”的尊严在于充分使用自己的独立意志来参政议政。没有参政权的市民和农民,谈不上尊严。他们的尊严随时可能被专横跋扈滥用职权的官员踩在脚下。类似的事例,在今日中国难道还少见吗?

在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氛围中,曾经反复辩论过取消“反革命罪”的问题。最终,这项罪名被今天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所取代。在这种种以法律名义实施的暴力专政下,成千上万仅仅是表达了不同意见,或试图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普通公民,身陷囹圄,很多人从此不见踪影,“人间蒸发”。六四镇压中,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人受到伤害、迫害、牵连。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仅仅那些敢于向丁子霖教授公开表明身份的受难者家属,到1994年已有大约200人。考虑到绝大多数受难者家属其实都选择了保持沉默,我们可以说,六四不但夺取了很多人宝贵的生命,夺取了更多人生命中极为宝贵的时光,而且严重摧残了中国社会里艰难萌芽的现代公民意识。

六四镇压后,很多人因为支持民运而先后入狱,有些人没有能活着离开那里,曾和孙立勇一起坐牢的路洪泽是一位;我在广场上结识的温杰是另一位。当时听到他因狱中延误治疗不幸去世的消息,非常难受,好像又看到他在广场上,非常焦虑地试图说服我,希望能采取措施,减少诸如树立民主女神像这类容易刺激政府的动作。我们意见或有不同,但专政机器一旦开动起来,就只剩下敌我之分,主奴之分。只要没有和统治者站在一起,你就无法再享有公民的尊严。温杰这样的人,有何具体的想法和愿望,早已被完全忽略。

我本人属于幸运的少数,成功逃亡到海外,重新进入和平生活并恢复学业。在无视公民尊严的中共当权者眼里,奴仆也是分等级的。我的家庭背景幸而有过短暂的特权,大多数亲属先后辗转出国。但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了无辜受牵连的亲人,下决心入籍为美国公民,但在赴香港和亲属见面时,仍然受到阻挠。为了十五年来第一次难得的机会,出于不忍,也是出于妥协,我同意了对方的条件,不参与任何公开活动,更不必说政治活动了。在香港的那几天里,有没有人跟踪?有没有人监视?不得而知。可以确认的是,我到了一个中国辖区,没有受到直接的迫害,但是,是在主动放弃现代公民正当权利的前提下。这是没有尊严的回家。

可以想像,丁子霖这样的“天安门母亲”,李海这样曾经入狱的八九学生,六四以来一直致力于寻找受难者真相,他们生活中的尊严受到过多少欺凌侮辱。事实上,二十年来, 六四前后的政治犯陆续获得释放,但他们返回社会的道路充满荆棘,政警部门在国家税收支持下,持续不断地威胁恐吓所有曾因政治原因受到迫害的普通公民。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公民又陆续因为参与各种维权活动而成为新的受害者。自从互联网进入中国,类似的消息几乎天天出现。很多普通公民,仅仅因为网络写作,仅仅因为不满地方豪强,仅仅因为通过正常渠道依法申请游行,就曾被捕坐牢或强迫劳教。即使他们被拘押的时间比起五十年前来,相对要短得多,但他们被释放后,仍然被官方视为潜在威胁。在警察和国保的持续骚扰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又会是什么样子。对他们来说,回家的尊严又在哪里?

让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有尊严,首先要让那些敢于争取自己公民尊严的人受到法律的保护。没有主权在民,没有还权于民,所有反贪腐的言谈,都不过是口水和泡沫,是中共政权为了保护自己的政经利益而反社会反人民的烟幕弹。真正对中国负责,对历史负责,就要让所有的政治犯都能有尊严地回家。

2009年2月7日星期六

【丁子霖】我与林昭

[转载注:这篇是从“牛博国际”网站上胡缠的博客转来的。牛博最近屡遭封杀,用三表王小老师的话说,牛博站长罗永浩已经成了北京开关厂厂长了。结果,他们目前的网址非常不固定。建议海外走访,先在google搜索里找“牛博国际”。这篇转载时,他们的地址大概是 pign.com。]

胡缠 @ 2009-2-6 11:55 阅读(1377) 评论(1) 推荐(18) 引用通告 分类: 沉默
【按:劫难不会停止追杀,早或晚,这一代或者下一代。“圣女”林昭 或者“天安门母亲”丁子霖 和她的儿子。 值得安慰的也许是:擦肩而过的两个世界,终有相遇的一天。】


我同林昭曾是中学和大学的校友,两次同处一所学校,甚至同住一幢宿舍,却相遇而不相识。如果说,圣婴之死,在我的心灵里留下的是无尽的遗憾、无尽的哀伤;那么,林昭之死,在我心灵上留下的则是无尽的愧悔、无尽的痛楚。
  
林昭的遇难,我也是在1989年6月初以后才知道的。我儿子罹难后,我的一些在京的同窗好友纷纷前来看望我、安慰我。这样,消息也就传到了我的一些外地同学那里。不久,一位在外省任职的老同学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上的话语不多,却附上一份厚厚复件,是几年以前发表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的一篇署名文章,篇名为〈林昭之死〉。
  
我这才知道,林昭原为北大新闻系学生,一九五七年因同情“右派”同学而获罪,也被戴上“右派”帽子。五八年北大和人大的新闻系合并,林昭也就随北大新闻系的师生一起转到人民大学城内分部──东城铁狮子胡同有号校舍(人大新闻系所在地)。她因患肺病,被“特准”安置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当时我们作为人大新闻系学生,住九楼宿舍,而林昭则独自一人住在九楼楼梯下的一间小屋里。可是在一个楼里同住两年我却一无所知,即使搜遍了记忆,也毫无印象。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的那位在外省任职的老同学趁来京之便来看望我,我不无自责地询问起林昭的事。那位宽厚的老同学大概是不忍心责备我吧,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当时也许不会注意到她。”接着他又说:“我们这些‘老右’与林昭都很熟,大家都钦佩她的才华,都叫她‘林妹妹’……。”
  
我一切都明白了。当年,我同林昭虽然同住在一幢宿舍楼,却生活在绝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我生活在一个用所有一切美丽谎言堆砌成的“阳光灿烂”的虚幻世界里;而林昭,以及我的那些“右派”同学,则是生活在一个被谎言挤压得几乎暗无天日的世界里。然而,这另一个世界是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虽然备受摧残,却仍保留着人性的本真与美好,保留着人类的同情与爱。
  
我不想用幼稚、单纯这类词语来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会有所追求,想有所获得。在那个年头,书念得不多,运动却不少,如果能被领导封上一个“积极分子”的头衔,那就是一种梦寐以求的荣耀。为此,他会心甘情愿地“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做“党的驯服工具”。他会以一种愚蠢的高傲和可怕的冷漠,去对待那些朝夕相处却有着另一种追求的同伴,会在这些同伴受到伤害的时候,心安理得地从他们身旁走开,甚至会投之以一种轻蔑与嫌弃。而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也许会觉得他自己是在实现某种“崇高”的理想,却不会想到这是在制造一种罪恶,在毁坏一种文明,在戮杀自己的人性和良知。
  
我要感谢我的那位老同学,他让我知道了林昭在人大的一段往事。这使我从生命的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苏醒是痛苦的,但惟有这痛苦,才会脱去自己身上的枷锁,才会发现真实的自我。对我来说,这是灵魂的一种救赎。
  
那是在我儿子刚遇难不久,我正承受着痛苦的折磨,徘徊于生死之间。我急切地想更多地知道一些有关林昭的事情。我想,我也许能从这些同代人的苦难中,寻找到一个生命的支撑点和活下去的勇气。但是,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找到可以进一步了解林昭的更多文字数据。
  
一直到前不久,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一本书里读到了林昭妹妹彭令范女士回忆她姐姐的文章。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与林昭在中学时代还曾就读于同一所学校── 苏州景海女师附中,只是她比我高四班。一九四七年春,我离开上海的中西附小随家到了苏州,未待小学毕业便考入了景海女师附中,这所学校与上海的中西女中属同一教会所办,在当时的苏州也是一所有名的学校。一九四九年林昭高中毕业离校投身“革命”时,我还在读初二。三年后,我辗转到了北京,参加了“革命工作 ”。五六年,我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而林昭则先于我考入了北大新闻系,之后又转到人大新闻系。
  
然而,我和她虽然从同一所中学出发,最后又汇入到同一所大学,命运与境遇却截然不同。林昭是在人民大学一直待到我毕业以后才由她母亲接回上海家中养病的。在上海,她又因与一些“反叛者”的交往而被控犯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入狱。在狱中又因“拒不服罪”而加刑,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终至被处决。那年她才三十六岁,终身未婚。
  
这些年来,我到处托人打听林昭墓葬之所在,一直到去年才得知其墓葬的大概下落。据说是她当年的一些新闻系老同学集资修建的,地点就在她家乡苏州的郊外;说是墓,却无尸无骨,仅安放了死者的一缕头发和一些遗物而已。
  
今年清明节前,我和我先生寻找了很多地方,终于在苏州城外灵岩山麓的“安息公墓”找到了林昭的墓地。在一丛翠柏树荫下,一块不大的墓碑上写着“林昭之墓” 四字。生卒年月:一九三二.十二.十六至一九六八.四.二十九。墓碑的背面镌刻着林昭的一首遗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我默默地凝视着散落在墓碑上的斑斑苔痕,心里不免产生一种世事沧桑、变幻莫测的悲凉之感。似乎一切都结束了,又似乎一切都还没有开始。我想,如果林昭能活到今天,也许不会有当年那样的乐观;如果她地下有知,一定会无法放下那背负的沉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丁子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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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4日星期三

查建国:大年初一思念还在狱中的难友

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1-27 9:49:54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7/200901/20090127094954_13284.html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人对出远门人孤独心境的生动描写。

而坐牢的人虽不是出远门,但咫尺天涯此时此心亦同。我在监狱中度过了九个春节。每到春节,监狱总是让部分表现好的犯人与家属团聚包饺子。而像我这样不认罪的政治犯自然沒有这种待遇。每到大年初一,别的犯人或去与亲人团聚、或集中去一间大屋子看电视,而我总是一个人留在冷冷的牢房里,以床为桌给亲人写信,用家书温暖自己那寒冷孤独的心。

今年好了,我可以在家过春节了。可不知怎么,我的心还在狱中,在思念那些仍在狱中的难友。今天是初一,我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书桌前敲着电脑,用这篇短文寄托我对狱中战友们的思念。我思念全国各地我认识和我知道的还在狱中的几十位政治犯朋友。我思念北京最近被监视居住的刘晓波,前一小时我才在电话里和他夫人刘霞互相拜年,刘霞讲:过年想去探视晓波,但申请未批。我思念北京第二监狱和我一块坐牢但现在仍未出狱的四位政治犯难友。北京二监是关押重刑犯的监狱,北京部分政治犯关押此处。这几年刑滿出狱的有中国民主党案的我和高洪明;中国自由民主党案的胡石根、康玉春、王国齐、张纯珠;中国共产党改革委员会案的冯劭力、李增春;纪念六四案的江棋生及上百个所谓"六四"暴徒案的北京市民;还有海外民运人士杨建利等人。至今还未出狱的是何德普、王小宁、杨子立、靳海科四人。

何德普与我同案,他是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国(大陆)成立新政党,在同样也没有注册登记的中共眼里,都是犯罪行为。我们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有个内部商定:徐文立在徐文立负责,徐被捕查建国负责,查被捕高洪明负责,高被捕何德普负责,何被捕马X负责。徐文立1998年12月被捕被判刑13年。1999年6月我和高洪明同天被捕,被判刑9年和8年。面对着1999年全国十几个省市几十个民主党领导人纷纷入狱的镇压浪潮,何德普逆流顶风而上:发声明援救战友,续办党刊网上宣扬,联络海内外签署民主宣言,东奔西跑进行党的组织活动。2002年底何德普被捕入狱被判刑8年,在狱中我们见面了。我和德普不在一个分监区,见面不易,偶尔在监狱医院看病时碰上。虽然俩人身后各跟着狱警,但我们抓紧低声说几句最重要的话,随即被分开。德普,多保重!我期待着你的归来,到时我们可以自由地畅谈。

王小宁与何德普都是50多岁的人,但小宁已半头白发。因网上发文宣扬多党制的好处被判刑10年。我和小宁的分监区仅隔一道铁栅栏。两监区有时放风碰到同一时间,我们就抓紧时间交流一会儿,他对时局看法总比我乐观,我这人习惯分析形势多看困难,但也是爱听鼓舞人心的话啊!

杨子立和靳海科同案,他们几个年轻大学毕业生位卑不敢忘忧国,效法毛泽东成立了个新民学会。才碰头两三次就被捕,杨判8年、靳判10年。我看过他们的判决书,其中有一罪证是:在笔记中有对现时政治不滿的言论和对共产党领导不滿的言论。记得当时我悲愤得仰天长叹!眼泪充滿了眼眶。岂有此理!子立还有一个多月就8年刑滿出狱,他家在河北农村,过完年我就要为他出狱做些安排。

靳海科也是农家子弟。他父母从河南许昌农村到京探视他,这几个月都住我家。老母亲说起海科伤心得很。说全家几个孩子就海科学习好,考上了北京的地质大学。供他上学的钱还未还完就出了这事。怎样的言语,都无法安慰了这朴实的贫困的老母亲的心!海科与我同一个分监区,我在一层楼,他在二层。每周三次放风,他都会隔着铁窗和我说话。我用井蛙居主笔名,他用人爱道者笔名,书面交流十几次。别看他比我女儿还小,但他和我争论起却毫不留情,真是难得的忘年交、狱中诤友。海科因监狱的一个小手术失败,搞得他至今身体极弱,但他才气横溢,在狱中写了几十万字的东西。记得2007年我生日时他赠诗祝贺:仲秋缧绁赠查老:"明月回环巡山河,蛙居再次过仲秋。秋风吹来风作酒,伴我豪情一生游。"再有两年,海科才十年刑满,海科,保重身体!你的人生和我们共同献身的中国民主事业的路还很长很长。

还在狱中的难友们,你们的牺牲终将铭刻历史,我们的心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