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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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过去七年了。七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转移了绝大多数大陆人口和国际社会对七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的注意。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固然多致力于分析、预测当前的政治经济动向，即使流亡海外的民运人物也不得不在新形势面前重新选择政治定位，其中不乏暗中摩拳擦掌、只待国内政局有变即回国参加竞选的有志之士。如果将香港亟待解决的民主化问题作为特例，则一般的情况可以说是，时间已多少消磨掉了六四纪念中行动的紧迫性，暗含的仪式概念越来越强。在这样的纪念活动中，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八九年北京之春所传达的信息不可避免地高度浓缩、抽象化了，不同立场观点之间的争论也常常胶着在概括性的结论上。从另一方面看，时间的消磨同时把六四从当前政治中适度地解脱出来，使我们得以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审视，重新认识这五十几天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短，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和重要社会集团都高度紧张地投入表演，而音像文字记录最为完整的一个阶段，因而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了解当代中国的最重要的窗口之一。问题在于，由于上面谈到的原因，这个窗口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认真核对史实，寻找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仍是在纪念六四时不可忘却的任务。这方面严肃认真的努力不仅会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会对认识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和变异、对认识今日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有所助益。
虽然现在对六四的研究还不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小雅在政治压力下完成、尚未正式出版的《八九民运史》。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试图通过这一事件来认识当代中国的努力中，也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影响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其中两个主要问题是急于定性和局部套用现有理论。
第一个问题为中国大陆多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受政治左右的后遗症，不仅表现在言论著述中重视概括总结多于分析考察，而且在于视其概括和总结为研究的最终目的，象是年终总结，或是盖棺论定，先要定其基本善恶，方能论及其余，而确定“概况”之后对“其余”的谈论则常常落入罗列证据。对于定性的关心和重视自六十年代末即成为中国大陆群体或个体下意识行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年代对定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重要性有过大众化的反叛，其表现主要为另一个极端的“定了性也不管用”，“定性管不着我”。这种反叛有助于大众心理平衡，却很难应用于以真理为旗帜的学术研究和以正义为号召的狭义政治行为。因此，如果不是回到“述而不作”的传统，则即使提倡开放自由的知识经营们也难于从追求定性的习惯性思维中解脱出来。这种情形只从胡耀邦逝世之初开放派竭尽全力为他争取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就可见一斑，其中涉及的多为当今海内外认可的中国知识精英。要深化认识，首先要摆脱这种思路。具体到六四，即使是在政治上无保留地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学生和民众的原则性要求，在研究中也必须认识到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和运动呈现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变异状态，要尽力避免以政治立场代替对关键性细节的考察。比如，对某一策略的肯定或否定有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占领或撤离天安门广场，离开具体日期里变化中的形势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简单化得结论。胡平“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理论有其薄弱环节，但确实考虑到了当时小环境内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同时，对参与六四的重要人物，要确认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同时要分辨各人自我声称的政治原则立场和当时所主张的战略策略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批评某一策略主张不等于指责主张者声称的原则立场，更不等于对主张者政治生命的盖棺论定。陈小雅在评价陈子明于八九年五月所采取的策略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媒体缩减到只有每年一度的集中报道的情况下，仍然避免简单化概括，坚持深化对这一事件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不仅中国知识分子的著述中有，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中同样有，而且由于西方学者的身份，又因其为美国学院中可接受的一般做论文的模式，而在进一步的探讨中造成困惑。但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其合理性基础。西方学术研究模式的重要一环时提出假设并加以论证，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关键在于这个假设不同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结论，假设的范围和前提必须有清楚的定义，至少要假定著述的目标读者（群）对定义范围都有清楚的理解（我曾在去年纪念六四时涉及［谈及］这个问题）。这是西方学术不断分科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我门下，对定义领域和前提条件不必多加解释；不在我门下，不必与之言。这种学术发展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的巨大冲击，但远未失去其权威地位。因此，在面对西方理论时，我们仍需时时提醒自己，认清许多并非如著述者所假定的“不言自明”的定义范围和前提条件，避免将自己限于别人假定的局部性讨论中。在关于六四的研究中，这个问题的基本表现为在这个大规模复杂事件中选取一个特定角度，一个特定侧面，套用现成的西方理论展开分析。其前提是对现有西方理论的无条件接受，忽略中国现实可能对现有理论提出的质疑和补充；其侧重点在于对西方读者解释中国现象，因而常常不可避免地在将中国现象作西方化解释时造成另一类型的简单化。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Wasserstrom 关于八九年学生将政治运动剧场效果化，并与五四等以前的学生运动作比较的研究，和他对六四悲剧性质的讨论。即使充分肯定他的成绩，这样的研究也很难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为什么这一次事件发生在这个特定事件，表现为这种特定形式，引向这样一个特定结果，以后的类似事件是否必然重复这一过程。比较而言，佛吉尼亚大学 Israel 教授关于中国学生运动的研究就考虑了更多的历史因素，扼要地描绘出学生集团和政治统治集团之间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发展变化的轨迹。简单说，这仍是一般化和特殊化的问题。但只有当我们能充分认识了解某一事件的特殊性，这个事件才有可能在我们努力把握一般性的过程中真正具有积极意义。
我以为，在研究六四时，我们应当充分地利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搬用现成理论，同时充分考虑历史性因素和事件的具体发展过程。这些考虑应体现在探索各个关键时刻存在的多种发展可能性和实际发生的选择，解释最后选择的内在逻辑，保持六四研究的开放性，从而既避免拘泥于现有理论，又避免简单罗列史实。在这方面，陈小雅的书稿同时提供了成功和不大成功的例子。在讨论运动开始阶段时，她提出，如果蒙冤去世的是党的总书记，恢复名誉应当是党组织来负责，而从四月十八日起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们就高呼“李鹏出来！”，而不是要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出来。逻辑何在？她给的回答有可商榷之处，问题却提得正在点上。同样是讨论运动之初，虽然她承认对胡耀邦的充分了解并非群众悼念活动的重要起因，她还是花了一整章的篇幅回顾胡的一生。在我看来，这却是明显地超出了讨论八九民运史的相关性界限。
进一步讲，在考虑到可能应用的理论时，我以为，八九民运首先是一次政治运动，以政治组织的形式出现，提出明确或模棱两可的政治要求，以政治理想为号召，以对现政权的挑战或要挟为手段，追求现实不现实的政治目标。因此在考虑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我们必须考虑其政治学的意义。其次，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上面列举的这些政治特征在八九年的中国还都处于其发展的极为早期的阶段。因此，整个过程又呈现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特征，不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成熟的政治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可以比拟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考虑社会学的各种因素。再次，我们还需要考虑经济改革的背景及其对社会心理的压力，因而有参考经济学、心理学等理论的必要。由于我们的目的是对八九民运作为一个整体事件有更清醒的认识，所有这些可能的应用都必须随时准备讨论对我们在各阶段所设假定的反证，因此必须随时考虑当时的历史具体性。由于我们为自己设的人物，我们不可能象只在某一特定领域里忙碌的西方学者那样，对其假定之外，同一事件内包含的反证置之不顾。举例来说，胡耀邦逝世之初，学生究竟是如何开始运动起来的，很多中外学者在这个问题面前都直接跳到此前王丹等政治活跃分子在北大等校园组织的社团活动，将其与这些人后来在运动中的突出地位直接联系，建立起一种必然性关系。而根据《回顾与反思》，九一年聚会巴黎讨论的学生领袖中，不止一人证实，在胡耀邦刚去世时，王丹等人决定他们的几个社团组织应当先保持观望态度。天安门的游行从四月十七日开始，北大学生只是在十八日深夜才第一次结队走出校园。既然如此，为什么王丹仍然在运动中迅速获取重要的领导地位？这样的反证必然迫使我们更细致地审视政治运动中代表性人物和运动发展必然性之间的关系。这样不断提出假设，不断考虑反证，我们不仅能使保持开放的六四研究有益于对当代中国的了解，而且可能同时为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
所有这些当然还只是愿望。只有在实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在不断考虑并改正可能的错误中，这样的目标才会逐步向我们靠近。在纪念六四七周年之际，我知道，我将继续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199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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