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我与林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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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缠 @ 2009-2-6 11:55 阅读(1377) 评论(1) 推荐(18) 引用通告 分类: 沉默
【按：劫难不会停止追杀，早或晚，这一代或者下一代。“圣女”林昭 或者“天安门母亲”丁子霖 和她的儿子。 值得安慰的也许是：擦肩而过的两个世界，终有相遇的一天。】


我同林昭曾是中学和大学的校友，两次同处一所学校，甚至同住一幢宿舍，却相遇而不相识。如果说，圣婴之死，在我的心灵里留下的是无尽的遗憾、无尽的哀伤；那么，林昭之死，在我心灵上留下的则是无尽的愧悔、无尽的痛楚。
　　
林昭的遇难，我也是在1989年6月初以后才知道的。我儿子罹难后，我的一些在京的同窗好友纷纷前来看望我、安慰我。这样，消息也就传到了我的一些外地同学那里。不久，一位在外省任职的老同学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上的话语不多，却附上一份厚厚复件，是几年以前发表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的一篇署名文章，篇名为〈林昭之死〉。
　　
我这才知道，林昭原为北大新闻系学生，一九五七年因同情“右派”同学而获罪，也被戴上“右派”帽子。五八年北大和人大的新闻系合并，林昭也就随北大新闻系的师生一起转到人民大学城内分部──东城铁狮子胡同有号校舍（人大新闻系所在地）。她因患肺病，被“特准”安置在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当时我们作为人大新闻系学生，住九楼宿舍，而林昭则独自一人住在九楼楼梯下的一间小屋里。可是在一个楼里同住两年我却一无所知，即使搜遍了记忆，也毫无印象。
　　
又过了一些时候，我的那位在外省任职的老同学趁来京之便来看望我，我不无自责地询问起林昭的事。那位宽厚的老同学大概是不忍心责备我吧，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当时也许不会注意到她。”接着他又说：“我们这些‘老右’与林昭都很熟，大家都钦佩她的才华，都叫她‘林妹妹’……。”
　　
我一切都明白了。当年，我同林昭虽然同住在一幢宿舍楼，却生活在绝然不同的两个世界。我生活在一个用所有一切美丽谎言堆砌成的“阳光灿烂”的虚幻世界里；而林昭，以及我的那些“右派”同学，则是生活在一个被谎言挤压得几乎暗无天日的世界里。然而，这另一个世界是真实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虽然备受摧残，却仍保留着人性的本真与美好，保留着人类的同情与爱。
　　
我不想用幼稚、单纯这类词语来为自己辩护。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会有所追求，想有所获得。在那个年头，书念得不多，运动却不少，如果能被领导封上一个“积极分子”的头衔，那就是一种梦寐以求的荣耀。为此，他会心甘情愿地“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做“党的驯服工具”。他会以一种愚蠢的高傲和可怕的冷漠，去对待那些朝夕相处却有着另一种追求的同伴，会在这些同伴受到伤害的时候，心安理得地从他们身旁走开，甚至会投之以一种轻蔑与嫌弃。而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也许会觉得他自己是在实现某种“崇高”的理想，却不会想到这是在制造一种罪恶，在毁坏一种文明，在戮杀自己的人性和良知。
　　
我要感谢我的那位老同学，他让我知道了林昭在人大的一段往事。这使我从生命的麻木中苏醒过来，这种苏醒是痛苦的，但惟有这痛苦，才会脱去自己身上的枷锁，才会发现真实的自我。对我来说，这是灵魂的一种救赎。
　　
那是在我儿子刚遇难不久，我正承受着痛苦的折磨，徘徊于生死之间。我急切地想更多地知道一些有关林昭的事情。我想，我也许能从这些同代人的苦难中，寻找到一个生命的支撑点和活下去的勇气。但是，在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没有找到可以进一步了解林昭的更多文字数据。
　　
一直到前不久，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一本书里读到了林昭妹妹彭令范女士回忆她姐姐的文章。我这才知道，原来我与林昭在中学时代还曾就读于同一所学校── 苏州景海女师附中，只是她比我高四班。一九四七年春，我离开上海的中西附小随家到了苏州，未待小学毕业便考入了景海女师附中，这所学校与上海的中西女中属同一教会所办，在当时的苏州也是一所有名的学校。一九四九年林昭高中毕业离校投身“革命”时，我还在读初二。三年后，我辗转到了北京，参加了“革命工作 ”。五六年，我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而林昭则先于我考入了北大新闻系，之后又转到人大新闻系。
　　
然而，我和她虽然从同一所中学出发，最后又汇入到同一所大学，命运与境遇却截然不同。林昭是在人民大学一直待到我毕业以后才由她母亲接回上海家中养病的。在上海，她又因与一些“反叛者”的交往而被控犯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逮捕入狱。在狱中又因“拒不服罪”而加刑，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终至被处决。那年她才三十六岁，终身未婚。
　　
这些年来，我到处托人打听林昭墓葬之所在，一直到去年才得知其墓葬的大概下落。据说是她当年的一些新闻系老同学集资修建的，地点就在她家乡苏州的郊外；说是墓，却无尸无骨，仅安放了死者的一缕头发和一些遗物而已。
　　
今年清明节前，我和我先生寻找了很多地方，终于在苏州城外灵岩山麓的“安息公墓”找到了林昭的墓地。在一丛翠柏树荫下，一块不大的墓碑上写着“林昭之墓” 四字。生卒年月：一九三二.十二.十六至一九六八.四.二十九。墓碑的背面镌刻着林昭的一首遗诗：“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灵台，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他日红花发，认取血痕斑。媲学嫣红花，从知渲染难。”
　　
我默默地凝视着散落在墓碑上的斑斑苔痕，心里不免产生一种世事沧桑、变幻莫测的悲凉之感。似乎一切都结束了，又似乎一切都还没有开始。我想，如果林昭能活到今天，也许不会有当年那样的乐观；如果她地下有知，一定会无法放下那背负的沉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丁子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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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建国：大年初一思念还在狱中的难友

维权网 更新时间：2009-1-27 9:49:54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7/200901/20090127094954_13284.html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古人对出远门人孤独心境的生动描写。

而坐牢的人虽不是出远门，但咫尺天涯此时此心亦同。我在监狱中度过了九个春节。每到春节，监狱总是让部分表现好的犯人与家属团聚包饺子。而像我这样不认罪的政治犯自然沒有这种待遇。每到大年初一，别的犯人或去与亲人团聚、或集中去一间大屋子看电视，而我总是一个人留在冷冷的牢房里，以床为桌给亲人写信，用家书温暖自己那寒冷孤独的心。

今年好了，我可以在家过春节了。可不知怎么，我的心还在狱中，在思念那些仍在狱中的难友。今天是初一，我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书桌前敲着电脑，用这篇短文寄托我对狱中战友们的思念。我思念全国各地我认识和我知道的还在狱中的几十位政治犯朋友。我思念北京最近被监视居住的刘晓波，前一小时我才在电话里和他夫人刘霞互相拜年，刘霞讲：过年想去探视晓波，但申请未批。我思念北京第二监狱和我一块坐牢但现在仍未出狱的四位政治犯难友。北京二监是关押重刑犯的监狱，北京部分政治犯关押此处。这几年刑滿出狱的有中国民主党案的我和高洪明；中国自由民主党案的胡石根、康玉春、王国齐、张纯珠；中国共产党改革委员会案的冯劭力、李增春；纪念六四案的江棋生及上百个所谓"六四"暴徒案的北京市民；还有海外民运人士杨建利等人。至今还未出狱的是何德普、王小宁、杨子立、靳海科四人。

何德普与我同案，他是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在中国（大陆）成立新政党，在同样也没有注册登记的中共眼里，都是犯罪行为。我们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有个内部商定：徐文立在徐文立负责，徐被捕查建国负责，查被捕高洪明负责，高被捕何德普负责，何被捕马X负责。徐文立1998年12月被捕被判刑13年。1999年6月我和高洪明同天被捕，被判刑9年和8年。面对着1999年全国十几个省市几十个民主党领导人纷纷入狱的镇压浪潮，何德普逆流顶风而上：发声明援救战友，续办党刊网上宣扬，联络海内外签署民主宣言，东奔西跑进行党的组织活动。2002年底何德普被捕入狱被判刑8年，在狱中我们见面了。我和德普不在一个分监区，见面不易，偶尔在监狱医院看病时碰上。虽然俩人身后各跟着狱警，但我们抓紧低声说几句最重要的话，随即被分开。德普，多保重！我期待着你的归来，到时我们可以自由地畅谈。

王小宁与何德普都是50多岁的人，但小宁已半头白发。因网上发文宣扬多党制的好处被判刑10年。我和小宁的分监区仅隔一道铁栅栏。两监区有时放风碰到同一时间，我们就抓紧时间交流一会儿，他对时局看法总比我乐观，我这人习惯分析形势多看困难，但也是爱听鼓舞人心的话啊！

杨子立和靳海科同案，他们几个年轻大学毕业生位卑不敢忘忧国，效法毛泽东成立了个新民学会。才碰头两三次就被捕，杨判8年、靳判10年。我看过他们的判决书，其中有一罪证是：在笔记中有对现时政治不滿的言论和对共产党领导不滿的言论。记得当时我悲愤得仰天长叹！眼泪充滿了眼眶。岂有此理！子立还有一个多月就8年刑滿出狱，他家在河北农村，过完年我就要为他出狱做些安排。

靳海科也是农家子弟。他父母从河南许昌农村到京探视他，这几个月都住我家。老母亲说起海科伤心得很。说全家几个孩子就海科学习好，考上了北京的地质大学。供他上学的钱还未还完就出了这事。怎样的言语，都无法安慰了这朴实的贫困的老母亲的心！海科与我同一个分监区，我在一层楼，他在二层。每周三次放风，他都会隔着铁窗和我说话。我用井蛙居主笔名，他用人爱道者笔名，书面交流十几次。别看他比我女儿还小，但他和我争论起却毫不留情，真是难得的忘年交、狱中诤友。海科因监狱的一个小手术失败，搞得他至今身体极弱，但他才气横溢，在狱中写了几十万字的东西。记得2007年我生日时他赠诗祝贺：仲秋缧绁赠查老："明月回环巡山河，蛙居再次过仲秋。秋风吹来风作酒，伴我豪情一生游。"再有两年，海科才十年刑满，海科，保重身体！你的人生和我们共同献身的中国民主事业的路还很长很长。

还在狱中的难友们，你们的牺牲终将铭刻历史，我们的心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