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追求民主，他们曾流血牺牲 （2007）

——纪念八九六四十八周年

文／王超华

在多年回避之后，中共官员今年重新在公开场合拾起民主改革的话题，似乎时 光和谎言已经堆积出足够的屏障，可以保证他们的听众不至于再把"民主"这个字眼和八九年的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也不必再面对自己曾依赖"六四"血腥镇压维持统治的尴尬史实。

但是，象王维林那样独立长街的个体公民，以及八九年千千万万和平示威者与正规军机枪坦克的对峙，将会在历史上留下永久的巨大问号：当时支撑这些人与暴力专制工具相对抗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治信念？

"一时冲动"之类的说辞，绝对无法解释那些曾经震惊世界的历史景象。自八九 年至今，我始终相信，这是一场追求民主的群众运动。

一、参政议政的动员潜力

从 民众的参与方式和动员方式看，八九年时大多数民众白天上街游行，都会打出工作单位的旗号，似乎这样能让人们感觉更加理直气壮，反映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参 加者希望集中表达的政治意愿，是在增加"参与"的机会，而不是推翻现政权。注意到这方面，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持续一个多月的运动，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的自律品 格，而且当时的自律并非出于对官方"秋后算账"的恐惧，毋宁说是带有极强 烈的自豪和对官方强迫治理方式的挑战意识。其核心精神正是民主所依赖的广泛参与。

而一到晚间，人们就更多地以个人身份走上街头，更为畅所 欲言，也更加频繁地与官方代表发生正面冲突。这种日夜两面的参与方式，到运动后期逐渐溶合，越来越向抛弃单位面具的方向发展，既提醒我们当初"四二七大游 行"时那种铺天盖地、完全不借助于"工作单位"的民众参与，也说明，即使学生曾试图以唤起"同情"为主要手段，当时真正有效的动员机制却远远超出同情和声 援。"同情"只是表象， 无论是"四二七"，是戒严令，还是六三夜间开枪，最大规模的参与，总是发生在直接反对政府强硬措施的时候。不妨说，八九民运和今天的维权很相像：被粗暴否 决的公民权利，总是能最有效地实现对民众的最大动员。动员的真正基础，则是对民主参政的向往和要求。

绝大多数六四死难者，都是以普通公民的个人身份，因为不能接受当局对公民权利施暴，而在致命时刻出现在致命的地点。纪念"六四"和要求"还政于民"，从来难以分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们是为追求民主而流血牺牲。

二、"如果学生成功了⋯⋯"

不愿正视或有意掩盖八九年民主内涵的人，总是回避运动当时的全民性质，只看着学生，并经常根据各种细节，振振有词地质问：如果学生上台，不是会比共产党更独裁吗？这完全是无中生有。

八 九年不但民众追求民主参政，学生也决不仅仅是在博取同情，更谈不上要挟政府、妄图取当局而代之的问题。尽管由于长期钳制而缺乏建立组织的实践经验， 八十年代毕竟有其开放反思的社会背景，尤其是方励之等人关于民主改革的言论广泛流传，自治和公开的原则逐渐得到重视。胡耀邦逝世不到一周，经由悼念活动开 始的学生运动已经形成很多自治组织的萌芽。一旦个别活跃分子（刘刚）牵头，跟上来的就不光是匿名的队伍，而且各校都有以真名实姓站出来的学生代表，这是与 以往学运的最大不同之一。

以学生证为证明，用真实姓名参加运动的学生，首先面临的是自己言行的责任，其中包括与本校学生群体的关系。当时 高度压缩的时间空间以及巨大的政治压 力，为学生组织民主程序化带来重重障碍和阻力，使这种关系常常停留在经不起检验的虚拟状态。即使如此，一直到运动后期，甚至到天安门广场清场的最后时刻， 广场指挥部的封从德等人仍然以公开"投票"的方式决策，就说明当时学运内部对民主授权方式的高度依赖。

再看一直为人诟病的学生"排斥民 众"，如果以学生组织为当时全民运动的自觉领导者，这自然是非常错误的倾向。可是如果是看学生对授权来源的自觉，这又正表现出基于民主原则上的不肯越权。 其实，以"文革"历史验证，学生运动被"摘桃派"劫持的真正危险，恐怕来自不排除知识精英并有实权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站在抗议前列的学生组织。根据八 九年的认知和实践水平，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假若那时政府在民众抗议面前垮下来，接踵而至的，决不会是学生组织的独裁和专制。学生组织将会第一个要求各 界通过选举授权来分担学生已不堪负担的过重的社会责任。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最有可能成为承担下一步民主进程的代理机构。

三、民主这个好东西

关 于民主的言说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今日中国，颇有越说越糊涂的趋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模糊民主的基本含义和功能，使其陷入相对主义的不知所云。在简要说明 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也许有必要先厘清"共和"和"民主"的基本差别。我以为，所谓"共和"（republic），强调的是参与者的自愿结合与起始授权， 而"民主"（democracy）则侧重于结合后的政治操作程序。中国早已废除君主制，建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只有承认"共和"在前，才能实现"民主" 于后；只有实现"民主"，才能保障"共和"的原始精神。二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证互补，同样强调社会成员
相互之间平等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参与权利。

例 如，八九年绝食学生内部就类似于一个小共和团体。但如果他们以各校一般代表的名义发言，就会在"共和"和"民主"的意义上同时发生越权危机。这是当时已经 意识到的。至于说"民主"，虽然实践中有很多重大问题，可那时学生和民众已经 有共识，相信民主的基本功能就在于选举和决策，在于保证不同主张的人都有机会充分说明立场，供参与者选择。这应当就是对民主最简要的认识了。

以 此衡量，则国内政治现状距离实际民主相差甚远。这正是新的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根本原因。中共当局持续反腐败，为什么收效甚微？就是因为干部选拔制度已经退到 比皇朝科考举士还靠不住的"政绩"考核。一方面无法控制任命体制下传统调任和回避制度的节节退缩，退到只有省市高级领导能被"空降"的孤家寡人地步，一 方面又拒绝民主选举和监督，难怪腐败网络乘隙孳蘖。同时，地方决策权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扩大，官员利益地方化掌控下的决策机制，不断激化民众和地方官员之 间的冲突，达到不胜防堵的程度。中共当局一天不开放民主决策的渠道，一般民众
与地方和中央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突发性冲突，就永无消减的可能。

民主这个好东西——八九年的学生曾直觉地珍视他们尚不完善的民主实践；八九年的民众曾勇敢地以热血和生命捍卫他们追求的公民权利。在纪念八九"六四"十八 周年之际，我期待着当年的精神再次张扬，让中华各民族的每一位公民早日实行自己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的权利。

2007年5月7日
于 美国洛杉矶

[ZT]拒绝遗忘：我与六四抗暴者的二三事(江棋生)

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六四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2007.05.29

1989年9月9日，在六四屠城之后的大抓捕中，我被投入秦城监狱。虽说这个坐牢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找 的，但由于是平生头一次，因此难免有心绪不宁乃 至心头痛楚的时候。而每当这样的情形出现时，我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醒自己，想想那些六四死难者和伤残者，想想那些已经被判或将要被判重刑的人。我默默地对 自己说：与他们相比，你的苦难算得了什么呢？这种提醒对我来说很见效，我往往会较快地平静下来。

将 近一年半之后，我出狱了。在这一年半中间，当局制造了大量六四良心犯。而在所有六四良心犯中，承受了最大苦难的，不是像我这样具有学生或知识分子 身份的"动乱分子"，而是所谓的六四"暴徒"-以正义和良知对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屠杀说不的抗暴者。他们先是在看守所中受到了我们一般受不到的凌辱、虐待 和殴打，后来又被当局狠狠地胡判、重判。胡判到什么程度呢？抗暴者们后来告诉我，他们在狱中见到过一份判决书，法院竟白纸黑字以"殴打、污辱坦克"为名判 处孙彦才无期徒刑！重判到什么地步呢？林昭荣、张文奎、陈坚、祖建军、王汉武、罗红军、班会杰、徐国明、卞汉武和严雪荣等人在被抓10多天之后就被判处极 刑，且立即执行。还有大量的六四抗暴者则分别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出狱之后，我不能忘记六四 死难者、伤残者和被苛以重刑的六四抗暴者们。1993年春夏之交，在还能明显感觉到严酷、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我开始寻访六 四抗暴者家属。我走进北京民族学院（现改名为中央民族大学）杜建文的家。在"屠城有功，抗暴有罪"的荒唐定性下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的建文，当时才20岁 刚出头。自他被抓之后，父亲郁郁寡欢，终日无语：一腔悲苦，向谁诉说？建文的母亲比较坚强，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让人敬佩。我去了北京钢铁学院（现改名 为北京科技大学），见到了贾马杰的母亲。

小贾当年还是一个未毕业的中专学生，因为给一辆已经燃烧的军车添了薪，被判了13年。小贾的 母亲年纪并不大，但因苦苦思念儿子，已然头发花白，处于 精神崩溃的边缘；见到她，我只能想起一个人-祥林嫂。小贾有个同班同学叫苏刚，家也在钢院。他被判得更重，判了15年。让我略感庆幸的是，苏刚的父母默默 承受了儿子冤案带来的重击，精神尚好。我还去过被判了20年的刘建文和李红旗的家，去过被判处死缓的郗浩良的家以及另外一些六四抗暴者的家。我完全理解但 深感遗憾的是，尽管我承诺不公开、不张扬，但我寻访过的多数抗暴者家庭，依然不敢接受我带去的人道救助款。

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六四事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我 第三次坐牢时，后两年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16中队。2002年4月21日上午，我忍无可忍，和二监有名的绰号为"庞狠子"的狱警发生了公开冲 突。很快，狱方将我关进禁闭室，到晚上又将我移送到10中队-集训队去接受"严管"。或许真是缘分，集训队里当杂务的，就有两名六四抗暴者-董盛坤和张茂 盛，当年他俩都被判了死缓。而三楼上的12中队，还关押着数十名六四抗暴者；当天晚上，他们都知道了我被关集训的事。第二天，我特意站在能见到12队打饭 的窗口前，与许多抗暴者见了面。使我心中很不好受的是，他们肩扛着令人生畏色变的长刑，不为外界所知地吃了那么多的苦，却对做过些微好事的我备存感激，且 溢于言表。

中午时分，杜建文就通过董盛坤给我送来了袋装食品和日用品。那天晚上，董盛坤和张茂盛对我说，以前有个时期，他们曾经设法 搞到过半导体收音机，因此 他们都知道丁子霖老师的事。已经在狱中煎熬了13个春秋的他们说，比起六四殉难者来，他们算是幸运的。他们要我提前给丁老师带个好，等他们出狱后，他们一 定会去看望丁老师和其他死难者家属。最后，董盛坤眼中闪着泪花对我说，请你出去以后转告六四死难者母亲：请她们节哀保重，我们就是她们的儿子！那一夜，我 久久不能成眠……

在此后被关集训的日子里，为了能和12中队的六四抗暴者们天天打个照面，我坚持每天早上都出操；一有机会，我就上场打篮球。我和三楼上的他们注目相望，挥手致意，互打V字型手势。后来他们动情地告诉我，每当看到我三步上篮时的矫捷身影，他们心里就别提多带劲了。

2003年5月17日，我走出监狱。很快，全美学自联将2003年度自由精神奖授予了我。我在获奖答词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然 而，我所付出的代价和所经受的苦难，比起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至今仍被关押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的六四犯（所谓"暴徒"） 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比起在制度性不公正的黑暗下痛楚地活着或苟且地活着的弱势群体所付出的和所经受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和他们相比，我受到了太多的关 注。如果说，对我的这种关注确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全部的意义就在于：我的个案昭示了一个沉重的和让人无地自容的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中国人， 竟然还会被以言治罪！出于天性说了真话，竟然还要被当作勇士和英雄来颂扬！

不久，我又将二监中六四抗暴者的情况通报给了国际人权组 织。在2005年3月于香港出版的《看守所杂记》一书中，我写道：因反抗六四大屠杀而正义地 抗暴的"暴徒"们，至今仍在二监里受苦受难！就我所知，他们是：李玉君、孙宏、朱文义、王连禧、苗德顺、董盛坤、张茂盛、朱更生、姜亚群（延庆监狱）、赵 锁然、张国栋、常景强、武春启、孙传恒、高鸿卫、王连会、孙彦才、石学之、冯立生、刘建文（北京市监狱）、李志欣等。

法国总统希拉克前几 天跑到中国来，把欧盟因六四反人类罪而实施的对华武器禁运说成是"另一个时代的事"，并频频鼓吹尽快"取消"，真是又下作，又荒 唐。在我的印象中，如此见利忘义、自贱自辱的西方政治人物，近年来并不多见。在这里，我只想提醒一下希拉克先生，在二监的高墙电网之内，还关押着一个个终 日劳作、历尽磨难的六四囚犯，这可一点不是"另一个时代的事"。

2006年9月13日上午，冥冥之中我拨通了张茂盛家的电话。茂盛母亲兴 奋地告诉我：茂盛今天出来，他哥去接了，中午就到家。当天下午，我赶到牡丹 园小区，见到了已分别4年的茂盛，见到了在17年的痛楚和悲苦中走过来的茂盛家人。9月16日，茂盛和董盛坤到首师大来看我。盛坤于2006年9月5日出 狱，但他已经再也见不到思念了他17年的父亲！老人家带着无尽的悲愤，于2003年5月11日与世长辞。

2006年12月22日，我和盛 坤、茂盛和孙传恒（1989年被判无期徒刑，2006年春出狱）去看望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望着三位因抗议军队 屠杀蒋捷连、王楠、袁力、叶伟航……而蹲了17年大牢、受尽迫害和磨难的中年"小伙子"，丁老师百感交集。她对三位抗暴者说：以前我老是觉得，如果小连活 着，他今天一定会是一位教授，科学家，或者其他类型的人才。但是，现在看来未必。小连、王楠、袁力、叶伟航……如果没有死在当局的屠刀下，他们几乎也肯定 会像你们一样，走上街头去抗暴，去烧屠夫的军车的！而他们也就会被关进大牢，说不定到今天才刚刚被放出来。而放出来之后，苦难还远远没有完。正如你们现在 所面临的，如何谋生？往后的人生之路怎么走？

的确，六四抗暴者的路还很难走。尤为令人可恨的是，当局关了他们17年还不过瘾，还要" 依法"从重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分别是：孙传恒5年，张茂盛 5年，董盛坤8年！在此，我想特别提醒一下欧盟，当中共当局再次情真意切地恳求你们解除武器禁运时，不妨反问他们一句：是否也应当把"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的臭毛病好好改一改，公平地解除强加于六四抗暴者身上的附加刑？是否也应当全部释放还在忍受牢狱之灾的六四抗暴者？在此，我也想提醒海内外主张就六四事 件尽快实现"和解"的倡导者们：任何具有起码道义基础的"和解"，都不应无视六四抗暴者至今依然受着残酷政治迫害的严峻事实。

2007．5．29于北京家中

[ZT] 谭作人：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

　　—— 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
　　　　　　　
　　　　　□ 谭作人

心、就是给予
伴随着一滴眼泪，一支歌曲。

——泰戈尔《园丁集》

　　　　　　　　　　　（上）

坦克进场的时候，大学生们正围坐在广场中央——广场民主大学的开学典礼已经开始。

十一时许，首都的夜空依然明亮，远处不时响起枪声。人们席地而坐，平静，安静。广场民主大学首任校长严家其先生在演讲，民主的历史，民主的现状，民主与法制，民主在中国……晚风吹送，严先生娓娓而谈。民主就是多数原则，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民主是人民制约政府，而不是政府主宰人民。民主要依靠法治，反对人治。民主是中国人民努力奋斗了整整70年，不懈追求的好东西。

嗡嗡之声突然降临，像来自天际，有人站起来，抬头张望。你坐着，感到大地开始颤栗，紧接着，听到了你永远忘不了的声音，那是坦克的轰鸣声和高速奔驰的履带轧轧声。

“路障！”有人大喊一声。路障路障路障！人们一跃而起，一声声地呼喊着，向广场西侧那辆急驰的坦克车冲过去，仿佛路障，就是自己。

这是1989年6月3日，十一时三十分，在人民的大会堂面前。

　　　　　　　　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民主与坦克不期而遇，超出了许多人的期许。大学生们都熟悉广场的历史，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四·五运动，广场就是公众意见的表达场地。70年来，人们追寻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地奔走呼号于此。他们见过棍棒刀枪高压水龙，也见过致命武器，偏偏没有起码的军事常识：坦克可以对付人群，也可以开到你家里。也许正是这不够充足的精神准备，激发了恐惧和激烈的反应。

路障！路障！路障！大学生们喊着冲到广场西路和长安街上，追着那辆坦克——其实是辆轻型装甲运兵车，扔出了手里的汽水瓶、砖头瓦块，甚至，钢笔和书本。装甲车楞了片刻，突然掉头，沿着来路，向前门西大街方向，夺路而去。

不用动员，没人指挥，一直没有设防的广场在恐惧之中做出了本能反应。隔离墩、铁栏杆、垃圾桶、乃至各种垃圾杂物，全被搬到路上，做成障碍物的样子。你和大家一起搬运着隔离墩，心里想，十点钟，广场宣誓的时候，你能想到的结局是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和秦城监狱。你愿意。坚守广场15天，愿意等待这个结局，这是因为，三十多年的革命教育刻划了你，侵蚀了你，使你以为自己是牛虻、罗亭、格瓦拉、阿莱科斯，或是保尔·柯察金，是一块注定要毁坏、中断并且奉献到祭坛上去的肉体。也许那时，你并不真正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并不等于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历史，不了解国家和民族。四十年前，有人在这里大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却找不到自己究竟“站”在哪里。1989年，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空前规模地聚集起来，终于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和意志，令世界大吃一惊！

4月15日以来，超过3000名大学生，为了自己的同胞和祖国，为了反腐败，争民主，坚持了7天7夜的绝食斗争。他们的壮举感动了全世界，却感动不了，自己国家的领导人。一些人越过全国人大，宣布戒严北京，用军队来对付学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可敬的首都人民，选择了见义勇为。他们自发地走上街头路口，劝说并拦截着不明真相的军队，他们多次以百万人的大游行表达着民意民心：政府有错，学生无罪！令人失望的是，具有“饲养员思维”传统的政府官员从不认错，从不“罪己”。有时,他们更像一个聋哑人，不说也不听，只会挥舞着武器，蛮干,横行。这一次，极少数人滥用国家暴力，并激发了社会暴力，致使大学生们倡导的非暴力的和平改革遭到破坏，难以控制，对话不成，对抗不断升级，大学生和士兵们的年轻生命，正在成为政府错误的牺牲品。

坦克进场，预示着最后时刻的来临。大学生们围坐在纪念碑上，静静等候，他们反对暴力，也随时准备牺牲。一个半小时前，绝食团广播站一个沉静柔美的声音，已经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意志。同学们，同学们，我们和平请愿的最后时刻已经来临。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冷静，维护和平请愿的初衷，不要用暴力去对付暴力。二个月来，我们坚持的是非暴力的和平斗争，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

广场上的人熟悉这个声音，是柴玲——当时，在某种意义上，她是广场上另一个民主女神。

　　　　　　　　　　再见了，同志们！

广场重新平静下来的时候，周围的枪声再次响起。先是远处，象除夕夜的爆竹声，一阵紧似一阵。接着，博物馆，大会堂，曳光弹平射而来，点射夹着连发，烟花似地划空而过。

你在广场西北角，工自联广播车前面，数着从博物馆和大会堂黝黑的窗口里发出来的枪声——闪光过后，枪声必至。脑海中闪着观察火力点的念头，似乎你就是黄继光董存瑞随时准备去消灭火力点。不多时，就数不胜数——枪声太密，“火力点”太多了。

广播车放送着“民兵训练课本”，教导人们怎么打坦克：蒙眼，掏耳，剖腹，砍腿……来得还真够快的。正想着，坦克就来了。

金水桥东侧，传来坦克的轰鸣，一阵紧似一阵，广场上的人们向那里奔跑。与此同时，从惊慌奔跑的人群中，你听到坦克压死了女大学生的消息，有人说，是北师大的。

身旁的喇叭响起了刺耳的噪音，突然，“民兵训练课本”变成了高亢的《国际歌》声，紧接着，这辆由公共汽车临时改装的广播车，轰地一声发动了。看着这辆公交车转弯，掉头，拖着地上的高音喇叭，你明白了它的意思——拦截坦克，同归于尽！你追着它跑，终于抓住了车门，车门却轰然一声关闭，从驾驶室传来了诀别的喊声：“再见了，同志们！”

后来，你在电视画面中多次见到这辆公交车时，前面离它仅几十米的坦克不见了。而公交车，已不在长安街上，并被人改变了使命，成为攻击建筑物而不是拦截坦克的一个“罪证”。

奇怪吗？不奇怪。伟大与荒谬是亲戚。正如美丽，在另一些人眼里总是丑的。

选择留在广场上，等待最后的结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广场是大学生有组织的控制区，也是大学生集体意志的表达区。这个集体意志是坚持和平请愿。非暴力，不服从，不流血，不投降。你赞成这个理念，尽管你也知道在当时它“不合时宜”，但比起高对抗性同时具有高破坏性的街垒战来，这条失败之路可能通向另一种胜利，而不会导致从无序走向更加无序。

暴力，来自于恐惧；过度的暴力，来自于过度的恐惧。然而在当时，明白这点的人不多。即使明白也控制不了局面，改变不了局势，因而无济于事。首先，当局搞不清状况，他们用戒严来对付请愿，用军队来对付人民，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而军队服从的是政党政治，并不是国家利益，“枪”被“党”指挥着，甚至撇开党的总书记，执行着强行占领广场的死命令。这时候，政党、政府、国家、人民，都不见了，只有那几个人，在按照个人经验和权威作决定。在全社会的高度参与下，大学生早已控制不了北京街头，他们只能竭力维护广场斗争的纯粹和干净。街头政治，则是一个无组织或自组织的竞技场，各种动机，各种主张，各种力量，各种机会，在混乱中交织，把天使变成魔鬼，或把魔鬼变成天使。然而丛林法则的唯一公理，是强者和王者的胜利。这唯一的强者，不是人，是人发明和使用的杀人武器。混乱的王者，是暴力，是超越法定程序的国家暴力。

　　　　　　　　　　　　不许打人！

上帝要人疯狂，就叫他去革命。

十八年后，你终于明白：反抗暴政，不等于睚眦相报；公民有反抗暴政的自由，也有不服从的权力。而公民不服从，更重要的是守住你自己。而在当时，你并不真正懂得这些道理。中国盛产革命文化和党文化，多年来，无论电影、电视、戏剧、文艺，还是报纸、杂志、文学、书籍，无不承载着一个政党的宣传诉求，充斥着革命暴力。革命暴力，只能孕育暴政，以及反抗暴政的暴民。正所谓，仁政出仁民，出良民；暴政下，只有刁民，暴民，还有愚民。

当国家的发展被一个特权集团的需求所控制，当民族的文化被一个政党的宣传所置换，当社会的价值只剩下所谓专政“精英”价值，当政党的舌头和牙齿代替了人民的喉咙和心声，当全人类的普世价值遭到少数人拼命的封杀抵制，你就成为，这种文化的一件作品。如果顺服并且接受这种安排，你要么怯弱，要么白痴。多年的革命教育，你只学会了模仿革命英雄，没有学会别的。所以当时，你追着广播车跑，手拿一根三尺长的竹竿，要去跟坦克拼命，不怯弱，很白痴。

大约12点30分，广播车冲到长安街上，距那辆装甲车几十米，停了。因为装甲车已经被堆积起来的垃圾桶阻停，徒然轰鸣着，然后熄火了。霎时，003号装甲车成为人们围攻和宣泄的一件物品。砖头瓦块，棍棍棒棒敲打着这个铁乌龟，点燃的衣物、棉被，马上堆满了“龟背”。人们愤怒着，兴奋着，拥挤着，像围着一只巨大的烤红薯，只等着分而食之。

提着竹竿，你摸到了铁乌龟发烫的后门，竹竿还没有敲下去，车门“嘭”地一声弹开，滚滚浓烟里冲出来二个当兵的。当兵的被车里的高温和浓烟薰得迷迷糊糊，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所以立刻被狂怒的人群打倒在地。人群里只听到夯土似的沉闷声音，没有求饶声和呼救声。

你拼命挤了进去，想打人，可能还想杀人。或者你什么都没想也用不着想，大家怎么做，跟着做就行。没有料到的是，你做了相反的事。十八年来，每每回想起那一刻，你都要犯迷惑，失去思维。后来你越来越相信，那一刻，出现了神迹，拯救了你。

你挤进其中一个圈子，那当兵的伏在地上，已不动弹。有人还在踢他的头，有人跳起来踩他，像演武打电影。他毫无反应。你听见自己在喊：不能打了不能打了人不行了！接着你拉起他的左手，甩上肩，一发力，背起他，向救护站挪动。

殴打没有停止。有人开始打你，一个踉跄差点倒地。没等你跪下去，右边一双手伸过来扶住你，接着，那双手架起士兵的右臂，使你挺直了身躯。“不许打人”！有人在喊。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人们开始喊起来，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整齐。在这有节奏并富有当时的广场特色的呼喊声中，在十多双手臂的围拥保护下，你们奔跑着，把士兵送到了几百米外的博物馆急救站。

后来听说，那天广场上没有死一个当兵的，包括这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士兵，流了血，没有牺牲。这是大家的幸运。

　　　　　　　　　　　他们都是孩子！

快到救护站了，有人把你换下来。坐在地上，喘气。手上粘粘的，一摸糟了，肩上胸前，满身血迹，头发也粘成了血饼子。这是那个大个子士兵留下的纪念品。以后的几天里，你穿着这件可能被控为“凶手”的血衣，在这座戒严的城市里漫游，有人问，你就得解释。

枪声密集响起，预示着有事发生。果然，广场西路的人群潮水般地向南退去，其间不断有人倒地。当时无法判定，这是中枪还是摔倒。你迎着溃散的人群向北走，直到看到西长安街，密密麻麻，都是军人的身影。这些黑影中，至少有五、六支枪口在吐火，射击。这是文革武斗以来，你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人开枪，没有向着天空，而是向着大地和人群，打得广场地砖火星直迸。

多年来，你面对危险或是危机的处理经验，就是正视。缓慢地，镇定地，迎上去，看清楚，正视。无论小时候被群狗追逐，还是后来多次面临群殴场面，镇静，是你的唯一武器。所以，你缓慢地，迎着正在喷吐的枪火，走上去。广场西路已空无一人，在西长安街火光的映照下，你看到了那个令你终身难忘的场景：一个短发白衣的女人，一个人站在西长安街口的拐角处，前仰后合地比划着，你听她喊：“别开枪！别开枪！他们都是孩子！”

你迎着她走上前去，边走边想，开枪的，不也是孩子吗？

西长安街，全是军队组成的步兵方阵，望不到头，看不见尾。方阵上空响着口号，十分整齐。“动乱不平，决不收兵！”“如若阻拦，坚决还击！”“严惩暴徒！”等等。突然一声哨音，部队就地坐下，现出一片整齐的钢管森林。这是建筑工地常用的2米钢管，现在靠在士兵的肩头上，伸向广场的夜空，展示着比步兵武器更直接的一种暴力。你想，国庆游行，如果把士兵手里的步枪，换成大刀长矛，或者钢管铁棍，可能更威风，更有震摄力。暴力，来自原始；越直接，越原始，越能摧毁文明。在这接近原始暴力的步兵方阵中，在钢管树阵之间，突然响起了“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一类的军营歌声。这是各个连队之间在拉歌，鼓舞士气，作战斗前的精神准备。

那个女人已经到了军队的散兵线前面，连比带划地诉说着。你情知不妙，趋身上前，还没走拢，就见她被几个士兵挥起枪托，打倒在地。你把她扶起来，才看清楚，这是一位年约40岁的中年妇女，胖胖的圆脸上满是血迹。他们打我。我看见了。别理他们，我们走。

广场方向，有照相机的闪光闪过。接着，跑来几个大学生，还没跑到散兵警戒线，就被冲过来的士兵打倒了，至少有两个照相机被当场砸碎。几个大学生被士兵扭着胳膊架走。其中一个学生，匆忙往你手里塞了一把东西——一张名片和一个红布条。名片上是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后来丢失了。红布条，你至今留着。

　　　　　　　　　　　　　

（中）

　　　　　　　　　　　　跟丫的死磕！

15天前。你冲着那个越过全国人大的违反宪法的《戒严令》，来到北京，准备在这里抛洒你的一腔热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实让人以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进步，为了民主自由的文明社会早日到来，任何牺牲，都值。在当时，这是最后一批传统型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和最后选择。所以你来了，带着眼睛，手捧着心。

5月21日，初到北京，你在广场上游荡了一天。傍晚，在一个叫“京前餐馆”的小店吃了第一顿饭。餐馆老板20多岁，一口京片子。他见你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记着笔记，便上前问，是记者吧？接
着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动而不乱的北京，和令他敬佩万分的大学生。正是在他嘴里，你第一次听到北京“小偷罢工”的消息。

邻座五个大汉正在吃饭，老板说是“雷子”，却没有压低声音的意思。接着，他拎出两瓶啤酒，要请客。见你谢绝，他说，请老师写几个字，写“北京市民死磕队”。说着拿出半截白床单铺开。不懂北京方言，不知道“死磕”的意思，急得老板连比带划，才搞清楚，死磕，就是“拼了”。你想，“拼命队”，大概就是敢死队的意思吧。

没有毛笔，就手抓抹布蘸着墨写，一气呵成。未了，老板要加上一句：跟丫的死磕，写上去。“跟丫的”是什么意思，更难解释了。你想，管它呢，喝了人家的酒，就得办事。再次手抓抹布，蘸墨，写了。半截床单变成了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北京市民死磕队——跟丫的死磕！人民必胜！旗帜展开，包括那五个大汉，齐声叫好，小店里响起一片掌声。

后来，在广场上，在帐篷村，你多次见到这面高高飘扬的“旗帜”。“旗帜”下面，是一辆免费送饭的平板车；“旗帜”旁边，是这位年青老板——当时叫个体户——的幸福的笑脸。

自此15天后，6月5日，你见到了另外一条白布标语。标语下面，是一位15岁的北京女孩的脑浆和鲜血，血泊中泡着一只白色女鞋。离地1.5米的墙上和报亭，密集分布着38个弹孔，背对着复外大
街。人们说，当兵的追进小巷，从里面往外面打，女孩躲在报亭后面的死角里，被削去半个脑袋。这是一条居民小巷的巷口，复外大街22#楼西侧，巷口悬挂的白布横幅写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是挣脱了樊笼的国家暴力的利爪，给古城北京抓出来的伤痕之一。这个案例表明,在崇尚暴力的铁血政策下，人民处于弱势。

　　　　　　　　　　　坚守，还是撤离？

像一缕游魂，你在黑暗的广场上飘来荡去，哪里有枪声去哪里，可是子弹抛弃了你。丧钟没有为你而鸣。

躺在广场地砖上面，你摆出一个“大”字，双目紧闭，休息。广场北面传来骚动和响声，站立了五天的民主女神轰然倒地，预示着,一个结束正在开始。

那天黄昏的晚霞特别壮观，你满心感激着这最后一天的美丽，于是给广播站送去纸条，要求播放《让世界充满爱》。不久，广播里传出寻找歌曲磁带的呼声。你想象，歌声响起的时候血肉横飞的场景，以及，嬉皮士给警察的枪口上插满鲜花的那种美丽。歌声终于没有在这个注定进入历史的广场之夜响起，此刻，只好躺在这里，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唱：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啊，一年又一年！啊，我们拥有明天！

　　　　　　　“明天”到来的方式很奇特：熄灯。

凌晨4：30分，在再次广播了《紧急通告》后，广场上的灯光全部熄灭。恐惧随着黑暗降临。有人点燃了垃圾。像战士牺牲前，总要先砸烂武器，有人把收集起来的棍棍棒棒扔进火堆，烧了。围坐着3000~4000名大学生的纪念碑底座上静得可怕，大家在等，等那最后时刻的来临。

大会堂前，聚光灯开亮，照着一个步兵方阵。方阵闪开之处，一只小分队，弓着腰，端着枪，直插纪念碑而来。瞬间，散兵线包围了纪念碑，有人喊话：市民都出去，离开这里！士兵们开始动手，把不象学生的人从队伍里拉出来，推出去。不一会，就有人拎着衣领，把你推到了包围圈外面。被拉出来的市民并不走开，他们站在包围圈外面，齐声高喊：学生无罪！学生无罪！

有人对着纪念碑碑体射击，打得火星直迸。很快，大喇叭被打哑了。然而坐在底座台阶上的大学生们，一阵骚动之后，仍然坐着，沉默不语。你佩服这些孩子们，他们已经战胜了恐惧。这时有人建议表决，以喊声来表决留守，还是撤离。

其实这类的广场表决，早在“戒严”第一天就预演过了。5月22日，“广场将遭到空降袭击”的传言不径而走，动摇着大学生们坚守广场的决心。这时，绝食团广播站在广播里举行了公开辩论。正在
“坚守派”和“撤离派”难分胜负之际，广场西南角悄悄出现了一支队伍，打着横幅，挽起袖子，在深夜的寒风中默默地站立。人们走近一看，好家伙，全是新闻媒体的国家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掌声响起！大学生们热泪飞迸！北京市民组成的摩托队，插着旗，编着队，绕场巡行，给大学生壮胆打气。那时起你开始相信，中国的光明未来，要靠知识分子。

那时的知识分子，确实可以感天动地，就是没有感动政府。当时，你的母校华西医大，老师们上街游行，举着的标语是：“课，我们可以补！”而你的右派父亲工作的学校，四川大学的老师们更直接喊出：“我们就是一小撮！”应该相信,无论将来社会怎样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民族挻直的脊梁，是可以信赖的社会良知。

你没料到的是，知识分子也可以被集体收买并集体作弊，成为组织起来的少数人和极少数人欺负没有组织的多数人的帮凶和工具。短短十多年，中国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就摆脱了千年传统，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型：从此没有善恶是非对错，只有贫富强弱输赢，以发财致富为最高理想，以最大利益为终极价值。首先坏起来,才能富起来,不能富起来,也要坏起来。这是悲？还是喜？你认为，知识分子如果放弃理想和价值的坚守，无异于犯罪。广场的坚守意义，就在于精神的守持。这一代大学生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坚守。守住的不是广场，而是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是发展中的中国,最为欠缺的东西。

　　　　　　　　　　　没有敌人和仇恨

大学生“留下”坚守的选择刺激了“清场”的士兵，他们开始对纪念碑体密集的点射，来增加压力。你仿佛看见，纪念碑浮雕上的五·四青年，正圆睁着困惑的双眼。因此你穿过散兵警戒线，又一次回到了纪念碑——要死，要和大家一起死。

记得13岁时，文革变成了武斗，你躲在家里看书。《巴黎公社史》、《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法国大革命》、《世界通史》，在世界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完成了你的启蒙教育。那时，中国整个是革命大熔炉，50多年的党文化熔化了个人，铸成了集体——镰刀与斧头，或者剑与犁，不是齿轮，也是螺丝钉——总之都是铁做的。所以不少人羡慕“老一辈革命家”赶上了好时光。“给我们创造了幸福生活”，却夺走了我们牺牲的机会。因此，文革中的红卫兵，赶着趟的争相赴死视死如归。那时个人的最高价值，只是奉献生命，而不是丰满美丽人生。

选择重新回到包围圈里，主动去承担危险，说不上有什么英勇，但很有意义。当时，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都毫不犹豫地跳进大火，净化了自己的灵魂，把自己还原为人。6月2日，当广场的坚守已十分困难，而当局的镇压意图已十分明显的时候，专门从美国赶回来的文学博士刘晓波，与侯德建，周舵、高忻发起了新一轮的绝食抗议。“广场四君子”的《绝食宣言》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为此，我们绝食，呼吁中国人从现在起逐渐废弃和消除敌人意识和仇恨心理，彻底放弃阶级斗争式的政治文化，因为仇恨只能产生暴力和专制！我们必须以一种民主式的宽容精神和协作意识来开始中国的民主建设。民主政治是没有敌人和仇恨的政治。”八九年那一代知识分子，不仅急公好义，具有舍身饲虎的勇气，而且思想深刻，目光远大，完全能够担当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使命。事实上，任何史家都无法回避的是，中国六·四运动，以石头翻身引起的雪崩效应，关闭了冷战之门，开启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它的历史意义，并不逊于那倒塌的柏林墙。

就一般的意义而言，人民可以选择政府，而政府不能选择人民。就法律的意义而言，主权在民，人民可以做不被禁止的事，而政府不能做不被授权的事。这是“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常识。“共和”的意义就在于，人民应该选择一个拥有政府的国家，而不是接受一个拥有国家的政府。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拥有国家”的情绪化的威权政府，它象一个封建家长，威严有余，信心不足。常常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推给人民，推给人民中间永远消灭不完的“一小撮”。因此，一九八九年，仅凭着几双干枯的手，就又一次关闭了中国人民通向未来的幸福之门。

射向纪念碑体的跳弹，不时制造着新的伤员。不一会，四个人抬着一个脖子上喷血的学生，从纪念碑顶层跑下来。出于医生的本能，你跑到前面开路，带领着他们去博物馆急救站。到了那里，你傻眼了：长期停在那里的几辆救护车，不见了！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你们拼命呼喊着，寻找着。

那天晚上，广场上最忙碌的地方，就是博物馆前面的临时救护中心。一整夜，警铃声声，车轮滚滚，不停地转送着广场伤员和来自周边路口的伤员。而现在，它们竟然悄悄消失了。你向广场北面望去，没有看到救护车，却看到了坦克车和装甲车。在初现的天光辉映中，一字排开着大约四十辆装甲车，像一群蹲伏着的怪兽。

突然，怪兽们一声嘶吼，发动机喷吐的浓烟，顿时遮暗了初现鱼肚白的天空。

　　　　　　　　　　　　九个太阳

你紧盯着200米外的装甲车，下意识地数着，刚数到第28辆的时候，它们轰鸣着，隆隆向前开进了。这时你想到了帐篷村，和熟睡的孩子们。

广场熄灯前，你又一次走进帐篷村。因为你知道，外地高校的学生，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坐在纪念碑底座上，而是呆在帐篷里休息。狭窄的过道里，你听到从帐篷里传来的鼾声，还有轻轻的谈话声。你来到一所天津高校的帐篷前，听到传来交谈声：你什么时候回去？天亮就走。回家吗？回学校。

几天前，这个帐篷里传出来的是早期的摇滚乐声。当时六个年青人拍打着脸盆、背包，唱着《九个太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尾声：哦……哦，九个太阳！哦……哦，九个太阳！你依窗望着他们，不由热泪盈眶。

现在你没有眼泪。十个小时你没有流过一滴泪水。你只是纳闷。

你没有看到有谁在检查帐篷。当你还在想“帐篷里还没有人”的时候，装甲车已经到了面前，并且快速越过你，推进到纪念碑正面的旗杆前面，随着加大马力的轰鸣声，把碗口粗的铁旗杆推到了。中间几辆车，把帐篷顶起来，蒙在头上前进。这时纪念碑上，还有超过2000名大学生，周围，还有不少学生和市民并没离去。而你，站在广场东路，博物馆前面，眼见装甲车队越过你，一直前进。车队开过，车队后面的帐篷村，矮了一半。

现在想来，争论这个细节已不重要。因为重要的是杀没杀人，而不是杀多少人、怎样杀人和在哪里杀人。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杀人，过失杀人还是故意杀人。更加重要的，是杀人过程中双方乃至多方应检讨的过失和责任，包括良心和道义的责任。没有这种检讨，所有牺牲的人——包括大学生、士兵和市民，永远不会闭上眼睛。

　　　　　　　　　　　　　杀死李鹏！

有秩序的广场撤离开始了。说有秩序，是在坦克的大炮直指鼻子，重兵重重围困，东南角留下唯一通道的情况下，你唯一的生路，是走人。所以最后一刻，的确和平，有序。

士兵们采取了紧逼战术。大学生退出一层，士兵们占领一层，不多时，纪念碑上已全是士兵。为了搞清状况，你甚至爬上了一辆装甲车，看到大学生撤退的头队，已到了前门大街，扫尾的刚出了包围圈。人数估计有1000多人。时间是6月4日凌晨，五时十分。

你跳下装甲车，去追队伍。早起的市民向广场拥来，他们表情沉重，却鼓着掌，夹道欢送——不，是悲送你们。你追上队伍问，后面还有人吗？有同学答，还有人在纪念碑上，他们坚决不走！这时，一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女生冲出队伍，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两三个女生去拉她，她却抱住道旁的小树，死不起身！两个男生又过来劝，也拉不起来。几个人蹲在地上，哭成一团！

这时你听见了你喊的却不属于你的嘶吼声：杀死李鹏！杀死李鹏！杀死李鹏！大学生们跟着，喊了三声。队伍继续向前门行进。

这时你相信，此刻如果有个代表李鹏的东西站在面前，无论它是一个士兵还是一辆坦克，你都会毫不犹豫地撕碎它。如果手里出现机关枪，你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此刻，你完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向精神暴徒的转变。再跨半步，你就是街头暴徒，就是暴政制造出来的暴民了。如是，你输了，手握权柄和武器的人，赢了。

多年后你想，其实这场“动乱”正如那个人所言，是早晚要来的。这是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大循环，近一百年来的社会大变革，以及四十年来的国家发展史的必然的历史节点，是中国社会进步历史改写，以及世界历史的上升阶梯。李鹏和赵紫阳，包括邓小平和胡耀邦至多是其中的一些诱因而已。可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国家大机遇，被一心为私的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艰难改革，被自私的人们推给了下一代人。近百年来，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真正重要的推
手，是人民选择制度和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没有得到体现，更没有得到保障。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如果没有切切实实的还权于民，将来还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大学生乃至各族人民，将会成为牺牲。

　　　　　　　　　　　　　（下）

　　　　　　　　　　有一天，我也要拿起枪！

前门大街，一支部队正在向东奔跑，这是去“堵口子”的队伍，填补学生们退出后的广场东路。而市民们追打着他们，扔着砖头瓦块，他们毫不理会，只顾跑。一些士兵身上，血迹斑斑。还有两个掉队的士兵，抬着箱子，喘着粗气，一瘸一拐地，被人围打，逼上了街沿，躲进了小院。

回望广场，火光熊熊，浓烟滚滚。你担心着纪念碑北面，那留下来的同学们的命运，却又无力帮助他们。一种失落感痛彻心肺！

天色已经大亮，大学生的队伍正在远去。你慢慢走着，脚步沉重，心中茫然，万念俱灰。

在石碑胡同南口，你被一群人截住了。早起的市民围住你，询问浴血的广场之夜——你双手血污，满身血迹，似乎成了血战的证明。你平静地讲述着。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不停地抹着眼泪，然后说：请相信，有一天，我也会拿起枪的。他掏出了自己的证件：×××，武警中校。你哭了。十个小时以来，你第一次哭出声来。你蹲在地上，哭，一个女大学生揉捏着你的肩膀，劝你。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住在附近，半夜里，才被家里人从广场上强拉回去。劝不住你，
大学生也哭起来。一个警官，一个大学生，还有你——已在华西医科大学工作十年的临床医生，各自捏着自己的证件，抱拥着哭成一团！

其实你哭，不是悲痛，是感动，是人性臻于善境的满心感激。

前门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有人扶着一位头上流血的老太太奔过来。武警中校和女大学生招呼住一辆环卫工的平板三轮，帮助你把老太太扶了上去。

坐着平板车，扶着老太太，你来到不远处的红十字医院。医院里遍地是人，诊断室、门厅里、过道上、天井里，躺满了受伤的人。当你把伤员交给大学生志愿者，离开医院时，又有几拨伤员送来。前门方向，枪声不断。你明白了，暴力并没有结束，而是正在开始。

　　　　　　　　　　　北大的精神气质

按照事前约定，打散以后，到北大某楼某室会合。你拖着双腿，向北大方向走去。手里高举着，你在急救中心门厅里匆匆写就的标语：今晨7点，军队还在前门屠杀市民！！！严惩杀人凶手李鹏！讨还血债！一些路人，讶异地看着，有人在拍摄你。

此刻的你，早已没有了思想。在精神上，你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暴民。你心里反复叨念着，是金斯堡的名句：我披头红发升起，我吃人如呼吸空气。双手举着牌，一路来到宣武门。几个上班的工人拦下你，问清去哪里后，争着用自行车驮你，把你送到了学院路。北钢学院，哀乐声声，门前摆着花圈和罹难学生的照片。走不多远，一位大学生过来问：广场下来的吧，先去休息休息。一路把你领到了林业大学。宿舍里，同学们拿来了牛奶和面包，可你喉咙冒火，难以下咽。你讲述着“清场”经过，十多个同学和老师陪着你，抹着泪。

后来，北京林业大学这位赵同学借来自行车，把你驮到北大某楼某室，找到了全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同志。用了一个多小时，你向他（她）们完整叙述了广场的一夜，并且说出了你的初步估计：这一夜双方的死伤，至少1000人。北大同学，外地同学，还有一位女老师，端来开水拿来饭菜，招待你并为你放哨，让你休息。

终于，你来到了仰慕已久的“革命圣地”——北大三角地。你感到欣慰的是，三角地对暴行作出的反应，一夜之间，这里贴满了公开声明：退党，退团，女的剃光头，男的留胡须……虽然第一次见面，虽然第一次来这里，你却感到，北京大学，象家一样，亲切、熟悉。也许，你们有着同一样的爱；也许，你们追求的，是同一样精神气质？

风声越来越紧。有人说，军队要来清校，所以不准收留外地人。深夜，你被转移到北大招待所，那里是外地同学的大本营，因为害怕被抓而来不及说出真相，所以你对着两个录音机，再次陈述了你所看见的事实，并坦言，对这一切言论，承担责任。来京半月余，你以真姓名真证件真面孔，真实的想法和目的，真实地生活在这座城市，打量着这座城市。你的手，没有沾血，也不是黑的，一直都不是。

那一夜，老天爷忍了很久，压着呜咽，然后淅淅沥沥，开始小声哭泣。雨水，悄悄冲洗着血迹和城市的伤痕。远处不时传来枪声。

　　　　　　　　　　走，咱们别理他们！

6月5日，雨过天晴。一觉醒来，人们的惊慌还没有消退。传闻，北大今天要军管。你不愿束手就擒，所以一大早就离开了。

一夜休整之后，体力基本恢复，沿着海淀路南行，不知不觉已到甘家口。日上三竿，又饿又渴，买了几只蕃茄，坐在路边，吃。四个人围住了你，干嘛呢？吃饭。哪儿来的。成都。干嘛来了。旅游。“站起来！”一声大喝！你慢慢站起来，干嘛？问你呢？说着就动上了手，要搜身。你拼命抗拒，双手已被扭到背后。干嘛干嘛！跑过来几个行人，和这几个人推搡起来。一个国字脸的大汉围护着你突出重围。走，咱们别理他们。“咱们”拉着你快步离开“他们”，其它行人用力拦住了那几个便衣。

你得把衣服换了，他说。低头一看，可不，满身血迹，凶手似的，走不多远就会被抓。这位工人大哥把你带到甘家口百货商店，给你买了一件肉色的衬衣，16元。正掏钱，被你止住了。我还没谢你呢，咋能让你买。你说。后来的经历，证明这位工人大哥至少救了你两次命。上午在甘家口，把你从便衣手里救出来。下午在西单路口，如果你穿着那身血衣，定会被当场打死。

可惜，你没有记下这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但你知道，北京工人和北京市民，是世界最好的人。89年的北京，透着圣洁，闪着人性的光辉和美丽。谢谢北京！

后来的一整天里，你巡视着曾经的战场，抚摸着北京的伤痕。直到你被打负伤，送进医院为止。

在军博，你跳上6月4日下午毁损的装甲车队，焚烧的浓烟还没散去，而70余辆装甲车被毁损的原因，至今未明。

在木樨地，一个小小的地铁窗，密布着二十多处弹孔，靠在旁边的一辆自行车的钢管上，洞穿两处。在燕京饭店，五楼至六楼之间的墙上，六十多处弹孔历历在目。看来，以地下到天上，无处不遭射击。复外大街一路走来，所有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车都弹痕累累，且遭焚毁。正面受到攻击可以理解，然而街道两侧建筑物，都遭受过弹雨的洗礼，子弹飞进居民家里，令人费解。

“人民军队人民喂，人民军队为人民；人民叫它它不应，党叫咬谁就咬谁。”当时的广场民谣，真切地反映了没有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的职能，己经被严重扭曲。军队，成了少数人的工具和武器。

这是一座受到了侵犯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忠诚儿女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反抗过侵犯，拒绝了屈辱，保卫了一座城市的尊严。但他们，至今仍顶着“暴徒”的恶名。这座城市，不应该忘记他们。

“战况”的惨烈在复兴医院得到了你亲眼的证实。这是距木樨地最近的一家街道小医院，没有胸科和脑科，只有普通外科。一位护士说，当晚，至少有一百多个颅脑外伤和胸腹贯通伤伤员。在此作了简单的包扎或止血处理后，被立即转送出去。即使这样，这里当晚就停放了四十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送来时，已经断气。有些家属害怕受到清查，连夜就把尸体领走了。现在临时改作太平间的大教室里，并排躺着的尸体，是三十八具。这仅仅是在一个路口一夜之间发生的情况。北京，究竟有多少个这样的路口呢？

　　　　　　　　　　　人啊“人”

从军博到木樨地，绕过复兴桥，沿着复外、复内大街。你踏着遍地瓦砾，向广场接近。你步行，在空无一人的死寂的大街上，像穿过大战之后的废墟。

西长安街像战场，每一个路口，都堆积着焚毁的车辆。地上砖头瓦块铺了密密的一层。这时你才明白，真正的“战场”，不在广场，而是在整个北京。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市民还是士兵，都付出了重大的牺牲。

下午5点，在六部口，首都电影院前面，你见到一辆烧毁的大轿车横在路上，还冒着烟。你转到轿车的东面，看到了一个悲惨万分的场景：一具焦碳似的尸体，伸开两腿坐在地上，靠着轿车的车轮，远看，像一个人在休息。然而，这个曾经的人，昨天的士兵，已经难以辨认。“他”的皮肤像大火烧过的树皮，低垂的光头上盖着军帽，胸前堆着，自己体内流出来的肠子……，你受到震憾，立在那里，足足站了十多分钟。这个造型如此熟悉，使你想到了成都画家苟乐嘉的一幅名画《人》。

《人》的创作年代是文革后期，反映的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宋立本被对立派的中学女红卫兵抓住后，练刺刀，挖膝盖，点天灯的惨景。被虐尸后的“宋立本”，靠坐在那里，尸体摆成一个“人”字型，无声地控诉着另一种“人”。

眼前这位士兵——后来知道是“共和国十烈士”之一的刘国庚，在文革整整20年后，坐在西长安街上，用自己凝固的躯体，又一次发出了声音：为什么啊，人？

为什么，人们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仇恨，对立？为什么一夜之间，军队和市民，学生与士兵成了死敌？为什么，人们忽然都成了暴徒，而把人变成暴徒的那些人，却从不承担任何责任？为什么啊？

强者的残暴只能换来残暴，而弱者的残暴，往往触目惊心。

强烈的阳光下，长安街上空无一人，你和他在对视，倾听。你噙着眼泪，向“人”鞠了一躬，心里百感交集！

两天前，就在这里，在六部口，你和大学生们站在一起抗击着暴力。6月3日凌晨，一辆载着武器的大轿车在六部口被截停。为了防止武器丢失，大学生们上了车，坚守了二十多个小时，直到一车军火被安全转移。面对汹涌而至的人浪，大学生们手挽手围在大轿车前，你也挽起了大学生的胳膊，守护着大轿车，守护着八九民运的底线：非暴力。事后查明，大轿车上，装载着机枪×挺，手枪××支，冲锋枪×××支，子弹×万发，电台×部……这些军火如果流入市民手中，不可能帮他们“打赢战争”，却很可能造成市民和士兵的更大牺牲。

暴力的逻辑是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当有人轻率地释放着国家暴力，又怎能指望，它会与被激发起来的社会暴力和平共处，相安无事？

勿庸讳言，社会暴力是一种无序的社会破坏力，是有序的国家暴力压制的对象和存在的依据。然而，当国家暴力脱离了正义的目的，背离了国家利益，抛弃了法治的轨道，而沦为少数人的政治工具，它就成了比社会暴力更加可怕，更加危险的破坏机器——因为国家暴力破坏的，往往是国家民族的发展历史，以及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

曾经，鲁迅先生不愿意忘却的纪念，是段麒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在那47名殉难者当中，有先生敬重的青年学生。据说，当时不在北京的段麒瑞知道自己的手下开枪打杀了大学生和市民，竟在地上长跪不起，磕头谢罪。段后来很快退出政坛，在天津当了寓公，并从此终生吃素，不沾晕腥。

知道羞耻，知道忏悔，段麒瑞在怜悯别人的同时，救赎了自已。

　　　　　　　　　　　感谢北京

枪声再次响起。从复兴门换防回来的装甲车队，远远地已经发现了你。你缓步跨过大街，在西单路口一棵大树前面坐下。当兵的没有放过你。五、六个士兵围上来，刚问两句，就枪托横劈，把你打倒在地。捣蒜式的打击落在背上，开始并不感到疼痛，甚至还有些舒服，不多久，你就喘不上气，意识也有些迷糊了。迷糊中一闪念，幸亏，换下了那件血衣……

后来在北医大人民医院，处方笺上写的是：肩、背，右下8、9肋软组织挫伤。脾破裂？气胸？处方是留观一夜，红药一瓶。医生好心劝你，能走尽量走，因为，部队每天来医院，抓走伤员，提走病历。搞过十年外科临床，你清楚外伤和内伤的关系，不想冒失，所以仍在医院呆了一夜，第二天才离去。

难忘的是，当你倒在地上，承受连续不断的打击之时，西单路口探出几颗头来，向你招手，要你爬过去。这时你开始感到剧痛传来，已经动不了了。士兵们刚一转身，两位市民就沿着墙根爬过来，从地上架起你一路飞跑，一辆板车早等在那里，他们七手八脚把你甩上去，大喊着“闪开，闪开”，把你送到了人民医院急诊室。

你没有来得及道谢，甚至，连救你的人们的长相，也没有看清。

这就是89年的北京，人类的丑恶和人性的美丽交织在一起，都充分表现出来，释放到了极致。15天来，你看到了太多的混乱场面，而永远感动你的，是街头救助。那奔跑着，挽扶着，呼喊着，围护着的救死扶伤的场面，成为北京街头最为壮丽的人性景观，长留在每一个目击者的心里。那些日子里，你救人，人救你，人们互助互救，活得真实，一种崇高净化着人，提升着人，使人们在街头成为兄弟。

十八年来，你无数次冲动着写作的念头，无数次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字。因为长期以来，你只是一个用脚来写作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写作者和讲述者。你对写作，没有自信。

但是这次，你要写要说了。这要感谢一位叫做马力的香港先生，因为2007年5月15日，他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侮辱了你的智力，践踏了你的记忆。他让你想到了恶，而不是美。你要告诉他，你想记住的，只是美。八九年，是中国当代史上的美丽；八九年的北京，更多的是真理的价值和人性的光辉。

因此你说了。你说了，不为拯救灵魂，只为感谢人生，感谢北京！

6月10日，在回家的列车上，你拿出了笔记本。上面记着，5月21日，来到北京的第一天，你在纪念碑上抄下的一首小诗《对话》。八九民运，从对话的初衷走向对抗的结局，固然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可以反思。然而《对话》的精神，却永远是那么美丽！

所以在西去的列车上，你给大家读了这首小诗，表达了对一个时代的最后美丽的深深感激。

　　　　　　　　　　　对 话

孩子：妈妈，这些小阿姨，小叔叔为什么不吃饭
妈妈：他们想要得到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自由。

谁送给他们这件美丽的礼物
自己。

妈妈，广场上为什么那么多，那么多人
这是一个节日。

什么节日
亮灯的节日。

灯在哪儿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妈妈妈妈，救护车里是谁
英雄。

英雄为什么要躺下呢
好让后排的孩子看见。

看见什么
七种颜色的花。

　　　　　　　2007年5月22日 成都

作者联系： 谭作人 （028）85415735 13308030863

旧文：永远的一九八九（2001）

——纪念八九民运十三周年

文／王超华

正面评价八九年的人民运动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一场“风波”已经过去了十三年。在最近几年的纪念中，针对国内社会腐败、逐利忘义的现实趋势，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维护死难者的尊严和权利，把对人性和生命的价值作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叩问每一个中国人的良心，追问我们自己对死难者的道义责任。毫无疑问，这是我们必须坚持下去的底线，也是我们支持“天安门母亲”等受难者群体的基本道德立场。

与此同时，八九年这一场罕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却在公众话语中受到来自各方的冲击和否定。在纪念六四时，包括当年参与者（如笔者本人）的自省与反思在内，近年来的主要趋向都是从负面考量；结果，在缺乏正面评价的言论环境中，各种不同意见的本质区别渐趋模糊，以功利衡量其负面结果的影响却渐渐上升。即使如任畹町等少数坚持为八九年运动整体叫好的人，其陈述理由的基本逻辑也常常基于功利性评价，并因此减低了他们的说服力——由于社会整体的公正与道义素质在六四军事镇压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清洗影响下每况愈下，任何以功利性评价为基础的总结都不能不面对腐败、面对民众政治上的无能为力、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困阶层。如果仅仅强调这样的腐败是在加剧中共政权的灭亡，无异于判断今日工农民众的困境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明天”而必须付的“学费”，与当年强制性的“勒紧裤腰带干革命”又有多大区别呢？

不过，即使极度夸张，这样持论的人也只不过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正在向功利性权衡一边倾斜，以至于前两年还在独力抵挡诋毁六四者的“安魂曲”，今年也发出“死难者的牺牲是否值得”这样的疑问来。

“值得不值得”的提法本身，已经陷入了衡量历史事件的误区。因此，我以为，在又一年的忌日中，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对六四死难者的评价：对死难者调查、追思、抚恤等要求，代表着尊重生命与人性的道德底线，但六四死难者以及八九人民运动之整体所代表的精神，则远远高于这一底线，表现了中国人民重建精神家园的强大愿望及其巨大的政治能量与潜力。简言之，八九年人民运动的道德伦理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对暴力镇压的谴责，更在于其正面的精神力量。

1997年2月，笔者曾在《盖棺论定：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一文中论述：“八十年代中国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在经济上是否要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是要在优先保护何种既得利益、哪些既得‘成就’的前提下进行改革。换句话也可以说，问题不在是否改革，而是在改革过程中要优先牺牲谁的问题上。在每一个关口，舍哪个‘卒’，来保经济翻山过坎这个‘车’？”（《新闻自由导报》）这样的观点如今已经相当普遍地接受了。但是，即使1988年货币改革闯关不成功是八九年运动的直接起因之一，这一经济政策的失败能够直接促发大规模政治运动本身，就表明了当时民众政治自信心的水平。八九年春夏间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借助运动提出过任何具体的物质利益要求作为谈判条款，就是这一运动政治性的最好证明。同是在这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全国数十个大中城市中，持续举行着参与总数高达数千万人口的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在政府6月3日以军事挑衅为开端的公开镇压之前，这数千万人在没有官方领导也没有统一组织的情况下，没有造成过任何重大的人员财产损伤，造就了国际现代史上罕见的长期、大规模和平示威的奇迹。在这一意义上，无论实际的政治经济清单算出什么结果，中国人民所拥有的，已经是一个永远的一九八九。

平心而论，支撑这一世界史奇迹的主要力量，是中国人民当时仍然高涨的政治自信心。藉着八十年代反思文革、开放禁区的思想文化潮流，他们勇于承认新中国曾经走过弯路，有过错误；他们更乐于向世人显示，自己有信心有能力，不但改正这些错误，而且准备着在改正的过程中，勇敢地探索新的可能性。

在经济困境面前，以政治姿态站出来，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惊人的自律能力和自我牺牲精神，公开直接地要求广泛的政治参与，这就是中国八九年的人民运动所具有的最根本的民主特质。

民主的多样性

十三年来，中共政权的造谣诬蔑不算，海内外不少知识精英也曾对八九年的人民运动大表“遗憾”。他们以各种所谓的“标准”比照，判断它缺乏“民主”运动的资格。民主是什么？现代民主就是以公民人口为基础的无歧视无偏见的广泛政治参与。自八九年以来，世界各地发生过多次经济或政治危机，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任何可以和八九年中国的人民运动相比拟的政治自觉性。作为人民民主运动，一九八九年展示的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现成的程式与模式，却是中国人民巨大的政治潜力和创造精神。因此，无论在具体过程中发生了多少错误和偏差，不仅在北京，而且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在所有产生了反响的其他城市，这一运动所体现的追求民主的本质都是不容抹煞的。

现代民主本来就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因此才给许多现代政治哲学家留有继续比较、探讨、建议的余地。德国的哈贝马斯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在中国本土现代化探索的漫长道路上，晚清民初的安那其主义以及此后的很多实验性社会改革计划都曾激发出极富创造性的政治想像力。蔡元培参与组织的勤工俭学，五四时期周作人介绍提倡的日本新村运动，梁漱溟倾力于斯的“乡村建设”，等等，不一而足。八九运动刚刚过去一年，土耳其裔美籍中国研究学者德里克就出版了一本研究早期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专著。他在前言中特别呼吁，天安门镇压证明，以苏联、中国为首的共产主义实验都已失败于压迫人性的异化道路，因此，有意寻求他种途径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霸权的人们，应当注意安那其主义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近年来也致力于重建个体伦理精神的独立价值，并与自己的学生一起，发起一波新的安那其运动。难道这些不也属于争取广泛政治参与的斗争，不也在保持强烈个体色彩的同时带有鲜明的民主特色吗？

什么是探索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外他种可能的最有效途径？套用一句文革的俗话，就是充分动员广大群众，信任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象在八九民运中那样，给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机会，在实践中去探索坚持民主程序与保护少数原则相结合的可能性。与政治强权妥协，并以书本探索取代解放民众，不过是自欺欺人。到现在，现任中共主席江泽民也在谈论“民主政治”了，还说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对照目前国内基层政治垄断与腐败的现状，我们的学者们是否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说教会是抵制资本主义全球化、寻求他种可能的最有效途径呢？

具体到八九年的人民民主运动，八十年代末，对文革“大民主”造成异化进行反思的文化热还没有退潮，因此，那年春夏间，自由和人权始终是与民主相提并论的口号。当然，这些原则的互动与平衡问题仍有待于在运动中的进一步探讨与实践，而运动自身也为这样的探讨提供了广阔开放而尚未规范化的实践空间。事实上，很多当时和事后对学生组织“不民主”的批评，往往不是由于学生核心圈外的意见受到锲而不舍的打击压制（如目前的打击“邪教”），而是主要源于提意见者的方案或建言没有被采纳，建言者的期望值受到了直接挫折。八九年学生组织的存在状态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绝食前尽力于完善内部机制，自觉而持续地（甚至是不厌其烦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投票表决程序，但外界对这一段知之甚少。批评主要针对绝食之后。但事实上，由于要因应社会动员的广泛强大效果，此时的示威者们不光言论多样且分歧，组织形式与名称也变得层出不穷，即使在北京一地，也无从统一。否则，也就不会有刘晓波等“四君子”的有限绝食及其轰动效应了。学生在广场的领导核心不但根本就没有对言论相应的控制资源和能力，而且当时的主要心态已经转向自我中心、自我封闭，根本就没有控制的欲望。对照其他城市的情况，这几乎是全国普遍的现象。因此，无论当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人民群众中积极精神张扬、主动要求政治参与等现象所代表的，正是不可否认的运动主流。

王维林只身阻挡坦克车队的形象，就是这种独立大写的个人精神的突出表现；与当年的共产党员不同，六四死难者并没有各自明晰的“理想”。与其说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实现一个具体论证过的“理想”而献身，毋宁说他们坚持的是寻找理想的权利。他们对武力镇压的义愤和见证，主要源于对自己权利的坚信。正因此，尊重个人对强权反抗的勇敢与无畏，成为王维林形象对世界的感召力量。西方媒体当然有其难以避免的偏见，既有其商业化的一面，也有其长期冷战历史的残余影响。但因此而否认一切普世价值，则是大错特错。正如最近去世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所说，放弃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定，就是放弃了抗争与追求，就是对现状的妥协。王维林形象所代表的，正是超越冷战与商业影响的普世价值。许多人在远离北京饭店的地方表现出了同样的精神，虽然没有任何摄影机为我们保存下来他们的形象，我们仍然为这种精神而骄傲。个体的独立而具创造性的活跃参与，是八九民运在全国各地普遍表现出的重大特征。可以说，和古往今来所有的经济文化成就相比较，八九精神都是中国为世界文明作出的毫不逊色的重大贡献之一。

多余的话：“本土化”与民主趋势的现代性内涵

最后还有几句“多余的话”要说。王绍光在《视界》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论述政治学研究应当“本土化”的文章，洋洋洒洒二十页，旁征博引，主要篇幅似乎都是关系“政治学”这一学术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可能，最后批评概念不清时却轻轻拈来一个例子，认为那些说“中国只有经济变革，没有政治变革”的人，应该先看看“政治”概念的不同内涵。我以为，王绍光很可能读英文过多，忘记了多数中国作者谈论这种政经对比时，不会用“变革”这个词，而是呼吁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要同时进行政治“改革”。这一点，就是中共的大多数干部也不可能弄错。唯一可以想像将“改革”和“变革”置换的可能性，就是从英文 reform 重新翻译回中文。一字之差，使他有可能将话题引伸到印度学者对 Subaltern 的研究上，而回避了绝大多数中文作者所呼吁的其实是有意识、有决策的政治机构体制改革，并不是对政治状况作描述性研究。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还因为王绍光文章以质疑后发国家被迫进入一系列“化”语状态开端，而在他列举的各种“化”里面，不仅有“现代化”，而且包括了“民主化”。很显然，这里牵涉的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一些诚心诚意采取左派立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对经济文化霸权的人，在提倡“本土化”的事后，以为自己已经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实际上的理论方向却是从马克思的大倒退。而且，就 subaltern 研究来说，也是从葛兰西的大倒退。简单说，这里的倒退在于拒绝面对残酷的历史现实，拒绝承认资本主义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席卷蚕食了、而且还在继续席卷蚕食所有不同的生产与交流方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至少承认，是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产业工人，并因此断言资本主义生产出了它自己的掘墓人。社会主义运动至早也只能说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而不是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之先。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样承认，是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性的大市场，并因此决定性地带来了广大传统产业的破灭。根据这一推理，我们有理由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市场对今日国内数亿普通工农群众濒临破产的状况负有直接责任。

在这种世界性趋势下，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世界范围内曾有过各种不同的抵抗运动。凡是真正能够唤起本土创造性热情并进入实践的各种实验性经济政治运动，从来都是借助了勇于正视现代化课题、诉诸草根、变革创新的思潮的。无论是在亚、非、拉美，还是在欧洲东、南、北部的较小国家，民主政治都是这些运动中从不缺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上文所说，这些运动所强调的重点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给后来者留下了丰富的选择余地，而其中最值得宝贵的，就是强调以草根民众为基础的广泛政治参与。

最近各地发生的各种工潮，各地工厂矿山恶劣的合同条件，工人们凄惨的劳动条件与经历，在在指向工人经济地位恶化背后，政治权利被全面剥夺的残酷现实。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村村委会选举遭到与基层党组织争夺资源控制权的冲击，同样指向了经济利益背后，政治权利被剥夺的现实。当数亿工农群众为中国社会整体承担着资本主义市场冲击的直接压力时，他们不仅没有激发政治创造力、提升政治自信心的机会和可能，而且连最起码的政治权利都被剥夺净尽。

民主政治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至今仍然是中国政治改革最迫切的课题。可是，就在宪法规定的“公民生命财产”仍然不能得到有效尊重和保护的时候，政府却准备要修宪“保护私有权”了。如果宪法已经规定的公民权利都能得到保护，就没有必要特别增加“保护私有权”一条。如果目前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还在受到各方（包括政府部门在内）不断的侵犯，则修宪加上“保护私有权”只会为既得利益者提供又一个强有力的藉口，在侵吞国有资产时逃避社会公正的监督。

在这种背景下，拒绝讨论民主政治的必要性，以“本土”为号召来抵制内部的改革要求和外界的各种批评，很难说时真正继承了鲁迅所提倡的“拿来主义”，更大的可能恐怕倒是会成为既得权势者的帮闲。真正的“拿来主义”精神，必不能脱离对“本土”丑态的疾恶如仇，也必不会忘却“本土”青年为寻求理想而献身的热诚。明于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正是在工潮高涨之际，“六四”十三周年纪念引起比前两拈更密切的关注——

八九民运与六四英灵永远是被剥夺者反抗剥夺时所向往的光辉形象。

关于几篇涉及马悲鸣论点的旧文的说明

今天上传的〈我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的立场〉一文，是2001年应当时的《新闻自由导报》之邀而写作，目的是厘清当时颇为流行的若干说法。具体的前因后果，在文章开头已有交待，这里不再重复。

这篇文章，和前些时候上传到这个博客里的〈野营的合法与非法〉、〈抗拒无形的黑名单〉，都包含了反驳马悲鸣或与之商榷的内容。前后十年时间里，我对他提出的命题进行了多次公开而严肃的分析辩驳，但他从来没有正面答复过。

去年在自由中国论坛，他不断将十几年前的旧文反复张贴，对我公开叫阵，却绝口不提我已经在这几篇文章中讨论过的他的若干关键性谬误。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到处反复重贴以往的陈词滥调时，他也不断重复宣称要就王丹柴玲等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进行审判；要丁子霖教授向这些学生讨还儿子的血债，却又同时要追究丁子霖教授的什么责任；而且到处声张他的“中共万恶，六四独善”的荒谬逻辑。

马悲鸣那种惯于以偏概全，将八九民运中某些个别现象孤立出来并推向极端，借以大肆攻击个别人的论辩方法，绝不是真正尊重史实的进路，完全谈不上致力于探讨了解历史，更谈不上为社会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追求公平和正义。讨论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这样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绝不能使用美国律师法庭辩护的那一套，只在挑对方的毛病（包括语病）上卖弄聪明。即使说要坚持对事不对人，对观点立场不对人，我们也必须承认，马悲鸣谈论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方式，只会混淆是非，把水搅浑。

这些旧文章收集在这里，至少有立此存照之用。
2008-12-03

旧文：我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立场（2001年）

——纪念“六四”十二周年

文／王超华

今年五月，王丹在纽约的一次讨论会上提出，他对1989年事件的总体评价是，“学生有错，政府有罪”。此言一出，即引起强烈反响。长期致力于中国人权与民主运动的任畹町先在网络上给以反驳，曾目睹坦克压碾撤退学生的雨源随之表示难以容忍（均见《大参考》）。

作为极其简练的表述，“学生有错，政府有罪”概括了我本人多年来所持的立场。因为此，我很感激王丹能做出这样准确有力的总结。

那么，这种立场和任畹町、雨源等人之间的分歧究竟何在？我以为，这里牵涉到若干方面的问题，需要一一澄清。我并不以为我和王丹在这个相当简化的口号下有着完全一致的具体认识；不如说，王丹的表述为我切入当前很多讨论提供了一个最佳的角度。

六四已经过去了十二年，这个“时间差”既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观察距离，又相当有效地展现了六四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极其复杂的后续效应，使我们有可能以“后人”对历史负责的台独，重新审视当时事件背后隐含的一些重大历史命题，特别是在认识公民政治权利和中国目前法治建设等问题方面，更坚定地支援六四受害者和蒙难者家属的合法要求，更清醒地坚持八九抗议运动理想主义的正义精神，也更坚韧地为建设一个更加自由、公平、正义的中国和世界而努力。


一、“撞了白撞”？！

第一个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问题，是王丹表述所涵盖的时间范围。他的说法既包括六四镇压，也包括了此前的一两个月。因为此，任何政府军事镇压中的暴行，都是进一步证明“政府有罪”，而无关乎学生是否有错。在这方面，雨源对暴行坚持不懈的揭露和再记忆，完全可以和王丹的立场并行不悖，并不存在实质性矛盾。

但是，王丹和雨源立场冲突的表象，实际上牵涉到另一个“定理”：无论学生是否有错，都不能构成政府以军事暴力屠杀和平示威公民的藉口，也因为此不构成解脱政府之“罪”的理由。这是“学生有错”与“政府有罪”能够成为并列命题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本应属于不言自明、普遍接受的社会政治常识，在今日中国却成了怀疑的物件。这不仅是中国政府硬镇压软愚弄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很多知识分子概念混乱的讨论。其中，海外最突出的例子是马悲鸣在“多维新闻网·大家论坛”发起、要审判“以王丹为首非法占据天安门广场”的虚拟法庭。而国内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自2000年起关于“撞了白撞”的各种讨论。这里先就后者略加考察。

很多“撞了白撞”的辩护者，本人就是立法执法部门的成员，却无视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个基本法理：个体生命价值重于社会稳定和经济效率。在“撞了白撞”的具体情境下，机动车有使用道路的权利，但并不享有伤害、夺取他人生命的权力；同时，行人有滥用道路行使权的错误，却不具备机动车伤害他人性命的错误潜力。因此，二者在法律面前的起点并不平等。在这样的案例中，立法执法机关最起码是要在社会成员的生命安全和社会运行效率之间寻找平衡；而且，要保障社会公正，就必然会向前者倾斜，不惜因为此而影响“发展”和“效率”。

在这场争论中，“撞了白撞”的“控”“辩”方，逻辑上讲本应是受害行人和驾车人，而实际上却表现为社会成员“个体”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冲突：交通大队长在电视台诉说道路混乱的难以治理，以及大量农民进城造成交通规则教育的无力等等。无形中偷换了的概念是，只要是在“整体”发展、现代化、效率、经济利益等诸如此类的名义下，就可以牺牲个体成员的利益乃至生命——不仅远远超出了“加强法制以法治国”的范畴，而且制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社会名义“合法”剥夺个体的假象（去年一位四川妇女诉邻居打麻将影响休息案，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发生过类似的偷换概念现象）。

这样“合理合法”地无视个体生命价值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这种偷换概念机制的要害有两点，一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对个体“人”和世界“人类”的普遍责任，一是现代共和国家内立法过程的正当性。现代社会里，立法执法人员以全社会的名义公布法律法规（因为此，以王室名义公布法令的范围日益萎缩，局限在礼仪范围内），当社会成员并没有自愿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机会，既没有参政议政的渠道，又没有公开表达异议的可能时，法律法规的公布就具有了盗用名义的性质。而且现代社会的政治不再借助于天命、贵胄、传统的权威，结果，越是缺少公民参政的可能和事实，以“社会整体”名义的行为就会越多，公民的个体权益就越难保障，社会对生命价值的认定也就会越来越衰退，更不必说承认那些尚未进入本社会的人类成员的生命价值了。

更重要的还在超越“政事”以上的“生命”的价值。为“撞了白撞”辩护的人，不免要以某些西方城市的交通法规为例，说明被撞行人属于“咎由自取”的法律普适范围。这些有机会出国旅行的上流分子，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很多西方国家在针对非法移民管制边境交通时，主要困难就是要保障非法闯关者的生命安全（如英国多佛港中国非法移民死亡事件，以及最近墨西哥非法移民在美国境内沙漠死亡事件）。闯关的非法并不会抵消闯关者的个体生命价值，更不必说构成边境警察射杀闯关者的理由了。在沈阳“撞了白撞”事件中受到最多指责的，就是进城的农民工。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参与或监督城市政府制定执行各种法规的权利，就受到了不守法的指责，并承受了未经法律程式就以生命为代价的惩罚。就辽宁省而言，这是省政府在处理城乡经济人口流动中的失职。如果真要通过这个事例来促进法治建设，则任何一个被撞的农民都有权要求省政府的赔偿。大而言之，内地农民流入沿海省份，以城里人不屑的廉价劳动力，充当着中国经济起飞的主要支柱。如果要强化以法治国，则任何一个农民工被“撞”，包括以各种形式被损害（这里讨论的是在程式公共场所，还不包括工作场所内的事故），中央政府都有责任承担后果，各级地方政府都有责任做出赔偿。以都市法规蔑视进城农民的生命，这是中国社会整体堕落的标志，绝不属于“法制”观念在生活中见效的实例。

回到我们的基本问题，“咎由自取”的前提是，接受规范的人对适用法律不仅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而且有参与（如选举或提案或抗议示威等等）、自愿接受及监督一系列程式规则的权利与权力；而且这个“自取”的范围不能超越其“咎”适用的法律范围。当学生和各界人民在一九八九年以游行示威表示对现任政府的不满时，无论他们有什么错，政府的开枪镇压都是犯罪。即使这个政府有可能通过一系列措施使镇压在表面上“符合”于当时中国的现行法律，其持续数日的武力镇压也犯了违反社会基本人道要求的重罪。尤其是镇压之后，政府还继续迫害受害者及其家属，阻止任何独立的调查和援助，就更坐实了镇压的犯罪性质。

二、“非法”抗议政府

只强调以法治国，而不问“法”是由谁、又是如何制定的，结果往往是“以法治民”而已，不过是授予权势者以玩弄法律欺压百姓之柄。因为此，在西方各国现代民主法制的几百年历史上，所有针对各级各类政权机关的抗议示威，在政治法律实践重仍有道义上的优先权。更确切地说，这种抗议示威的道义优先权在几百年的实践发展重逐渐有了越来越明确的地位和界限。这是马悲鸣极力希望他的读者忘却的。

民主法律制度在现代社会确立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现代资产阶级上升柄取得统治地位过程中的产物。这种制度所代表的社会公正性，与其说是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经济规律所决定，毋宁说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强加于资产阶级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是此前西方社会各阶级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因此，现代法制的成熟过程中，一个始终挥之不去的课题就是法律与政治的关系；而几百年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共识则是，不但政治不应该干预法治，而且法治也不应该干预政治。

司法不应介入政治，和军队不应介入政治是一样的道理，属于是否对“王丹率人非法占据广场”立案的外延考量，无论如何也应先于有关“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的讨论。更加切题的，也许应该是君主制与共和制对法治外延的不同处置方式，并以此将所谓“一体”的英美传统区分开来。在共和政体下，不但执政党及其政府不应强迫司法部门屈从于政治意志，司法部门本身也不能自以为是，任意干预本应属于政治范畴的事务。

那么，如果政治纠纷中的一方刻意寻求法律解决怎么办？现代司法机关一方面可以上诉到“宪法法庭”，比如香港基本法裁决中的争议，就送到北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给出最终解释；另一方面，可以坚持不受理，将案件驳回到诸如国会这样的政治舞台，这就是去年美国大选闹到最高法院时，表决中少数派大法官所持的立场。

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悼念胡耀邦，而是包含了各种政治诉求，表达了社会上广泛的不满情绪和寻求出路的愿望，这是当时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基础。因为此，谈不上“人家”死了人、学生还要搅局。这种群众借“清官”去世表达政治意愿的现象本身，就是中国缺乏政治参与机制的反映，也从一开始就赋予了当时的悼念以政治运动的特征。这种运动所代表的社会矛盾和诉求，直接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相联系，远远超出地方政府法令法规的裁决范围。这是很多运动参加者当时就强烈意识到、并努力追求的。政法大学制作的宪法摘要大宣传牌，戒严后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各种活动，以及“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城里，都反映了人们在不满政府权力的危机时刻，有意识地诉诸宪法权威的追求。换句话说，运动的本质是政治矛盾，不属局部法令法规管辖范围，因为此也就不存在马悲鸣所说的学生“违法游行示威在先”，政府无奈镇压在后的问题。

其实，即使端出宪法，一九八九年也还不可能改写其中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的核心力量的条文，最多不过是要确立其作为根本大法解决政治冲突的地位。更确切地说，是以民众大规模示威的压力迫使当局在“党中央”决定和“宪法法庭（即人大常委会）”裁决孰先孰后之间作出不容掩饰的抉择。在这个意义上，对示威者“颠覆国家政权”的指控和“亡党亡国”的要挟都是不能成立的。反倒是共产党践踏宪法权威的行径直接把自己放在了“窃国”的位置上。只是由于“集体领导”的内部权力平衡机制，这一窃取没有表现为袁世凯那种个人的“大盗”形象，而更多地仰赖于谎言的支撑。这可以说是“政府有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九八九年本是确立宪法权威的一个最佳机会，由于共产党及其政府的蛮横，由于他们甚至连一个遵循宪法的过场都不肯走，一个“训政”的藉口都不屑于提及，这一年成了中国法治建设史上一个大倒退的转折点，其基本表现就是从此根本取消了上诉到法治最高裁决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党的领导”却从八十年代党政分家的改革方向倒退，在各级政府机关都显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独权倾向，尤其是在基层，司法看着政商利益的眼色行事已形成固弊，虽然曾有“民告官”的成功案例，但总体发展倾向已成为各级党政当权者维护巩固既得利益的马前卒，而一般公民表达政治诉求的渠道被根本封杀。

在这种“法治”发展趋势下，思想界的反应如何呢？与五四时期更关心社会整体发展可能性的取向不同，在九十年代中国的讨论环境里，“法治”领域和“经济学”领域一样，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已经获取了凌驾“社会”考察的超时空“本体性”，很少反思自己的外延，反思作为个别领域和整个社会结构的有机关系。即使在“显学”的逻辑内涵范围内，也还没有见到过质疑现行宪法解释机构作为“宪法法庭”的功能。中国大陆公民的宪法权利也和香港“两制”了？

这里，我们还需要对“政治”稍加注解。中国现状的悖论之一在于，政府宣传总是声称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社会生活中任何背离政府宣传口径的政治意识表达，都有陷入“颠覆国家政权”这一黑洞的维宪。有意无意回避这种危险，是社会大多数成员不言自明的选择。这种情况和上面谈到的“非宪化”过程，再加上近年来沿海和都市区域与美国日趋密切的交往，社会思想深受美国“利益集团政治”思路的影响，似乎“政治”，除了在抽象概念上的“全社会”“全国”意义上，就是具体地为活动者本人所属之社会利益集团谋福利的活动，二者之间，几乎没有舆论余地留给“公民”个体的独立政治诉求，更不必说世纪的政治活动空间了。与此相呼应，思想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也并没有为“政治权利”的正名做出多少贡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加入了为“政治”抹黑的大合唱。

这种状况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在共产党员数目激增的九十年代后半期，参与非党“政治”活动却会带来为人侧目的直接社会效果，所有本应与公民政治权利相关的活动，都在“社会福利”、“国策讨论”、“学术探讨”、“法治独立”等诸般名义下进行，常常明确拒绝任何非官方政治因素的指涉，却不问自己是否也已经独立于官方的政治。假定我们可以理解当事人的困境，不应自欺欺人的则是，“公民的一般政治权利”的名誉已经在这样的过程受到玷污和损害。必须明确的是，不论现任政府许了多少愿并做了多少事，公民都有合法的政治权利表示自己的意见和不满，无论其谈论内容是否直接与其本人的生活相关。例如，一个在相对公平清廉的机关工作的公民，有权利公开抗议政府惩治腐败的不力并公开讨论其政治原因；一个城镇居民有权利批评城乡户口政策对农民的歧视；一个工商业者有权利探讨国营企业工人组织工会或罢工的合法性；而且，这些公民有权利联合起来举行政治性的抗议和示威。所有这些，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立法保护的政治性基本权利范围之内。而今天中国政府的实践，则是把中国境内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垄断起来了。

当任何超出本人直接生活范围的社会性活动都需要小心翼翼地抹去“政治色彩”，当界定法治外延的“宪法法庭”被实质性架空，直接关涉公民本人生活的政治权利也就同时受到了日常性的剥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江西收缴公开出版的地址农业苛捐杂税的文件集和沿海城镇禁止非国营企业工人组织自治工会；而对社会最深刻的伤害就是以“法治”和“发展”的名义扼杀一切理想主义和乌托邦精神的萌芽。

三、“学生有错”的特殊性

明确了政治抗议的合法性基础，就需要再回到前面讨论过的第一个问题，做进一步的界定。虽然八九年政府镇压之罪与“撞了白撞”案中的机动车驾驶员和交通管制机关有可比之处，八九年的学生运动却与“撞了白撞”中的违规行人有着本质上的不可比。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是政治性冲突，因此，讨论“学生有错”的前提是学生在宪法意义上“无罪”，甚至没有行人交通违规那种性质的“罪”或“错误”。

学生不仅在宪法保障下的刑事意义上无罪，而且由于这是政治性示威，示威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都坚持和平请愿、无暴力抗议，因此在民事意义上，游行示威过程中因为生产停顿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政府额外开支，也不能算到示威者头上，而主要应由政府承担责任，是中央政府失职引起大规模和平抗议示威的后果。那些善于以美国法律实践比照中国情况的人们不妨考察一下一九九二年洛杉矶暴乱和一九九九年西雅图抗议时的处理情况，再来设立审判王丹的虚拟法庭也不迟。何况这种解脱政府经济责任的概念混乱已经反映在目前国内法治实践的很多问题中，尤其是在执法人员违法侵权的现象上，格外严重。

正是在以上这些理解的基础上，我认为任畹町和陈礼铭反对王丹关于“学生有错”提法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见《大参考》），学生是否有错的讨论和政府是否有罪的问题并不构成反比关系，在这里实行“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未免有些教条了。

综上所述，在我看来，讨论“学生有错”必须严格限制在学生运动在中国共产党专政体制下提出政治性诉求时的内部机制上；而且，在讨论机制的层次上，可以暂时不考虑很多在实际策略层面上的不同意见。即，策略中的“对”“错”只能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只有在明确了机制上的必要条件和运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不同具体情况以后，才具备讨论的可能性。基于这个认识，我也不同意胡平那样笼统地提倡“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策略性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实施的前提条件是运动已经具备了相应“试错”的内部机制，这样的前提回避了机制层面上的问题。

绝食作为一种斗争手段，就属于需要在策略层面考虑的问题，既不是完全不可运用，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战无不胜，并不属于要无条件地支持或反对的范畴。关于发起绝食，封从德等人的回忆和论证方式，基本上是“事后”性质的，力图证明学生当时除了绝食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策略可能了。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可以清楚地从对话团的活动看出，本文不拟在细节上作过多讨论。

同理，所谓“斡旋”也只有在学生方面有“斡旋”的实力和“资格”（qualification）时才有意义。探讨八九学运进行过程中的斡旋（“斡旋”在当时特指在学生与政府之间寻求和解之途，并不考虑其他社会各界），就必须注意到这个词汇（或者说这类行动），在五月十三日绝食开始之前，根本就没有出现过，而到那时为止，胡耀邦逝世已将近一个月了。在这期间，尤其是在五月一日以前，不说李鹏等人，即使是赵紫阳，作为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根本没有积极主动地关注过学生的要求和动态。从四月十八日开始在新华门的冲突，到四月二十二日学生代表在胡耀邦追悼会时下跪并因而造成学生情绪的进一步激化，在学运初起的整整一个星期里，赵都没有过任何要与学生亲自会面、交流的表示。

［以上原载2001年7月13日《新闻自由导报》总第343期第三、四版；以下原载2001年7月27日《新闻自由导报》总第344期第三、四版。］

更有甚者，他轻率地否决了改变行程的建议，胡耀邦追悼会一完，就去出访北朝鲜去了。而在学生方面，这正是形成大规模正式组织的关键时刻（四月二十五日晚北京高联成立会开始时，“4·26”社论还没有在电台播出）。

即使是赵紫阳这样有“党内改革派”名声的领导人及其手下一些得力干部，在学生诉诸绝食行动之前，也没有考虑过要尊重群众的意愿，开启与示威学生直接对话交流的大门。他们的眼睛盯着的、心里关心的，从来就不是正在抗议示威的群众。相反，他们自始至终更关心的，都是不要被党内的竞争对手抓住把柄。只有正视这些因素，我们才能理解绝食者不愿进入“斡旋”的真正原因——进入“斡旋”的那一刻，就是他们失去“斡旋”资格的开始。柴玲等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直觉并没有错，错的是本应视为策略手段的“斡旋”，在很多分析者那里，被当成了学运的“路线”“大方向”来大作文章。

在我看来，学生方面有错误，但其最根本的错误，却并不在是否绝食、是否积极参与斡旋、后期是否要撤出广场等等这些策略层面上的问题。

四、学生错在哪里（之一）

那么，在学生运动的内部机制上，学生“错”在哪里？我以为，一九八九年的抗议示威过程，暴露了学生方面两个根本性的错误。

第一个是如何认识政治抗议运动中“自发性”与“组织性”各自的合法基础及其相互关系。中共在建国以来到六四之前，由于受到自身意识形态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制约，对群众“自发”的运动，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利用过这种合法性，邓小平由于借助了平反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重新上台，在八十年代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合法性；当时（以及今日）媒体盛赞北大游行队伍中不期而现的“小平你好”横幅时，就是默认了群众“自发”地表达自己的感情是可以而且应该容忍的。

八十年代的历史特殊性，不在当局对“自发”表达感情的容忍，而主要在于社会氛围和政治环境鼓励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社会各界自己“组织”起来探讨各种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七十年代末西单“民主墙”被镇压后仍有很多小组织活动的原因，也是八十年代末王丹在北大举办“民主沙龙”、出版《新五四》杂志的大背景。以六四后对当时学生组织情况最为关切的封从德为例，据他自己回忆，1987年北大柴庆丰事件时，他拒绝加入示威组织者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抗议委员会希望保持地下“保密”状态。

因此，“自发”与公开“组织”，表达“感情”与表示“意见”，是八九年中国政治危机中的一个潜在的主题，是“自发”与“自觉组织”的政治性活动二者之间改变比重、改变先后次序的一个关键时刻。然而，很显然，当时的学生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时刻的重大历史意义。

胡耀邦逝世不到一周，北京主要院校的学生已迫切感到建立学生自治组织的必要，而胡逝世十天以上才发表的人民日报4·26社论却还没有把“非法组织”作为理所当然的罪名。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的成功，在市民眼里，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有组织的学生；在学生方面，则是从来没料到这样广泛“自发”的社会声援。当时赵紫阳不在北京，政府在游行结束前就广播了同意与学生对话的决定。这本身就是对“有组织”的抗议活动的一种让步。到五月四日游行前，递交请愿书与袁木的公开答复等等，都表明政府与中共正处于被迫跟学生“组织”打交道的状况，这是学生对话代表团成立并开展活动的现实基础；根本改变“自发”与“有组织”之间相对话语地位的历史时刻已经来临。遗憾的是，大部分学生对这个历史性时机完全没有自觉，兴奋于“自发”带来的解放感，陶醉于受“自发”行为“感召”而起的大场面，釜底抽薪，破坏了以基层民主秩序为基础的学生自治组织合法化的长远可能性。在我看来，这才是为什么说当时发起绝食是一个错误的主要原因。

至于封从德说北京高联当时内部混乱，确属事实，但却不是我们至今仍无视“有组织”政治活动的历史时机的藉口。很显然，以“自发”为号召的绝食进行不到48小时，也已经感到了“组织”的必要，由李录以要挟自焚为手段建立了“绝食团”。“组织”在当时的示威中已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可惜的是，示威者们更自觉地依赖的仍是“自发”带来的快感，只把“组织”作为方便一时的手段，随意更新名目、更换程式，全无谨慎之心，也全无对扎根基层的尊重。这是“首都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也未能幸免的致命伤。

其结果，就是六四镇压所标志的另一大转折点：一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会被学生轻易放过，中共则不再掉以轻心。时至今日，任何“有组织”的政治思想性活动都可以成为受镇压的理由，甚至象沈阳退休老干部周伟那样针对具体案件的反腐请愿，都会以“非法集会”的名义被送去劳改。从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史的长远角度观察，不能不说史一个大倒退。（以上所指封从德言论，见《回顾与反思》及封本人的回忆录）

五、学生错在哪里（之二）

学生的第二个主要错误，和当时知识分子和社会思潮的整体倾向有关，是缺乏一个激发持续创造性热情的理想目标，而且，可以说根本就没有致力于寻求这样一个目标。更确切地说，这也是上面讨论过的忽略“组织”、淡化“政治”色彩等倾向的重要思想根源，其本质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在打出反对“专制”、争取“自由”旗号的多年努力中，和中共领导层一样，恐惧于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式的混乱，因而刻意回避了现代社会的公民既需要不被侵犯的“消极自由”，又需要有再充分保护下实施“积极自由”的权利。这一缺陷，在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反省和讨论中表现得越来越清楚了。

具体而言，八九民运最强烈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理想主义精神，集中展现了为了可能的共同目标，他们能在最缺乏组织的状况下，积极主动地协同努力，自觉地约束自己，并以各种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直至宝贵的生命。

令“后人”扼腕叹息的是，运动自始至终都没有能把这个“可能的共同目标”具体化，既没有“最高纲领”，也缺乏扎实有力的“最低纲领”。从五月初到戒严令颁布的五月十九日，除了新闻工作者创造性地提出“新闻要说真话”的口号外，天安门广场的凝聚力集中在了“不是动乱，现场直播”这样两句极为平庸、极为学生中心的口号上，北京民众和外地学生始终被限定在“声援”和“保护学生”的角色中。最终还是由于政府的戒严令，才多少改变了这个局面。戒严令的颁布成为对北京市民的直接侮辱，此后的示威也因此具备了全民抗议的自觉。这也是“立即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终于成为示威者要求的时刻。

然而，“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什么？事实上，当时的这个要求，以及北京人对戒严令的抗议，仍然没有脱出“正确评价此次学生运动”这个狭小议题的阴影。没有能够及时恰当地形成与运动规模和群众潜力相适应的政治诉求，失去了进一步激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将抗议示威运动转化为长期合法的建设性政治运动的机会。

平心而论，民众示威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持续了一个半月，就说明当时不存在“告别革命”的选择和必要。“告别革命”的命题毋宁说更多的是面对“后八九”海外热潮的一种心态反映，可以理解，但不可神化，尤其不应将这种姿态读进对八九年当时的理解和反思中去。真正潜在而未被认识的可能性，包括修宪，公投，城镇地区试行中高级政府普选，等等，直接转入全社会范围民主政治的一些可行步骤。由当时北京市民在缺乏共同纲领情况下仍表现出的高度自我克制可以推论，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是迄今为止，有可能顺利向普选转化、避免被大规模舞弊扼杀政改的唯一一次机会。这样的历史机会，同样被有意无意地放过了。学生提到过的最接近的口号，不过是“校园民主”，甚至不及八十年代初的人民代表选举运动。

放过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时机的责任，政府首当其冲，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组织也难辞其咎。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责任性质的，无力以政治方式解决政治冲突的现代政府，如果自己不主动解散重组却诉诸武力，就是滥用以全社会名义信托的国家权力；而后者则是思想认识性质的。在我看来，这个思想认识上的先天不足，主要来自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在明确认定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实践有重大缺陷的同时，没有勇气和能力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平、正义、公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且不说到现在，被当政者滥用的“有中国特色”已经成了政治笑话不可缺少的调味料。换句话说，这个先天不足来自在“最高纲领”可能性面前的瑟缩不前，宁可摸着石头过河、出了问题再说，也不愿在各个社会阶层（其中既有经济改革的受益者，也有大批因为经济改革而受损的社会成员）都表现出高度合作意愿的时候，站到意识形态的领导前沿。

这种先天不足，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在“后冷战”的国际环境里，更加恶化了。经济资本主义、政治一党专政、国家社会上唯利是图，似乎成了中国的唯一选择。正如很多忧心如焚的知识分子所指出的，在这样的思想环境里，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正在滑向社会文化全面腐化的进一步危机；而八九年“六四”期间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同舟共济、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等理想主义品质，正在被全社会刻意遗忘。

为了我们曾经的理想，为了因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的辉煌，我们永远怀念六四死难者。坚持纪念六四，是帮助我们保持良知、正视现实的最佳方式。

〈2001年6月，应《新闻自由导报》之邀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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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孙立勇: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下）

孙立勇: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
——为赵昕的"赎罪"而感动

［续同题文章之三］


不知各位师友读了我的以上两段回忆有何感想？要知道，王忠贤和路洪泽只是“六四”屠杀后全国各地成千上万被冠以“暴徒”而遭受苦难的其中两位而已。

我认为：“六四”的民间直接受害者有两类人，一是死伤者本人及其亲属，二是因参与六四而坐牢者本人及其亲属。前者由于以丁子霖、张先玲两位老师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的道义力量感动了世界，因此这一团体已连续多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与同情。后者亦即坐牢者则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学生、学者和“暴徒”。对学生，政府采取的是分化与轻判相结合的政策，基本上不打不骂；对学者，政府采取的是重判的政策，但不打不骂，因为这些人在国际上有着不同程度的知名度；对“暴徒”，政府则无所不用其极，重判、打骂、上刑、体罚、强制劳动——如果说中共是屠杀他们肉体的凶手，而我们就是屠杀他们精神的凶手！难道不是吗？——只要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十六年来为他们做过什么、做过多少，答案不言自明。用赵昕的话说：“‘6．4’暴徒”群体，孤苦无助地承受了无尽的苦难，却几乎被我们遗忘贻尽。

1996年初，受朋友之托，我收集了北京第二监狱反革命犯及“两乱”人员名单，并迅速通过秘密渠道带出监狱——

下面就是这份名单的全部内容
（摘自《走过冰山——一个中国良心犯的狱中回忆》附六）

北京市第二监狱在押"反革命"一览表 表（一）
1996、1、23


姓名 罪名 原判刑期 家庭现住址 备注
尚子文 反宣 6年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礼士胡同48号 2中队
任畹町 反宣 7年 4中队
胡适根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反宣 20年 北京语言学院学三楼11号
6中队
王天成 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反宣 5年 湖南省双牌县人民法院宿舍
7中队
陈子明 13年 8中队
王国齐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 11年 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后八村34 号 9中队
韩罡 反宣 12年 北京市宣武区米市胡同保安寺街11号 10中队
孙立勇 反宣 7年 北京市宣武区西便门西里15号楼508室 11中队
关键 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特务 20年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二区202楼三门14号 12中队
刘宝 泄露国家重要机密、反宣 8年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四区2号楼1204室 12中队（六四事件）
户力平 泄露国家重要机密、反宣 10年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四王府40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李玉生 反革命破坏、反宣、流氓 8年
（因搬迁尚无位址） 12中队（六四事件）
刘子厚 持械聚众叛乱 8年 北京市宣武区三3街14号楼甲一号楼一 单元2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孙传恒 持械聚众叛乱 无期徒刑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六公坟高家园小区一区8号楼3单元41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胡忠喜 持械聚众叛乱 10年 北京市宣武区先农坛东街12楼17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曹英远 反宣 10年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老钱局胡同12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顾连仲 反宣 7年 北京市崇闻区永内东街东一楼6单元402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宋凯 反革命杀人 无期徒刑 北京市西城区砖塔胡同89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唐勇 反革命伤害 10年 北京市宣武区棉花胡同上六条10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常景强 反革命伤人 无期徒刑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41楼109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赵锁然 反革命破坏 无期徒刑 北京市门头沟大台西洼12—6 12中队（六四事件）
朱更生 反革命破坏 死缓 （因搬迁暂时无住址） 12中队（六四事件）
姜亚群 反革命破坏 死缓 （因搬迁暂时无住址） 12中队（六四事件）
李玉君 反革命破坏 死缓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一中李玉平转李玉君 12中队（六四事件）
陆志刚 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反宣 5年 （无地址） 15中队
刘京生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反宣 15年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28楼201号 16中队
陈晏彬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反宣 15年 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东里第二干休所3楼7门601号 17中队
张纯珠 反宣 5年 北京市海淀区保福寺九一五楼二0八号 18中队
席阳 刺探、窃取国家机密 12年 8中队
王长洪 特务 15年 北京市安华里五区一楼2单元262号 12中队


北京市第二监狱现在押“八九两乱”人员一览表

表（二）
1996、1、23

姓 名 原判刑期 备注

赵锁然 无期徒刑 12中队
孙彦才 无期徒刑 12中队
张宝群 无期徒刑 12中队
张宝生 15年 12中队
石学之 无期徒刑 12中队
赵 庆 18年 12中队
刘建文 20年 12中队
汪永录 11年 12中队
梁云青 14年 12中队
霍连生 12年 12中队
梁志祥 10年半 12中队
王连会 无期徒刑 12中队
刘昆仑 13年 12中队
王 建 13年 12中队
柴 军 14年 12中队
孙振刚 14年 12中队
苏 刚 15年 12中队
常永杰 无期徒刑 12中队
贾马杰 13年 12中队
黄雪坤 12年 12中队
马士民 11年 12中队
王月明 13年 12中队
孙彦如 14年 12中队
刘春龙 12年 12中队
郗浩良 死缓 12中队
张 群 无期徒刑 12中队
许 宁 12年 12中队
彭兴国 15年 12中队
张宝军 13年 12中队
李长占 15年 12中队
张宝库 13年 12中队
唐 勇 10年 12中队
华思宇 13年 12中队
杨建华 14年 12中队
郭振波 13年 12中队
梁朝晖 13年 12中队
张胜波 12年 12中队
米玉平 13年 12中队
李志欣 无期徒刑 12中队
李红旗 20年 12中队
乔鸿歧 13年 12中队
孙 宏 死缓 12中队
廉振国 13年 12中队
高鸿卫 无期徒刑 12中队
于 文 12年 12中队
龚传昌 15年 12中队
张茂盛 死缓 12中队
董盛坤 死缓 12中队
张 坤 12年 12中队
马国春 11年 12中队
杜建文 17年 12中队
户力平 10年 12中队
张福坤 无期徒刑 12中队
李玉生 8年 12中队
陈 阳 15年 12中队
刘 旭 15年 12中队
常景强 无期徒刑 12中队
高 亮 无期徒刑 12中队
胡忠喜 10年 12中队
刘振庭 19年 12中队
曹英远 10年 12中队
吴春末 11年 12中队
关宝强 7年 12中队
张燕生 无期徒刑 12中队
牛叔亮 11年 12中队
白风营 13年 12中队
刘长青 15年 12中队
郑延生 11年 12中队
宋 凯 无期徒刑 12中队
孟繁军 13年 12中队
朱更生 死缓 12中队
杨光辉 14年 12中队
邓万玉 15年 12中队
吴瑞江 11年 12中队
马连喜 15年 12中队
陆小军 13年 12中队
牛占平 12年 12中队
宋世辉 12年 12中队
顾连仲 7年 12中队
段志君 11年 12中队
武春启 无期徒刑 12中队
杨 璞 死缓 12中队
刘子厚 8年 12中队
杨玉甫 15年 12中队
李玉军 死缓 12中队
姜亚群 死缓 12中队
孙传恒 无期徒刑 12中队
王连喜 无期徒刑 12中队
蒋 生 15年 12中队
刘 宝 8年 12中队
李福全 15年 12中队
赵玉水 15年 12中队
卢金生 15年 12中队
王鼎民 7年 12中队
李 涛 11年 12中队
王东风 13年 12中队
梁迎春 13年 12中队
郝富春 15年 12中队
路洪泽 14年 11中队
李增良 12年 12中队
刘育生 14年 11中队
梁振云 13年 12中队
闫建新 11年 11中队
张国栋 无期徒刑 12中队
祁振国 14年 10中队
善 辉 14年 12中队
康秀林 13年 10中队
冯立生 无期徒刑 12中队
霍建刚 11年 10中队
朱文义 死缓 12中队
苗德顺 死缓 9中队
王 谳 无期徒刑 12中队
孙伯光 13年 11中队
高振河 20年 12中队
王长洪 15年 12中队

说明：
1、表（一）是二监在押的罪名为"反宣"、"反革命集团"、"泄密"、"反革命破坏"等以"反革命罪"定性判刑人员，不包括"反革命特务"和"反革命间谍"。

2、表（二）是二监在押的全部115名"两乱"（"反革命动乱"、"反革命暴乱"——监里对"六•四"人员的称谓）人员名单。其中被判无期徒刑的20人，被判死缓的10人，有期徒刑的85人。

3、王长洪系台湾特务，因所谓的"煽动 学潮"被判刑，故列入上表。

4、孙伯光因盗窃汽车被抓，审查期间"坦白"窝藏枪支，结果盗窃罪被判12年，窝藏"六•四"枪支被判1年。因与"两乱人员"沾边，故列入上表。

5、以上情况截止到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
关怀他们就是在救赎自己！
愿与各位师友共勉。
孙立勇
2005年9月8日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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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从政治代理人的角度看六四（1997）

——纪念“六四”八周年


在纪念“六四”八周年时，我想进一步讨论的是一个与民主理论相关的视角，即，可供选择的政治代理人。

从政治代理人的解释角度看，任何国家的民众都不可能长期地、绝对地控制在只关心考虑自己最短期最切身利益的状况。文化经济变化带来的社会张力发展到某种极限程度时，人们寻求解脱的眼光就会落到较为抽象的政治领域。这时，如果是西方国家，已经有公开活动和组织基础的在野政治派别就会出来填补执政党无法满足而民众高度需要的政治想像真空，成为释解潜在危机的政治代理人。法国刚结束的国会提前改选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一般西方观察家都把左派在选举中的胜利归因于多年积累的高失业率和欧洲货币统一前景的压力。身在西方，这些观察家没有也不必特别讨论这些经济压力和政治场面之间并非直线连接的微妙关系。不应忘记的是，右派希拉克总统当然也考虑过这些压力，他动议提前选举的赌注就是右派会在经济困境中取胜，这正是他急忙到中国访问、签订大笔贸易合同的主要动因！可是，说到底，民众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和希拉克总统讨论中法合同创造法国就业机会的细节呢？

更有意味的一个例子是上个月刚结束的伊朗大选，前任文化部长出乎所有内外观察家意料，击败了现任总理拉夫桑贾尼支持的国会议长而高票当选。伊朗实际的政治状况会因此有多大改变姑且不论，考虑到伊朗所有年满十五岁的国民都有权投票，而年青人求新求变的呼声正逐日累积，这位曾因抗议保守的文化政策而辞官的前部长填补了民众急需的政治想像真空，可以说是毫无疑义的。

回过头来看中国，这样的例子对我们有几重涵义。第一，在政治文化的意义上，它提醒我们，除了保障个人自由之外（见龚小夏《多数决定与个人自由》），建立一个能持久的民主制度还必须依赖于允许不同的政治代理人的存在。换句话说，保持立场对立的多党（或多派）公开共存比一党专制更有利于疏解危机。虽然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已形成的运作规则实际上是，只有“团结的大会”才是“胜利的大会”。因此，虽然党就是政府，无论是原则上的还是政策性的“内部”分歧都不应该向“外”泄“密”。长期以来，这样的规则不仅造成了顽固的“黑箱作业”传统，而且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思维。八九年戒严令的消息刚传出，赵紫阳手下的“三所一会”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象戴晴这样长期坚持独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第一个反应就是，党内权力斗争正在试图利用群众运动群众，言外之意，一是运动不“纯洁”了，二是虽说党政一家，“高层”分歧只等于“党内”分歧，应受党纪管理，不存在“政府”分歧应对民众公开的问题。由于这种党文化、党政策、党实权的压力，广场学生后期的反应与戴晴类似，反复声明要“保持运动的纯洁性”，拒绝考虑任何可操作的政治代理人。象这样，永远把公开高层分歧等同于文化大革命时的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来拉一派打一派，中国的政治运作就很难进入公开政治辩论的阶段，同时，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必然会在很多情况下流于空谈。

第二，在观察史实时，法伊选举事例帮助我们认识危机状况下的真空所在和政治代理人的性质。由于多年的一党专政，也由于现有民主党派相对于青年团的“老年团”性质，当中国大陆的社会不满积累到一定的边界状态时，社会现有政治体系就表现得高度僵化，无法填补这种危机状况所创造的政治想像真空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体焦躁。即使赵紫阳的手下公开呼吁示威学生和群众把赵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赵往年在体制内累积起来的形象却没有足够“不同”的感召力，同时，他在胡耀邦逝世以来的策略选择对亢奋中的群众来说又过于细腻，难于体会。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党专政或军事独裁的第三世界国家常有的现象：学生以其非政治、远离实际利益的社会形象充当了社会危机时的政治代言人。其结果是，仓促成立的学生组织必须在保持其“非政治”和“选区”性质的同时，能不断地谈论有关政治的话题。有前者，才有代表社会需求的资格；有后者，才能完成代表社会需求的任务。可以说，前者和后者的矛盾，八九年时突出地表现在绝食团和对话团之间，而最终的发展是，前者压倒了后者。至于高自联，如果有幸存活，它的重要任务恐怕就是设法保持自己的群众基础。

第三，伊朗的事例至少说明，我们过去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讨论中还存在盲点。伊朗的工业化程度并不比中国高，十五岁以上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同样未必高于中国十八岁以上有投票权公民的程度。在经济政治上，伊朗都还有相当严重的各种内外矛盾和问题。就在这次选举前，还有很多申请候选人被取消候选资格，造成选举只是走过场的印象，全部观察家的预测都落空。

这和目前中国正在试行的乡村选举有重大不同。中国的试验，虽然是差额选举，并不认可集团利益的对立，也没有把建立落选集团的政治活动规则纳入日程，极类似于经理选举。而伊朗的情况在于默认高层内有不同利益集团，也默认利益集团间会有的政治冲突，因而目标不仅是被动地维持稳定，同时是逐步确立处理高层冲突的法理基础和规则。杂文作者马悲鸣曾引用作家阿城的话，说过去皇帝皇太后的作用，不在直接制定政策，而是象国共两党或台海两岸这样兄弟吵架时，可以有人有资格扮演和事老，这就是处理冲突的法理基础问题。伊朗目前还谈不上高层冲突的公开，但正在发生的这种高层政治规则的建立，实际上就是逐步认可，在没有皇帝或宗教领袖能解决矛盾时，公民投票所代表的“匿名的大众”是冲突的最终仲裁者。这是向政治公开化迈进的重要一步。

最后，还想多说几句的，是关于封从德最近的文章。封从德发表文章（《新闻自由导报》235期，《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7.6.1），强烈呼吁试图解释六四者尊重历史细节，并以八年前广场上“撤”与“不撤”之争为例，批驳影片《天安门》的制作者。因为他在文章中提到我今日的外界形象和我当年立场转变之间的矛盾，引起一些朋友的好奇，希望听到我的意见。

原则上，我很同意解释者必须尊重历史细节的提法。这也正是我本人几年来一直强调的一点。但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和对学术界研究时间的逐步了解，我也越来越认识到建立假说以及在各种假说基础上进行辩驳的重要性。只有开展这样的辩驳，才有可能逐渐深化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而不至于被历史细节束缚住手脚和眼光，终此一生只是那次事件的参加者，最好也不过是在道德反省基础上（侧重于心理需求）的精神十字架的负担者，却不能发展出具有思想深度（侧重于知性）的反省精神和批判眼光，以深化我们及后代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认识。换句话说，即使身为核心参加者，即使名列政府通缉名单的人，也并不当然地具有解释六四的权威。缺乏知性的道德反省，如同缺乏深层道德感的理性探索，不可能支持几代人持续的努力，也很难形成有益的文化积累。

具体到封从德最近的文章，我以为至少有两个问题。

首先是对影片《天安门》的评价。显然，封从德对这部影片很不满意，但他并没有说中这部影片的主要问题。我对该片也不甚满意。在我看来，《天安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以“纪录片”的名义制作“政论片”，特别是其前半段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部分，手法酷似《河殇》，对历史事件历史画面的剪裁取舍原则全在是否能服从于一个事先拟定的解释口径。我无意否认“政论片”的存在价值，也无意在此将该片与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发展出的整套文宣传统作比较（这种比较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当我在言论自由的美国看到过其他关于中国的历史纪录片，看到过蒋经国、杜聿明、萧华等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重大历史人物被置于同一纪录片中，以提醒观众历史事件与历史解释间的多重复杂关系时，我不能不对“纪录片”《天安门》的制作者感到失望，对他们回避提及自己“政论”立场、近似愚弄观众的态度河做法感到怀疑和不满。

其次，放过“纪录片”与“政论片”之不同，假定该片制作者正是我们要在解释层面上展开讨论的对手，该片对六四的解释是否如封从德所说，集中在广场的“撤”与“不撤”上，也还是一个大可怀疑的问题。据我看过的记忆（现手头没有录像带），该片并没有特别提及学生组织核心中的所谓“温和派”和“激进派”之争，更不必说具体到把我作为“温和派”的代表了。如果封从德不满意该片对“撤”与“不撤”的解释，那么，以我本人也公开主张过“不撤”为证据，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该片的解释错误，充其量不过是把该片未曾提及的王超华也一并归入到制作者们尖锐批评为“失去理性”的学生领袖一堆里去而已。

至于该片实际上的解释思路，我认为并不能简单归纳成关于“撤”与“不撤”之争。我把这部影片的解释归在我所谓“三方互动”式的解释模式中，我对这种模式的主要批评在于其对政府行为逻辑和责任能力的宽宥，以及对民众行为中主动性因素的忽略（见《新闻自由导报》235期《抗拒无形的黑名单（上）》）。


［原文未存手稿，发表于《北京之春》总第50期，1997年7月号，页12－14。据发表文本录入。原文刊本在这几页的页面下首，注的都是六月号，显然是从上一期撤下来，换到这一期后，忘记改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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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抗拒无形的黑名单 (1997)

——纪念八九民运八周年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在中国，以北京为中心而全国响应，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和平的请愿示威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遭到政府的武力镇压。至今，死伤者的亲属仍须自觉地把自己的亲人列入无形的黑名单。

对持续至今日的这种无形黑名单的默许默认，就是纵容自己对良心的否认，就是纵容自己与暴力同谋。更无须论那些积极活跃地为这种无形黑名单辩护的人了。与此同理，坚持纪念六四，坚持象香港支联会那样，不改变自己的基本原则立场，坚持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也就成了对每个人良知的考验。特别是那些八九年后生活在海外、不会直接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正视这种无形的黑名单，正视自己无法用“无知”二字轻易抹去的一段个人历史，正视自己改写口号的企图，已经成了每年六四将临时的精神炼狱。每个人都在默默地升华或沉沦。

正因此，这也是我们解读评论六四文字的一把钥匙。


一、

把生动鲜活的历史事件变成学院式的文字辨析是非常枯燥的尝试，但是一些基本概念是建设性讨论的前提，不可不澄清。具体到六四，第一个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定义北京发生的这一场事件。流传甚广的一种看法似乎是，一旦运动的民主性质不能充分建立，死伤者无形黑名单的存在就在所难免。

这样的争论常常忽略，定义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确认作为内涵载体的参与形式。同样常常被忽略的是，很多争论实际上正是建立在一些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对参与形式的事先假定上。如果把主要参与形式定义为“政治反对派”，就会不可避免地进入“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策略讨论。如果“完全是群众的自发抗议”，就会回避对当时局势变化的观察，以心理受挫解释集体行为的必要性和决定性作用。而最具欺骗性的一种假定，是将当时的形势变化纳入一个三方互动的模式。这三方是，共产党及其主持的政府，自由派知识分子，再加上以几个激进学生领袖为首的学生组织。这种假定基础上的分析，似乎同时照顾到了对政治形势的观察和对参与者心理条件的考量，因此有了更多的客观性。但正是在这种分析中，八八年底八九年初，因自由派知识分子参与造成的京城随处可感的躁动不安情绪，变成了党内改革派与某些知识分子联手合作沉着有序的一派乐观；自胡耀邦逝世至戒严开始后的市民反应，纯粹成了学生组织对知识分子理性声音的有意阻断，和对无知市民的肆意煽动利用。

这种分析的主要问题在于，在政府、自由派知识分子、学生组织、市民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等主要力量因素中，只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学生组织被当作有主动行为特征的变量，政府和市民群众只是作为消极变量而出现。

这样得出的第一个推论就是，无论中共政府有多少问题，它有权利（不是权力）按照它自己——不经人民通过合法渠道认可的——行为逻辑发脾气。如果它发脾气时您正好落在它巴掌底下，那么对不起，谁叫您不尊重这个政权的“客观”规律呢！中国人民的悲剧，因而不在于有了外加于他们、不受他们监控的庞大国家机器，而在于他们没有充分承认这个国家机器的“自在”规律，不会象自由派知识分子自认为擅长的那样去跟这个怪物共存共舞。根据同样的道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争取改革的人们当中似乎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宠儿地位，自认为有资格向一切不识时务地企图从理论原则或逻辑推理上探讨问题的人撒娇抱怨，似乎原则的探讨不仅是给他们正从共产党手底下偷得的一点成果找麻烦，而且任何原则性指导下的政治实践，在招来共产党的报复时，都只是自取其辱。这正是他们不肯直言的对很多中国大陆政治犯的真实看法。影响所及，一些本人也曾成为政治犯的人物，来到海外以后，亦热中于解释自己并不想惹共产党政府的初衷。

由这种推论指导的一种批评实践就是公开地以中国民主前途代言人的身份对中共和学生领袖学生组织采取双重标准。近年来颇多对八九学生领袖作为“公众人物”缺乏承担相应责任的批评指责，很多言之成理，本人颇为心服。令人诧异之处在于，活跃地指责学生领袖的人们并不认为任何中国政府领导人应当象“公众人物”那样——更不必说作为“公职人员”了——对他们每个人八九年时的言行接受质询或承担责任。这正是这些人与香港支联会的最大差别。如果所有这些口谈民主的人不应该象韩东方那样直接与中共政府在法理法制基础上理论一番，而只应该把这个政府当成另一种怪物来顺着毛捋，逻辑上，究竟谁在主张推翻、改换现存政府，倒真是个颇可玩味的问题了！


二、

这种三方互动理论中暗含的第二个推论是，八九年之所以走到一个无一方不受损的结局，是因为几个激进派学生领袖坏了事。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种意见，却没有看到这个推论的另一面。

如果八九年当时的局势确如所说，只在几个激进学生领袖的掌握中，则所有曾多少参与的北京市民都可列入受蒙蔽、受煽动的群氓之列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仅举一例。五月十九日夜政府宣布戒严，正是大多数学生领袖急于在手段上从激进的绝食向软化转变后退的时刻，同时又正是民众游行从请愿发展到示威的转折点。二者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利用与被利用。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失败找到几个明确的责任承担者，不失为一种摆脱沉重的捷径。但这种责任转嫁距离合理的历史解释实在还差得太远。

另一方面，作为一般的北京市民，不管教育程度如何，要跨过这道认识的“坎儿”，就要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当时对中国命运与国际形势的“无知”，以致误入歧途。言外之意，即，政治的参预须以有资格忝列“精英”为前提。否则，局势突变，个人受损，不怪自己倒霉又该怪谁呢！于是，无形黑名单的存在，不仅在中国大陆内共产党的压力下又，而且在海外得到自觉的维护：六四时北京的积极参预者们越来越羞于承认自己的“一时冲动”了。


三、

进一步分析，在这个推论中包含着两个与群众性政治参预相关的相当重要的问题。第一，八九年后吸收了不少贬义的“精英”一词，近年来又在重新获得某些正面的肯定。一些中国大陆的学者，面对几十年平均主义政治压力后接踵而来的商品大潮，正在呼吁重建“精英文化”和“精英精神”。本人以为，反对“媚俗”“从众”、提倡批判反省等独立思考的“精英”文化精神必须提倡，而保护“黑箱作业”、压制参与权利的精英政治特别是有各种理论或明或暗支持的政治实践中的精英特权，必须反对。任何人，无论教育水平高低，对国际形势的最近发展了解多少，对国家政策目前的困难程度体会多深，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而且有权利在宪法保护下选择自己表达的工具和渠道。举例来说，在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型中，大批国营企业职工和他们的家庭正在成为因过时制度造成的国家负担的直接承受者和转型的牺牲品。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他们的牺牲成就了一大批半官方公司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转化，也成就了一大批在这些半官方公司中养肥自己的原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这些职工和家庭当然应该有权利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安、不信任、焦虑，要求政治表达渠道和政治保护措施。再看八九年，尊重历史，我们就必须记住，那一年镇压中的每一例伤亡都是在不承认个体区别、由偶然性决定的情况下造成的。因此，八九年暴力镇压中的伤亡者，无论原来是什么身份、什么教育程度，都有权利要求历史认定他们受害的无辜性质。八九年群众运动的每一个参加者，没有任何必要把认真检讨自己的心路历程，等同于自我否定当初参预的权利。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群众运动式的广泛性政治参与在法制仍待健全的社会中的合法性。中国人的著述常把这个问题在八九年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混在一起，在参与形式的表面类同下，掩盖了权力结构带来的根本不同。

红卫兵运动是以官方主导意识形态的实际执行者在社会中出现，并据以设定理想的社会成员的标准和规范，实际裁定各个社会成员的等级并因而获得打击“等外品”的权力。这是为什么红卫兵运动中会有前所未有的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和骇人听闻的暴行共存的基本原因，也是为什么有些社会学研究者正在试图做红卫兵与纳粹法西斯比较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八九年的运动与此有根本不同。八九年是从官方意识形态的边缘出发，在其整体逻辑结构中寻找尚未充分界定的话语，通过向权力中心意识形态的逻辑挑战，来争取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八九年的学生虽然试图将自己的行为和形象在绝食这样的极端行为中纯净化，这些企图不具有为其他社会成员建立规范和标准的内涵与效力。看看《绝食书》，这些“孩子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在对“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说话。换句话说，八九年式的运动从没有、也不可能获得为其他社会成员划等级并进而排斥打击的权力。广场后期对指挥部内部建立等级制度等企图的及时强烈的抱怨和批评，正说明了这种运动无法把与其基本逻辑相悖的等级划分引入执行层面。更不必说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执行了。这样的运动，与纳粹法西斯无从比较，与六十年代初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则有本质上的共通点。

由于人类社会极大的复杂性，无论法律制度相对而论多么健全的社会，都无法在绝对意义上充分理性化，因而也就为边缘话语挑战权力中心留下了永远的可能空间。旧的边缘话语走向中心，新的又会出现。当某次社会运动所代表的是这样的挑战时，权力中心得以实施压制权力的定义界线就会变得高度模糊。这正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中国八九年运动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这两个运动在各自社会中史无前例的地位同时决定了它们所包含的巨大可能性，和占领华盛顿大草坪长驻不撤的示威专业军人的抗议有着层次意义上的不同。后者时袭用社会默许的运动模式来寻求社会结构认可的利益目标，实施中却超过了实际制度能容忍的弹性。前者则是旨在改写允许模式及其掩盖下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要改写现制度允许的弹性范围。


四、［出名与匿名之外］

确实，在参与方式上，八九年与文革有一些表面的类同。除了邓小平注意到的“娃娃们上街”以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以社会劳动分工下的行业为基础的、具选区性质的基层群众组织。这里，和文革时期的根本差别仍然是在与权力中心的关系上。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的是，八九年的这种方式与中国民主运动近二十年来的主要趋势也不同，其后果和问题常常被民运固有的思维定势所忽略，是无形黑名单得以持续的又一因素。

文化大革命中期直至八十年代末，除了仅在八十年代初有过一次的竞选人大代表，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多在少数精英讨论求索，和突发且不具持久性的群众场面这两极之间摇摆。其中精英求索的主要参预方式就是同仁团体，从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到七九年西单民主墙，直到王丹在北大的民主沙龙，基本属于这一“出名”类型。而大学生在八十年代屡屡挑起的上街游行则多属于后一类“匿名”型，或是完全没有组织，或是只敢采取极端秘密形式，如柴庆丰事件时北大学生试图组织的秘密委员会。“出名”型，参预者的个人身份获得了远远高于其作为抽象社会成员的价值；“匿名”型，参预者的抽象社会成员身份则完全取代了民主赖以假定的参预者个人的责任能力（这里暂且不谈当时中国大学生享有的特殊抽象身份）。

八九年展现的是城市社会成员在二者之间找平衡的努力和尝试，平衡的焦点在于联系抽象身份和具体身份的社会组织要具有选区性质，使这两种身份能够会合于原则上不受政治斗争直接控制的“选民”聚集区。八九年的北京人还没有从他们的历史条件中走出得太远，他们发现的最方便的渠道仍然是他们的工作单位。一时间，各单位的旗帜飘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以所属工作单位为政治参预的基础，改变了必须是已经获得了启蒙意识的个体精英的模式，也改变了一拥而上时除了便衣谁也不打听他人身份的默契，反映出向“选区”式群众参与发展的愿望和可能。但是，这种发展第一不能等同于真正的选区，第二当时的参预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里面所包含的完全和不完全的合法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性质发生了显著转变，意识形态上控制个体的功能已成虚设，但限制其定义的权力没有变，表面的定义也还没有变。镇压发生后，工作单位作为政治肌体的基层部件，控制的定义和控制的功能之间的反差，突出表现在以单位身份压抑取代个体身份，以便保护个体。

出于同情和理解，也是出于同样的处境同样的恐惧，我们曾热烈欢迎并支持大多数北京人在六四镇压后选择的这种与政府对抗的方式。在每个个例中，六四前的所作所为成了公开的匿名，那时的一切被转化为无主名者的行为。八年过去了，赤裸裸的政治军事高压已非每日的现实，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检讨当时行为的后果，认识在那种特殊的无言抵抗中隐藏的不公正——原本是成千上万个具名个体的汇流，现在被外在地划分为可匿名和不可匿名两部分。当不可匿名的那部分被简单地划在“出名”一类时，不仅中国民运又走回到了八九年前匿名出名两类划分的老路上，而且，那些不幸无法得到海外注意，特别是那些由于大兵偶然击中造成肉体伤亡而永远无法进入匿名群的、原本同样普通的参加者，就注定要被所有的人遗忘在历史的阴影里。坚持不肯被遗忘的本人，和坚持不肯遗忘的亲属，就成了方政、丁子霖、李海这样孤独的抗争者。而他们又只是被迫匿名者中极少的一部分。


五、［追究直接责任者］

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答谁是无形黑名单的直接责任者和主要维持者，就必须坚持追究官方的责任，持续不断地要求重新评价六四镇压。

日前看到香港现任立法会要求中国政府重评六四的报道，其中提到香港自由党议员表示对八九年当时谁对谁错不好评价，因此对这一提案只能弃权云云。这种说法之不能成立，就在于其前提是假定谁对谁错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已经被政府暴力强权贴上了封条的凶宅。与八九年新闻工作者抗议“不要逼我们撒谎”的情况一样，今日中国大陆境内的公民，在正常的公开生活范围内，必须接受政府暴力规定的结论，异议只能假以匿名。该议员想必还没有糊涂到以为八九年以前被“逼”撒谎的新闻工作者那时已经都在黑牢里走过一圈了。这里要争取的，是一个既非追求出名、亦非满足于匿名、而是要每个公民都可以堂堂正正地以自己的本名负责任地说话的政治环境。愿不愿说、什么时候说、怎么说可以是每个人的选择，至少那些选择了愿意现在就直接说出来的人应当没有受政权机关政治迫害或经济要挟的顾虑和危险。

与这位议员的说法异曲同工的，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八九年前后政治角色的辩护。这就回到前文涉及过的案例：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出动坦克机枪驱逐在白宫前大草坪（实际上是在对面的河岸上）安营扎寨长驻不撤以抗议的退伍老兵。比较军事力量在这两个事件中的作用牵涉若干层面的问题，需分别说明。

首先，两个事件中，抗议者与现存制度的冲突方式冲突程度有所不同，上文曾谈及。尚未说明的是，在一九三二年武力驱逐示威老兵时，虽然老兵们一直注意到自己的要求应有局限，这种有限性并未被出兵驱逐的当局承认。现场督战的麦克阿瑟将军当天夜里就绝对肯定地对新闻界说，他所执行的是胡佛总统最英明及时的反对共产主义分子颠覆美国政府和社会制度的阴谋暴乱，胡佛及其主要行政长官口径一致的解释来得都比这位将军晚。麦克阿瑟还说，如果当天被驱散者中十个里面能有一个是真正的老兵，都足以使他惊讶。而紧随其后的，是行政和司法部门不能不做的调查，结果证实百分之九十四的参加者名列领取退伍救济金的注册名单。正是这些调查和媒体公开的辩论或攻击，在随之而来的几年里损害了将军的名声。他后期恢复了的名声明显影响了后人对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年他政治声誉的理解，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知，即使客观上的冲突方式和程度有不同，这种不同并不就是一个政权使用军事武力杀伤和平请愿者的合法性证据。权力中心需要意识形态的解释。这也是同样的军事驱逐场面即使在美国也没有重演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象当初的《排华法案》不会再以简单方式重演一样。

同时可知，两个事件中，善后的责任负担截然不同无从比较，是原引述者（有意？）回避了的。如果一个政权确是出于不得已而动用军事力量对付非武装的示威民众，军事领袖与该政权中政治领袖在善后中自然需要密切配合。但配合到压制新闻报道、禁止行政单位或任何公民个人相对独立的调查，就绝不是“国家安全”“紧急情况”所能解释的了。


六、［军队国家化？］

这就与军队国家化的话题有关了。如果说军队国家化的标准是军队运作只接受国家权威，不受个别军政领导人或政党政治的控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说从其建立之日起，就符合这样的条件。由提升、扩编等一系列具体实施制度决定，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在军队内部的威信再高，高不过他们作为党和（建国以后）国家代表的形象，也因此不足以支持个人的拥兵自重。军权问题必须在党内解决，即使毛泽东亦无例外，这正是毛泽东整军事强人的拿手好戏。建国以来的唯一例外就是捉拿四人帮，仍然是迅速转换成政治戏。因此，中国军队国家化的关键不在这支部队缺少理性和敬业精神，也不是解放军某部只接受个人权威而军令有所不从。

中国军队今日的主要问题在于两方面。第一是它在高度自成体系的制度下，除了共产党中央内权力平衡的制约，不接受任何机关的监督。即使军队直接涉入政治决策甚至直接涉入经济活动以至贪污犯罪，不待军队自身出现危机，问题便无从解决。就这一意义而言，今日解放军的发展趋势不是乐观者愿意看到的军队国家化，而是一个绝对的独立王国，像泰国军队那样，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财政方面都不受监督地独立于它本应绝对服从并服务的国家。

第二，这支军队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充其量只是不参与党内派争。它还没有见识过非一党专政的政党政治，还没有机会服务于一个不受制于一党专政的国家机器，因此，它还没有表现出区分国家危机、党内危机、政府危机的能力，它对党外政治歧见冲击的抵抗力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只要设想一下，今日台湾的军队是否要特别服务于国民党、民进党、或新党，就能理解真正的军队国家化在这一点上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八九年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在国家尚未遇到决定性危机的时候，以军事力量支持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现有生存状态，以武力解决该政党政府与和平示威者之间的政治矛盾，其军事介入是从军队国家化方向的倒退而不是向这个方向的进步。这一点在六四的善后工作中表现更为明显。直至今日，国防部长迟浩田仍希望他的听众信任他作为军人的职业道德，相信他的保证，在他总参谋长任上，天安门广场没有死过一个人。

我们怀疑他的话，不是因为怀疑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历，而是因为他的军队正和政治联手，继续遏止有关六四的不同声音。不到六四事件可以公开独立地调查的那一天，不到当时所有外省赴京学生都可以公开查找下落的那一天，我们无法信任迟浩田军人的荣誉。在驱逐示威老兵的当天，艾森豪威尔对麦克阿瑟曾有过另一个忠告，是这个案例的中文引述者未曾提及的。当麦克阿瑟得意洋洋赶去新闻发布会时，他当时的手下劝告他把这种事留给文官办理，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次真正的军事部署，而是一个政治行动。什么时候自认已经迈向军队国家化专业化的迟浩田国防部长及其辩护人能够承认六四镇压的实质不是一个军事计划，而是军队被政治利用呢！

同样从这个角度看，市民的徒手挡坦克与军人的敬业精神失去了相比的可能性。

更何况，直至今日，六四镇压的军事威慑力量仍是维持无形黑名单的主要因素！

六四过去八年了。笔者愿在此重温香港支联会始终不变的要求，以坚持抗拒无形的黑名单，并纪念所有的牺牲者：

释放民运人士
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此篇于1997年六月同时发于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和北美《新闻自由导报》第235、236期。后者发表时增加了小标题。我手里目前只有第236期，现将后面三小节的小标题附在各节开始的方括弧里。前面三小节的小标题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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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以深化理解纪念六四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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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过去七年了。七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转移了绝大多数大陆人口和国际社会对七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的注意。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固然多致力于分析、预测当前的政治经济动向，即使流亡海外的民运人物也不得不在新形势面前重新选择政治定位，其中不乏暗中摩拳擦掌、只待国内政局有变即回国参加竞选的有志之士。如果将香港亟待解决的民主化问题作为特例，则一般的情况可以说是，时间已多少消磨掉了六四纪念中行动的紧迫性，暗含的仪式概念越来越强。在这样的纪念活动中，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八九年北京之春所传达的信息不可避免地高度浓缩、抽象化了，不同立场观点之间的争论也常常胶着在概括性的结论上。从另一方面看，时间的消磨同时把六四从当前政治中适度地解脱出来，使我们得以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审视，重新认识这五十几天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短，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和重要社会集团都高度紧张地投入表演，而音像文字记录最为完整的一个阶段，因而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了解当代中国的最重要的窗口之一。问题在于，由于上面谈到的原因，这个窗口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认真核对史实，寻找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仍是在纪念六四时不可忘却的任务。这方面严肃认真的努力不仅会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会对认识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和变异、对认识今日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有所助益。

虽然现在对六四的研究还不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小雅在政治压力下完成、尚未正式出版的《八九民运史》。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试图通过这一事件来认识当代中国的努力中，也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影响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其中两个主要问题是急于定性和局部套用现有理论。

第一个问题为中国大陆多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受政治左右的后遗症，不仅表现在言论著述中重视概括总结多于分析考察，而且在于视其概括和总结为研究的最终目的，象是年终总结，或是盖棺论定，先要定其基本善恶，方能论及其余，而确定“概况”之后对“其余”的谈论则常常落入罗列证据。对于定性的关心和重视自六十年代末即成为中国大陆群体或个体下意识行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年代对定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重要性有过大众化的反叛，其表现主要为另一个极端的“定了性也不管用”，“定性管不着我”。这种反叛有助于大众心理平衡，却很难应用于以真理为旗帜的学术研究和以正义为号召的狭义政治行为。因此，如果不是回到“述而不作”的传统，则即使提倡开放自由的知识经营们也难于从追求定性的习惯性思维中解脱出来。这种情形只从胡耀邦逝世之初开放派竭尽全力为他争取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就可见一斑，其中涉及的多为当今海内外认可的中国知识精英。要深化认识，首先要摆脱这种思路。具体到六四，即使是在政治上无保留地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学生和民众的原则性要求，在研究中也必须认识到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和运动呈现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变异状态，要尽力避免以政治立场代替对关键性细节的考察。比如，对某一策略的肯定或否定有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占领或撤离天安门广场，离开具体日期里变化中的形势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简单化得结论。胡平“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理论有其薄弱环节，但确实考虑到了当时小环境内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同时，对参与六四的重要人物，要确认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同时要分辨各人自我声称的政治原则立场和当时所主张的战略策略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批评某一策略主张不等于指责主张者声称的原则立场，更不等于对主张者政治生命的盖棺论定。陈小雅在评价陈子明于八九年五月所采取的策略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媒体缩减到只有每年一度的集中报道的情况下，仍然避免简单化概括，坚持深化对这一事件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不仅中国知识分子的著述中有，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中同样有，而且由于西方学者的身份，又因其为美国学院中可接受的一般做论文的模式，而在进一步的探讨中造成困惑。但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其合理性基础。西方学术研究模式的重要一环时提出假设并加以论证，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关键在于这个假设不同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结论，假设的范围和前提必须有清楚的定义，至少要假定著述的目标读者（群）对定义范围都有清楚的理解（我曾在去年纪念六四时涉及［谈及］这个问题）。这是西方学术不断分科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我门下，对定义领域和前提条件不必多加解释；不在我门下，不必与之言。这种学术发展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的巨大冲击，但远未失去其权威地位。因此，在面对西方理论时，我们仍需时时提醒自己，认清许多并非如著述者所假定的“不言自明”的定义范围和前提条件，避免将自己限于别人假定的局部性讨论中。在关于六四的研究中，这个问题的基本表现为在这个大规模复杂事件中选取一个特定角度，一个特定侧面，套用现成的西方理论展开分析。其前提是对现有西方理论的无条件接受，忽略中国现实可能对现有理论提出的质疑和补充；其侧重点在于对西方读者解释中国现象，因而常常不可避免地在将中国现象作西方化解释时造成另一类型的简单化。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Wasserstrom 关于八九年学生将政治运动剧场效果化，并与五四等以前的学生运动作比较的研究，和他对六四悲剧性质的讨论。即使充分肯定他的成绩，这样的研究也很难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为什么这一次事件发生在这个特定事件，表现为这种特定形式，引向这样一个特定结果，以后的类似事件是否必然重复这一过程。比较而言，佛吉尼亚大学 Israel 教授关于中国学生运动的研究就考虑了更多的历史因素，扼要地描绘出学生集团和政治统治集团之间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发展变化的轨迹。简单说，这仍是一般化和特殊化的问题。但只有当我们能充分认识了解某一事件的特殊性，这个事件才有可能在我们努力把握一般性的过程中真正具有积极意义。

我以为，在研究六四时，我们应当充分地利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搬用现成理论，同时充分考虑历史性因素和事件的具体发展过程。这些考虑应体现在探索各个关键时刻存在的多种发展可能性和实际发生的选择，解释最后选择的内在逻辑，保持六四研究的开放性，从而既避免拘泥于现有理论，又避免简单罗列史实。在这方面，陈小雅的书稿同时提供了成功和不大成功的例子。在讨论运动开始阶段时，她提出，如果蒙冤去世的是党的总书记，恢复名誉应当是党组织来负责，而从四月十八日起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们就高呼“李鹏出来！”，而不是要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出来。逻辑何在？她给的回答有可商榷之处，问题却提得正在点上。同样是讨论运动之初，虽然她承认对胡耀邦的充分了解并非群众悼念活动的重要起因，她还是花了一整章的篇幅回顾胡的一生。在我看来，这却是明显地超出了讨论八九民运史的相关性界限。

进一步讲，在考虑到可能应用的理论时，我以为，八九民运首先是一次政治运动，以政治组织的形式出现，提出明确或模棱两可的政治要求，以政治理想为号召，以对现政权的挑战或要挟为手段，追求现实不现实的政治目标。因此在考虑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我们必须考虑其政治学的意义。其次，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上面列举的这些政治特征在八九年的中国还都处于其发展的极为早期的阶段。因此，整个过程又呈现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特征，不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成熟的政治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可以比拟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考虑社会学的各种因素。再次，我们还需要考虑经济改革的背景及其对社会心理的压力，因而有参考经济学、心理学等理论的必要。由于我们的目的是对八九民运作为一个整体事件有更清醒的认识，所有这些可能的应用都必须随时准备讨论对我们在各阶段所设假定的反证，因此必须随时考虑当时的历史具体性。由于我们为自己设的人物，我们不可能象只在某一特定领域里忙碌的西方学者那样，对其假定之外，同一事件内包含的反证置之不顾。举例来说，胡耀邦逝世之初，学生究竟是如何开始运动起来的，很多中外学者在这个问题面前都直接跳到此前王丹等政治活跃分子在北大等校园组织的社团活动，将其与这些人后来在运动中的突出地位直接联系，建立起一种必然性关系。而根据《回顾与反思》，九一年聚会巴黎讨论的学生领袖中，不止一人证实，在胡耀邦刚去世时，王丹等人决定他们的几个社团组织应当先保持观望态度。天安门的游行从四月十七日开始，北大学生只是在十八日深夜才第一次结队走出校园。既然如此，为什么王丹仍然在运动中迅速获取重要的领导地位？这样的反证必然迫使我们更细致地审视政治运动中代表性人物和运动发展必然性之间的关系。这样不断提出假设，不断考虑反证，我们不仅能使保持开放的六四研究有益于对当代中国的了解，而且可能同时为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

所有这些当然还只是愿望。只有在实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在不断考虑并改正可能的错误中，这样的目标才会逐步向我们靠近。在纪念六四七周年之际，我知道，我将继续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199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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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略论学生的群体形象及影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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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美国的前几年，我写过若干有关八九民运的讨论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在1992年连续发表的四五篇文章之一。当时似乎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后来我也没有继续有关讨论。

那时人们的注意力似乎更集中在所谓的“学生领袖”个人身上。根据李录回忆录改编的电影《移山》1993年开拍，1995年发行；同年卡玛韩丁的电影《天安门》也正式放映，对八九民运的热情集中在学运上，对学运的关注又聚焦在“学生领袖”头上，终于发展到要指名追究学生个人的责任乃至强烈谴责。关于这个问题，我会把我后来写的“我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立场”一文上传并张贴在这里。

到八九民运十周年的1999年，大多数关注八九六四的同胞再次意识到主要问题在于政府而不是学生，主要的关注在于被难受害者而不是少数“领袖”，同时，由于主要批评对象柴玲等人退出相关争论，这些谴责也开始慢慢冷却下来。

大约在这个背景下，反思八九民运和学运的焦点逐渐从个别学生领袖人物转移到学生组织上来。在这些嘈杂的指责中，始终不屈不挠地为柴玲和其他人辩护的一个主要声音来自封从德。封从德长期以来致力于收集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史料。此前由他主导的“六四档案”网站（现因他离开，已由“中国人权”收回），数年来已成为相关资料的重要储存库。在为后人寻求真相而保存史料的努力中，封从德功不可没（与他类似甚至比他开始得还要早，很多其他人特别是很多香港朋友也一直在努力收集保存相关史料）。

反思聚焦于学生组织之后，封从德的辩护方式发生若干变化，主要是在那些没有直接受到指责的人（比如我本人）或组织（比如北高联）当中寻找与柴玲等人类似的言论。在我看来，他的长处是坚持依赖第一手原始记录；短处则在于忽略具体言行的具体场景因素。例如，他找到当时的录音磁带，说明我在1989年5月14日夜里也曾表示“不撤”，作为回答别人指责广场指挥部坚决“不撤”的论据。首先，我以为，是否同意撤离广场，不足以成为评论当时组织和个人的决定性标尺，这一点，封从德的论述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点以外，如何理解并进一步阐释当时关于“撤”与“不撤”的持续争论，却被搁置一旁，则未免遗憾。我希望自己能够在今后的持续反思中，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探讨。

其次，具体到个人经历，我会把从前写过的“绝食团出发”、“我和十二学者上广场”、“我所知道的对话团”等文章陆续整理上传。绝食初期的一些重要细节，以往没有写出发表，也将陆续整理上传，以便厘清史实，梳理脉络。我从5月12日夜到5月15日凌晨的活动，范围相当广，包括和戴晴的接触，在广场上和王丹、马少方共同召开绝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参加5月13日夜在统战部与阎明复的对话，5月14日上午到下午争取十二位学者上广场，当天下午冲击正在进行的阎明复、李铁映和对话团的对话，等等。到了代表高联在广播喇叭里说“不撤”的时候，那十二位学者早已离开了广场。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虽然身体极为疲劳，精神高度紧张，常常出现言不及义、出言不慎甚或言义相违的情况，但我的前后言行中并非毫无逻辑可寻。仅仅寻章摘句般找出“不撤”的录音，并不足以说明问题。

最后，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是，这种论述方式很容易重新陷入一个误解的怪圈，即：八九民运就是学运，学运就是学生组织，学生组织内部非常混乱，所以八九年就是一片混乱。这样的推理方式，只是把从前那种论述里的“学生领袖个人”置换为“学生组织”，然后在这个孤立出来的目标内部找缺陷，从而达到抹杀整个八九民运的结论。问题其实出在玩弄定义模式上，把八九民运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在定义过程中窄化又窄化，这个怪圈才能玩得转。

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比封从德等人近年来关于学生组织的论述，我以为自己这篇论述学生群体形象的短文虽然是十多年以前写的， 但还是包含了较多的历史性思考。八九年的学生组织，无论名头怎样，毕竟都是在仓促中建立的。任何类似的政治性组织，处于瞬息万变压力巨大的事件中心，要想表现得“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万众一心，有着钢铁般的纪律，恐怕都不过是天方夜谭。当时学生组织内部状况的史料和细节，必须收集整理，才能使后人更清楚地了解当年的真相。但另一方面，我也坚信，以学生组织在绝食发动后的混乱来评价八九民运，尤其是以此来评价六四死难者的意义，是根本错误的。

学生运动在社会上形成的巨大感召力，其实是在学生组织仍处于雏形状态时爆发出来的。无论是社会民众还是共产党和政府，当时都是在对这个巨大的感召力做回应，而不是回应哪个具体的学生组织。历史地分析认识八九民运，我们有必要适当区分“学生”形象和学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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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略论学生的群体形象及影响

图片摘自联经1989年版《天安门一九八九》，联合报记者 冯立罡摄影


略论学生的群体形象及影响
——兼谈对八九民运的研究


一九九一年，我为《新闻自由导报》写过一篇题为〈一次人民的示威〉的文章，记述八九民运时的“四·二七”大游行。文中，我曾试图强调这次游行的成功不是由于学生组织得好，而是由于北京市民承担了主要的压力。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文电子杂志《华夏文摘》连载该刊“史料选编”专稿〈三年前这一周〉，也讲到“四·二七”大游行，却说“此次游行组织得非常严密”。这是否和我的结论矛盾呢？我以为，澄清这个问题，对于认识八九民运期间某些重要现象有决定性的意义。

问题在于，北京学生群众表现出来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是否等同于当时北京学生自治组织的工作能力。这不是说要对某一阶段的某一个学生组织作价值判断，而是进一步地，如果二者不等同，那么前者施加于市民、政府包括其中的改革派以及竭力调解派）、社会各界（包括当时的知识界以及后来的海外各界）以及学生本身的印象及连锁反应会是什么。

以八九年四月份的活动为例。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到四月底，几乎天天有学生上街，但使人们深刻感受其组织性纪律性的主要是两次：四·二一至四·二二的胡耀邦追悼会和四·二七游行。我本人是四·二一夜里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加入到学生队伍中的。我当时加入的一个最直接援引就是看到学生游行队伍的有秩序。我曾在八九年这样写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都有手拉手的纠察队，显示出一种出乎意料的组织性、决心和力量。我觉得不能不对这次学运刮目相看了。这时我就很想了解其中的内情，⋯⋯”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流亡海外的、当时已卷入学运（或民运）很深的吾尔开希、封从德、沈彤、吴仁华等人都没有证实过对这次行动有效的组织准备——我的重点在“有效”“组织”四个字上。对那次的组织准备工作我没有发言权。不过，四月二十二日，我在人民大会堂前几度以本校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各校代表会议，就开始体会到前一天晚上学生队伍表现出的组织性纪律性与学生中实际存在的组织的运作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事实是，虽然当时还未曾出现一个正式的各校联合组织，学生队伍已经开始以其深具自律性的外表震动政府，振奋民心，并壮大自身的队伍。四·二七的事情更具代表性。四月二十五日晚，在四·二六社论广播的前一刻，北京“高自联”召开第一次各校代表大会，决定二十七日大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举行不定期静坐。社论的播出引起严重关切，但没有改变这个决定，只是补充了决定的细则：如遇强硬阻拦不能到天安门广场，甚或不能出校门，则在校内静坐；如遇强力干涉，则在各校分别绝食。二十六日，上午高自联举行了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和第二次代表会，下午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干部大会布置坚决制止动乱。这天晚上，政府方面通过基层学校找到高联首届负责人，多方设法施加压力直至下半夜，迫其以个人名义签名并加盖刚在代表会上宣布为高联代用章的“祖国万岁”印鉴，专车送其前往各大院校和高联联络点通知游行取消。所以，二十七日早上，首先行动的几个学校的学生不仅是冲破军警阻拦，而且在出校园第一步时时冲破了某种统一组织的默契。各校决定出校园的经过不同，目前在海外至少有北大、师大等校学生领袖可作证明。因此，与其说学生群众表现的高度自律性是由于组织工作的结果，不如说是对政府强硬的政治处理态度的反弹。第一次是由于北京市宣布四月二十二日晨八时起天安门广场戒严；第二次是由于那篇“文革”腔的社论和层层传来的各种压力和消息。即使这样解释，仍有简单化的嫌疑。把运动初期高度自律性的问题开放，才有可能进一步揭示运动后期学生群众和学生领袖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揭示事态发展时不同层次的原因。

我相信，一个刚刚成立两天的群众组织，其负责人在复杂的政治条件下作出不合实际的决策是非常可理解的事（这位负责人因此而在四月二十八日高联第三次代表会上辞职获准）。问题是，“学生组织得非常严密”的外在印象引起了什么连锁反应。

这里我只能简略举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都发生在五月四日以后，因此有必要再对五·四学生宣布复课作几句说明。五月三日夜，全体高联常委齐集北大准备五·四宣言，几乎通宵达旦，疲惫不堪，有关五·四游行的一些安排因此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并形成书面决议，其中就包括复课决议。结果，五·四公开宣布复课引起高联内部组织危机。五月五日上午，包括主席在内，两名常委辞职，一常委遭罢免，另一常委院校遭抵制。从五月五日到五月十三日绝食开始，是高联从总部到大多数院校基层组织的一段危机时期。而外界对学生的内部危机毫不知情，学生保持了一种有组织、知进退（包括知道适时复课！）的整体高大形象。

学生组织实际状况与外部形象之间的差距首先影响了急于改革的知识分子对形势的看法。比如，据我所知，在学生决定绝食之前，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已经在着手准备他们的〈“五·一六”宣言〉，其中一些发起人现在也在海外，似乎还没有谈过这个情况；又如，五月六日，我正焦灼于组织危机，希望找到不公开渠道与政府沟通，以外部成功减轻内部压力，却发现我找的那位精英（现在国内）对造反的形势大为看好，正积极串联新闻界请愿。我认为这两例都是忽略五一以来官方对示威的温和回应，要乘学生之“胜”追击，对政府继续施压，以加剧政治危机的态势。

其次，这一差距反作用于学生，加剧了激进学生在复课后的失落感而不是成功感，同时减轻了温和派学生的责任感。比如，北大五月五日群众投票，约三分之二的人同意继续罢课，但到五月九日十日，复课学生越来越多，几达三分之二，筹委会不得不（这种“不得不”很耐人寻味）在每晚例会上分派积极分子到各教学楼门前宣传堵截；又如师大五月九日晚在高联代表会上宣称要从十日起重行百分之百罢课，但十日晚我在北大即见到师大“特使”手持吾尔开希（这一时期我把他划入激进派）签名并加盖“祖国万岁”印鉴的条子来求援，索求有关继续罢课的宣传品。另一方面，成立于五月三日，五·四后才开始每天活动的对话团，有温和派的代表性，却一直处于与基层学生脱节的状况。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我几次请他们将准备的对话内容简明化、口号化，以便宣传组织学生群众，都被谢绝，理由是绝不能在对话正式开始前让对方摸到己方的底，以至绝食开始时，几乎没有绝食同学知道对话团作了什么准备工作，对他们毫无信任。这是五月十四日绝食学生冲对话现场的重要原因。对话团负责人对我说过，你们高联把这些组织工作抓起来就行了。这明显十将高联组织理想化，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不愿考虑当时高联曾几近瘫痪的事实。

第三，对学生力量和学生组织的理想化，使政府内的调解派只将注意力集中于若干学生领袖，忽视了——或者说这种情形帮助他们无意中回避了——直接向群众施加影响。就在最近，我得知当时致力于调解的一些干部仍然认为他们曾说服了某某学生头儿，只是受到另外某某学生的阻碍，才再次陷入僵局。但这只是非常表面的现象。五月十三日绝食开始第一天，发起绝食的十一人成为当然绝食代表，其中大约五人参加了晚上与当时统战部长阎明复的座谈，五人中至少三人在十四日中午已同意停止绝食。但这些学生和与之交涉的官方人员一样过高估计组织和领袖的作用，一旦发现自己无法把握群众，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将责任转嫁给持不同意见的学生领袖。

第四，这种理想化对北京市民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在绝食开始以后，市民大批涌入广场。其中参与欲强的人总是试图找到学生核心献计献策。除了新闻界提出了自己独立的口号和政治要求以外，其他各阶层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以学生的高大形象掩盖回避了自己的独立声音。只是在一些学生领袖的耐心说服解释下，五月十五日，若干市民积极分子才开始组织市民联合会。事实上，学生形象对市民影响的最好例子是五月十七日百万人大游行。我想，目前流亡海外的北京学生领袖中没有几个人能说出自己实际参与了多少这次游行的准备工作。

以上所说基本上都还是事实的罗列，只是这些史实的细节和这种排列组合提供给我们一些不常见到的认识八九民运的角度和问题。我以为，讨论八九民运时只谈学生运动，讨论学生运动时只谈学生领袖——不论是谈功劳还是指责其应负的责任——无助于深入理解八九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事件。在学生领袖和学生运动之间从来不存在一个发挥作用的强大的学生组织。因此，问题不在于哪个学生领袖哪些决策做错了（如没有“见好就收”等等），或是哪些决策水平高（如“勇敢也是一种水平”等等），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为什么在这一个特定的时刻学生们选择此人为领袖，在下一个时刻却抛弃了他／她？又比如，假定学生的自律是因为政府强硬态度的反弹，为什么北京市民需要以学生自律的群体形象作为号召作为权威来依附？再有，当我们把讨论八九民运的重点从学生转到市民时，我们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八七年学潮时市民基本没有反响，八九年时反响却如此强烈（为了使问题突出，这里我重点指四·二七时的反响，不是指绝食开始以后）？还有，当政府官员和激进知识分子都假设自己在学生群众面前没有发言权，必须经由学生领袖才能起作用时，这种政治反应方式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和四十年来的国家政治运作体系的关系是什么？这种反应方式与中共高级领导人危机时期长达半个月以上的销声匿迹有无共同之处？从这个角度回过头看学生领袖，我们才有可能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学生领袖在学生群众的心理需求面前都有哪些选择的可能性（犹如埃列斯库面对布加勒斯特的示威群众有哪些选择可能性）？当时的选择是否如后来的辩解那样充满主动和自觉？如果不是，哪些客观力量迫使学生领袖作出当时的选择？

要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又需要搜集更多相关的史实和资料，使自己的结论能和基本事实不冲突。比如，鲁迅谈到“五卅”后的北京时说：“他们［指学生］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这只是个一般性结论。用来考察八九年的北京市民，就不仅要找出其事前的可燃性，还要看其燃烧时的具体形态是否与假定的可燃性互证。我曾在不同场合谈过，在北京市民情绪最高涨时期，“反贪污反官倒”只是一个次要的口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绝食期间北京市民最统一的口号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救救孩子”或“声援学生”，一是要求对话。前者以难于抗拒的人道主义旗号开路，为具备可燃性的北京市民提供了参与的可能性；后者则曲折反映了他们参与后的政治要求。三年来，对八九民运的研究受到“六·四”后基本价值判断的极大影响，概括论述多，梳理史实少，现在应该是重视资料和细节的时候了。

回到本文所谈学生组织的问题，很显然，这个问题和当时的学生领袖如何提供不为外界所知的资料有关。三年来，当时的学生领袖（由于本文题目限制，我狭义地使用这个称呼）流亡海外的已有十一人，七人名列通缉令，两人曾任对话团负责人，一人曾任绝食团副团长并参加与李鹏对话，另有一人为北大筹委会负责人。由于当时各学生组织中曾有矛盾冲突，现在哪一方也不愿先授对方以话柄；也由于海外事先设定的北京学生形象的影响，谁也不愿破坏这个自己也属于其中的集体形象；同时也由于我的孤陋寡闻，至今我还没有见过这十一个人（包括我本人）任何检讨本组织和本人实际工作的严肃文字。这种沉默掩盖了一个空白，我们刚刚加以讨论的空白，而且常常迫使这些学生领袖（公平地说，我很少受到这种压力）站到一个遭人指责并需为自己辩护的位置上。

1992.5.5.


［据原稿整理。原文经孔捷生先生编辑发表。具体发表信息待查。］

ZT 孙立勇：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中）

孙立勇: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
——为赵昕的"赎罪"而感动



（片段二：北京第二监狱3中队）路洪泽

——随我一起调到三队的一百多名犯人中，有五个是“六•四”时进来的良心犯，一个是路洪泽，另外四个是刘育生（判刑14年）、闫建新（判刑11年）、霍建刚（判刑11年）和孙博光（判刑13年）。

老路大我三岁，家是四季青乡的农民，被捕前在城里做零工。妻子热情贤慧，儿子虎头虎脑，完美幸福的家庭是老路最大的财富。然而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举世震惊的天安门屠杀打碎了成千上万人的家庭，也打碎了老路的幸福家庭。

六月三日晚，刚下班的老路像往常一样同朋友一起准备去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当他们走到距天安门还有一公里左右的六部口时，发现十字路口处停着许多已被点燃的装甲车。看到正在燃烧的装甲车，老路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于是与同伴一起掏出随身带着的汽水瓶砍了过去，结果被架在红绿灯上的摄像机给摄了下来。“六•四”之后各个电视台反复播放当时的录像，不知是被人举报还是公安部门自行侦查的，总之老路和同伴一道被抓获归案了。

经过近四个月的审讯，西城区人民法院于八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对老路及其同案进行了秘密审判。对老路罪行的认定，判决书上是这么写的：

“1989年6月4日零时许，被告人李延华、路洪泽窜至本市西城区六部口十字路口处，适遇已被点燃车顶顶部的戒严部队某部339号装甲车（价值人民币33万元）由东向西行驶。被告二人分别向该装甲车上投掷燃烧瓶，致使该车火势增大被迫熄火停车，后被焚毁。”

“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戒严部队某部证明材料为证，足以认定。被告二人均亦供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延华、路洪泽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期间，向戒严部队装甲车投掷燃烧瓶致使该车被焚毁的行为，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危害了公共安全，扰乱了社会治安，均以构成放火罪。为严肃国家法律，保障公共安全不受危害，对被告二人均应予惩处。”

最后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延华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89年6月16日起至2004年6月15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被告人路洪泽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89年6月16日起至2003年6月15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从我到十一队的第一天起，老路就对我说他的案子是冤案，他承认自己和同伴的确用瓶子砍装甲车了，但绝不是燃烧瓶，而是汽水瓶子，是喝完汽水的空瓶子。他反复强调他到六部口时所有的装甲车都在燃烧着，据先来的人讲，装甲车是戒严部队自己浇上汽油后点燃的，目的是扩大事态、制造暴乱的假像以为暴力镇压找藉口……

“那你为什么不上诉？”我不解地问道。

“谁敢上诉呀？！当时的形势多恐怖呀！法院说了，不枪毙我们就算便宜我们了。另外，在看守所里每天都得挨打，一开始是戒严部队打，后来是员警打，最后是刑事犯打，大家都盼着早点判完早点下圈儿，看守所那地方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离开看守所后的老路先到了一监，由于他会电气焊，不久他就转到了二监，分到二监的建筑队做电焊工。

为了早日与家人团聚，老路拼命地干活以争取减刑，为此还将家里的两台电焊机和一个氧气瓶拿给队里无偿使用。工夫不负有心人，九三年底老路终于获得减刑两年的奖励。由于过度劳累，九五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昏厥了，而且当时嘴就歪了。经医生诊断，他得的是高血压，高压180，低压110，这次昏厥是因由中风引起的。为此医生建议针灸治疗，但家里要拿一千六百元的治疗费。老路把情况跟妻子说明后，妻子二话没说就去四处借钱，凑齐后送到了监狱。经过几天的治疗，病情稍有好转的老路就又投入到劳动的队伍，因为他害怕休息时间长了会影响自己年终的评奖，那样自己一年的辛苦岂不是白费了？但老路总说自己的左半边身子有麻木感，于是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半身麻”。一些比他年龄小的干脆就叫他“麻哥”。

九六年初，二监决定在监区的西南角盖一个花棚，由于花棚的架子要用铁管做支架，因此干部找到老路，问他能不能为监狱做点贡献？老路答应了。接见时，老路把干部的意思告诉了妻子。为了让丈夫早减刑、早回家，不到一个星期妻子就给监狱拉来一卡车的铁管……

老路的妻子叫于建玉，是四季青乡一个乡办企业的工人，每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这点钱不仅要供老路在监狱里的各种花销，还要供儿子念书、吃饭，最后轮到自己也就所剩无几了。然而于建玉是个豁达开朗的女性，她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是个好人、坚信困难是暂时的、坚信早晚有一天丈夫能够重获自由、坚信……因此无论遇到什么难事儿，她都是打脱了牙和血吞。

一九九八年春节前，由于劳动表现突出，老路获得了减刑一年零两个月的奖励，这时的老路离自由的日子只差一年多了。

四月十九日上午，老路突感不适，队长急忙带他去医院就诊，经医生诊断为高血压，打了一针降压针后就回来了。之后我曾去他的监舍看他，问他“感觉怎么样？”老路说：“没大事，还是老毛病——高血压。”我问他，“血压是多少？”老路讲，“高压220，低压110。”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住院？”老路说：“这帮孙子才舍不得花钱呢！XXX比我血压还高呢，不也在号里呆着呢吗？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

二十日上午，老路突然昏迷了，在队长的带领下，班里的几个人迅速将老路抬到了医院，经医生诊断，还是高血压，打了一针降压针后就又回来了……

二十一日上午，老路口吐白沫，并再一次昏迷，队长急忙让号里的犯人用褥子当担架把老路抬到了医院，然而这一次他却再也没能回来……

据送老路去医院回来的犯人讲：老路是脑溢血，到医院就死了。

从十九日犯病到二十一日死亡，老路没出过监狱一步！队里的一百多名犯人都是证人！

据我后来了解，直到四月二十四日法院才将老路死亡的事情通知了老路的家属，在谎称“曾送老路先后去了天坛医院、宣武医院等四家医院，但人家都不收，因此最后才死在滨河医院了”之后，同老路的家属签定了一份协议书。

协议书

罪犯路洪泽于1998年4月19日，因“脑梗塞”转滨河医院住院治疗。1998年4月23日晨6点55分突发“上消化道出血，应急性溃疡”，经抢救无效，于7点二十五分死亡。现与家属协议如下：

一、 对死因无异议。
二、 尸体定于4月25日在通州区殡仪馆火化。
三、 遗物及骨灰由家属领回。
四、 运尸费、停尸费、火化费由监狱承担。

家属 (签字）
北京市第二监狱
1998年4月24日

当我看到这份“协议书”时，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四月二十七日于建玉去队里领取老路遗物时，中队将各个号门都插上了，并且严禁扒窗户向外张望；同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当时主管中队管教工作的魏中一再嘱咐我“出狱后别瞎说”，“否则”对我“没什么好处”！

据老路的家属讲：除协议书上规定的费用由监狱承担外，整容费、丧服、骨灰盒等两千多元的费用都是自己家里凑的；老路在监狱服刑的九年里，家里至少给他花了五万元，其中大部分是用在请干部吃饭、送礼及给老路买药上了……

前不久我专程去路家探望，得知十九岁的路园（老路的儿子）因没钱继续读书现在已经辍学，眼下在一家超市打工，以减轻母亲沉重的经济负担。另外，于建玉也已再婚，现在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对大人、孩子都不错……

（以上摘自《走过冰山——一个中国良心犯的狱中回忆》第十二章第三节）

关于〈野营的合法与非法——驳郭奇先生〉一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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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营的合法与非法——驳郭奇先生〉一文以“杜凝”笔名发表在1991年夏的《新闻自由导报》上，反驳当时以“郭奇”笔名发表《焚烧国旗无罪与非法野营》 一文的“马悲鸣”（这是该作者十几年来比较常用的笔名）。当时因为曾编辑《新闻自由导报》，和该作者在电话上有过若干交往，并曾因其有所请而给予承诺，至 今从未翻悔或背弃。他知道我常住洛杉矶，时常在导报发表一些文章；我也大致知道他的去向。大约2000年，发现他在网络上广告售书，书中收录了我的这篇文 章，却从未主动与我联系，直接侵犯版权（我的原文此前只在导报发过，网上流传的应该是他自己打字输入上传的）。2007年六四纪念期间，在“自由中国”网 站相遇，仍不悔改，再次张贴，且拒做任何说明。

与此同时，该作者却在“自由中国”网站挑战，要和我就八九六四公开辩论。我答以“道不同，不相与谋”。有朋友不解，认为他的很多观点非常迷惑人，有必要正 面回复。这些朋友不明白，该作者的主要论辩手法是美国律师式的，其目的并不在于探讨社会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意义，而在分离出个别情节，每次专攻一点不及其 余；不但在各个孤立出来的论题中拒绝考虑政府方面的非法因素，而且对他自己各次论题之间的关联也能坦然置之不理。八九六四是大规模历史性事件，史实细节当 然值得收集考量，但我认为，该作者的论述方式绝无可能帮助人们深化对历史的了解和认识。为什么和他无法辩论？因为我们并没有类似的目标，既不是争夺同一个 公职位置，也不存在对政治体制变革的相似期待，所以，没有办法选择一个相对中立的主持人来保证程序，以便对双方都公正。我关注的是辨析史实以及相关的重大 历史因素，为什么要把自己捆绑在该作者那种孤立出小事件来打逻辑牌的狭小格局里？

我在当年的反驳文章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展开。这就是现代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笔名郭奇或马悲鸣的作者，从来不愿考虑与政治学和现代国家政治理论相关 的问题，因为这些超越了他能玩弄美国式律师技巧的范围。可是，在美国退伍老兵要求福利的示威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之间，最大的不同正是在于后者 直接质疑美国政治制度的正当性（legitimacy，又译合法性），而前者对政治体制并不构成直接挑战。这也是菲律宾的人民运动，韩国台湾的民主化运 动，以及1989年前后苏联东欧一系列民主化运动的政治本质。这些运动远远超出要求经济福利的一般示威，造成对现存体制和现任政权的直接冲击。在这种冲击 面前，一个无力控制局面的现代政府，最合乎正当性的应对，只能是自己辞职下台，而不是滥用公权力残杀百姓。该作者从来没有解释过，柏林墙的倒塌是否符合“ 非法野营”条款，前东德的军队是否应当坚持向当时冲向柏林墙的群众开枪扫射，就是他论辩方式专走偏颇的一个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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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野营的合法与非法

——驳郭奇先生


［此文以“杜凝”笔名发表在《新闻自由导报》。现根据收藏手稿整理。“郭奇”原文系在网络上搜得。］

郭奇先生在其〈焚烧国旗无罪与非法野营〉一文（见《新闻自由导报》第七十八期第四版）中引用上下古今西方各国的例证，论述了判断焚烧国旗或野营是否合法的唯一法律依据只是一个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做国旗的这块布是否属于焚烧它的那个人，你去野营的时候是否把帐篷搭在了别人享有所有权的地盘上。这确是两年多来尚未听到他人提及的相当精采的题目，难怪郭先生止不住笔，把他的结论洋洋洒洒一直引伸到中国，引伸到八九民运中去了。可惜的是，郭先生从西方到中国时走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多看一眼这个唯一的法律依据是有前提的，而这个前提在中国、在八九民运中却是没有保障的。

这个前提就是，私有产权受到绝对保护。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了中国四十年，如今的中国人已经不敢想像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法律前提，不敢想像这样的法律前提有可能是对人类发展有益的。即使在十年经济改革之后，成千上万的承包农民和个体户也还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这一条，他们顶多也就是要求政府说话算话，政策不要总是便。谁知道今天在我手里的东西明天属于谁？谁知道我今天创造的财富是不是明天就会属于“大家”，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

受训四十年，如今的中国老百姓已经很知道什么是“公有制”了：公家的就是公家的，自己的也可能成了公家的；上级的就是上级的，下面的也可能成了上面的（结果即使最想为群众谋福利的基层干部也得学会向上级说谎）；中央的就是中央的，地方的也可能成了中央的（这一情况近年有改变，但其前提没变，因此地方要求本地利益时表达方法五花八门）；国家的就是政府的，政府就是国家（请问郭奇先生对西方法律和制度那么了解，可知“国家的”和“政府的”是否有区别？）。

郭奇先生恐怕离开中国时间太长，已不熟悉中国这些实际情况了。其实，就在前几期导报上，还转载了《中国法制报》关于民办科研机构无生存保障的消息，该报记者批评山西某地方政府不应将一个集体机构当作私营企业随意关闭时，毫无私营经济亦应受到法律保护的概念。

就象不敢加上“无罪假定”一样，中国宪法至今不敢加上“私有财产受到绝对保护”这一条。北京的警察也就敢在半夜里挨门搜查学生宿舍——此事就发生在半个月前。是否因为我的宿舍是租的，我就不能阻止“房主”的检查？若是这样，那就难怪六四之后北京市民那么紧张而又自觉地等着挨家挨户的查户口了——试问，有哪个中国人象郭奇先生讲的那个黑人老头那样有自己的“私人领地”？回想前几年北京人盖小厨房最盛之时，从建筑工地搬砖头，搬瓦片，甚至搬水泥，搬钢筋的，比比皆是。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开脱的话就是：“我拿了国家的东西？我人还是国家的呢！”这就是公有制教给人们的最朴素的真理。你怎么能证明你烧的那面国旗就属于你自己？你人还是国家的呢！抓你一个犯罪分子，判你一个非法雇工，一个地主、资本家，或者哪怕只是个小业主，你的财产在理论上就随时可以充公（虽然现在实际上可能不是到处都这么做），你凭什么根据私有制的法律前提就这么有峙无恐？

同样，谁能说清天安门广场究竟是政府财产还是国家财产？谁有权利占用它，谁没有权利使用它？我想不要说郭奇先生，即使中国政府，恐怕也说不出今年六月初顶着烈日酷暑在广场上竟日活动的少年儿童办理过哪些申请审批手续。我们又该如何判断这块“领地”可被占领的条件呢？

何况，即使你已经知道了无数可资援引的前例，对于中国的法律时间都无济于事。中国的法律制度就没有援引前例这一条。中国的法律从理论上就和政治堂而皇之地密不可分。政治情况差强人意时，判刑可能宽松；政治情况恶化时，算你赶在了枪口上。中国政府因此而得以逃脱一切治理不善的责任，事后也并不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各项法律法规。这样说，还并没有涉及中国法律治人而不是保护人的出发点。

回过头来再看郭奇先生的奇文。郭先生博览群书，引用事例还提供索引，堪称豪爽。但我仍怀疑，拿破伦炮轰筑街垒的群众时，所依据的是否是如郭先生暗示的那一条“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亦不知郭先生能否提供更多帮助，以使如笔者一样无知的读者能了解拿破伦对他人财产尊重到什么程度，以致他一定要出兵攻打其他国家？此外，令人感兴趣的确实也包括法国人的反应。但不知当郭先生将北京政府八九年的大屠杀与拿破伦比美时，他在法国人脸上看到了什么表情？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可供选用的事实何止千百件！可叹的是有些人选用史实时全然没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就拿《光荣与梦想》来说，其中涉及的群众示威事件亦不在少数，包括麦克阿瑟平息的那一次在内，有哪一次美国政府敢于公然动武伤及人命而事后未受到国内公开抗议与调查的？马丁·路德·金向华盛顿的和平进军是否对其参加数和可能引起的交通堵塞都有准确的估计？是否先行申请获准并按计划执行？还请郭先生多多指教。

除了领地权与野营合法性的问题，郭奇先生还批评八九民运胁迫表决，据说这和袁世凯或佛朗哥没多大区别。这真是闭眼不看中国现实而滑天下之大稽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在谁的胁迫下进行几十年的表决工作已是世人懒得再加以论证的事实。而八九民运尽管至今仍有各不相同的评价和总结，但绝食后期到戒严令公布及那以后，北京市民参预的自发性和各群众阻止的指挥失效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健忘，郭奇先生就应当知道当时北京政府已硬行推迟本订于五月二十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到六月二十日，而且在公布的议程上取消了原定的讨论“目前局势”一项。五月十九日夜戒严令公布，五月二十日仅大北窑一地就有上万人涌上街头以身体拦阻军车，要求撤消戒严令。我很想知道博学的郭奇先生如何分析历史事件。袁世凯和佛朗哥胁迫表决依靠的是什么？邓小平胁迫表决依靠的是什么？他们有武装部队，有枪杆子的实力。而我们北京人民（不幸，我当时也在北京“胁迫表决”的人群中）有什么实力？我们有的只是人数，我们想得多么简单，有这么多人 shown up 了，还不能在“我们得”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点我们得声音吗？

幸而有郭先生这样的博学者，给我们举出历史的例证，我现在才明白，要“胁迫表决”时一定不能忘了枪杆子在谁的手里握着呢。

总结历史最怕似是而非。对民主的了解未必随着在西方生活的年头成正比例增长，即使你已经知道了数不清的西方典故。因此，尽管本人去国时间不长，见识极为有限，但在这些对我这样的八九民运亲历者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不能不说出自己的观点。有误之处，欢迎郭奇先生和尊敬的编者、读者指正。



［附录］

郭奇［马悲鸣］：焚烧国旗无罪与非法野营


美国的示威者不敢袭警，合法范围内最剧烈的示威行动就是焚烧那面永不落的星条旗了。美国国会周期性地表决是否定罪焚烧国旗的行为非法，但屡次表决屡次通不过。这倒不仅是出于对自由表达和人道主义的考虑。那面星条旗升起来时是一面国旗，烧起来时只是一块布，并没有特殊的燃烧值。

焚烧国旗无罪的判断要看那面被焚烧的国旗的产权是谁的。如果是示威者从商店里花钱买来的，烧国旗和烧他自己买来的任何其他颜色的布头没什么区别，自然无从定罪。但如你非要烧白宫前的那面星条旗就不能无罪了。因为你没付钱，那面国旗的产权不属于你，你就没权力烧。另外请当心！焚烧自己买的国旗虽然无罪，但如因此而引起火灾还是要问你个纵火罪的。

当美国这边最近一轮的表决刚被否决掉时，中国那边倒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严禁焚烧和污辱国旗的法律。其实中国人还没有焚烧国旗的案例，因为舍不得那块布。中国国歌的歌词号召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筑长城。中国的国旗据说是用血染红的。我没去过国旗制造厂，没见过用血染国旗的工艺。也可能这只是一种比喻，骗骗小孩子罢了。不过这种说法总让人觉得脏兮兮的。他示威者烧国旗是为了出气，你旁观者就只当他在烧那种偶然能在垃圾堆里见到的染着血的布带子好了，犯不着入他以罪。而且烧了国旗出完气，也就没气力去占领天安门广场。这总比憋急了武装暴动好吧？中国人节省到这种地步，用国旗做被面，做裤衩，糊袼褙纳鞋底子的有的是，你抓得过来么？定个没法执行的法律徒损法律尊严。美国人用他们的国旗图案做的裤衩和乳罩销路倒是蛮好的。

当然，如果中国废了焚烧国旗罪，也不是说你就可以烧天安门前的那面国旗了。因为你没付钱，那面国旗的产权不属于你，你要是烧了它的话可以问你个破坏公物罪。八九民运期间几个湖南人向天安门城楼上挂的毛老佛爷象投掷污物，被学生送到公安局。这个行为曾被一些同情民运的人士指摘。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辩护和怎样被判决的。不过尽管这画中的人物毛老佛爷是他们的同乡，但显然这张画像的产权不属于他们。不管它该不该挂，或者挂得是不是地方。如果判他们“大不敬”罪，恶攻罪或反革命罪是没道理的；但如判他们破坏公物罪当是无话可说。

加州有个著名的案例。一个白人的男孩偷偷跳入一个黑人老头的住宅後院的游泳池里游泳。这黑人老头二话不说举枪就打。一枪击中这白人男孩的胳膊。此事告到法庭。法庭最後判白人男孩侵犯私人领地罪，黑人老头无罪。有记者问：如果下次再有人偷入你的住宅游泳怎么办？黑人老头回答说：照打不误！这私人领地不可侵犯的法律是你们白人定的。

在美国开车，高速公路边上常会出现写着“野营地（Camping Place）”的牌子。在这块地盘上租地野营合法。否则就是侵犯私人领地或公共场地罪。国会山庄後面的大草坪上没有“野营地”的牌子，所以野营非法。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两万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扶老携幼，到国会山庄前扎营结寨，要挟政府提前发放战争奖助金。美国政府想尽了办法也“请” 不走他们。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将军不听艾森豪威尔少校的劝告，毅然承担起处理此事的责任，调动坦克和骑兵驱逐示威人群。当时的总统胡佛只命令部队到达河边为止。但麦克阿瑟仍率部越过河岸，烧毁帐篷，彻底清除情愿的群众，并造成伤亡。舆论因之大哗。在麦克阿瑟将军立过的无数战功里，有一功是在首都华盛顿大草坪上的火烧连营。

当法国大革命的杀人魔王罗伯斯庇尔最後一个被送上断头台时，除了拉法耶特适时隐姓埋名藏了起来以外，法国各派的知名人物都已被杀光了。没有人有威，有望能镇住动不动就筑街垒的群众示威热情。新成立的督政府首脑（此人堪称真伯乐）弄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一天，当他经过塞纳河边时看到一位矮小的失意青年徘徊在岸边似乎正准备投河自尽。他叫住这位青年，在和他攀谈之中知道他因为是罗伯斯庇尔弟弟的朋友而受株连失去在军队里的职位，看来是前途无望了。这位督政府首脑盘问了一下青年的政治军事专业知识，发现竟是惊人的内行。他立刻问青年是否愿意和有能力解决政府门前广场上没完没了的示威活动。这位青年胸有成竹，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第二天他带着刚刚拨给他指挥的军队拉着大炮来到广场，朝着示威的人群开炮猛轰，只几炮就把示威群众轰得做鸟兽散了。这位青年由此成名，他的名字叫拿破仑。

马克思说，当东方的火药输入欧洲以後，骑士集团被炸得粉碎。我不知马克思具体指的是哪次事件，反正拿破仑出山後立的第一功就是把示威群众炸得粉碎。拿破仑以善用大炮著称，那时的大炮就是最利害的战略武器了。

以上是美国和法国历史上两员名将的故事。尤其是拿破仑，威名盖世，还有谁记得他刚出山时挨他大炮轰的示威者的名字呢？别忘了这次收容中国逃亡民运人士最多的就是美国和法国了。如果你敢就此事当着法国人的面骂拿破仑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大坏蛋，请你仔细注意这法国人的表情和反应。不知逃出来的天安门广场正副总指挥和保卫部长们看了这两个故事作何感想？如果你们不信有这等事的话，可查《光荣与梦想》第一卷第一章和《拿破仑传》。

请问，天安门广场上可有“野营地”的牌子？你们可曾付过租用天安门广场野营的租金？问个侵犯公共场地罪你们可怎么辩护？尤其是占领和封锁纪念碑基座，建立层层防线，没有“签证护照”的不许进入；问个割据合适？还是问个侵略合适？

恕在下孤陋寡闻，不知这占领纪念碑，保卫天安门广场对民主事业有什么意义。如果真如你们所设想的坐守到人大开会，这难倒不是胁迫表决吗？和西班牙佛郎哥旧将发动的包围议会胁迫表决的政变有多大差别？和袁世凯胁迫国会表决让他继任大总统有多大差别？尽管你们胁迫表决的内容可能不同，但这胁迫表决的形式却无大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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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孙立勇: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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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勇: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
——为赵昕的"赎罪"而感动


不久前读了北京老友赵昕的《被遗忘的“‘六四’暴徒”群体》一文，不禁悲从中来，在为赵昕的"微不足道的一点赎罪"而感动的同时，七年牢狱生活中与“暴徒”们接触、交往的画面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下面我就节选我于2002年完成的《走过冰山——一个中国良心犯的狱中回忆》的两个片段，与大家一同救赎自己的灵魂。


（片段一：秦城监狱204监区）受难者王忠贤

来到八号后最让我兴奋的是结识了王忠贤。老王五十出头，身高不足一米六，又黑又瘦，但精神很好。据老赵 (学习号，因诈骗被捕的)向我介绍，老王原是河北某县一个个体印刷厂的老板，“八九”民运初期，他毅然卖掉厂子来到北京，将所有的钱捐给了“工自联”（注：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简称，总部设在天安门广场，“六•四”屠杀开始后被取缔，所有成员均遭逮捕），后被任命为“工自联”后勤部的副部长，"六四"后被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赵着重向我强调：“老王脾气不好，一根儿筋，你多劝劝他。”

大号每天都得“坐板”（注：两腿交叉盘坐在木板上，且腰板儿必须挺直，双手置于膝上），按道理，我应和老赵一起坐在一板，但我实在太想和老王交流了，于是向老赵说了一下我就坐到了老王的旁边，对于我的到来，老王十分高兴。我们首先相互介绍了自己的案情，当他得知我和朋友一起办刊物的主旨之一是呼吁政府为“六•四”平反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接着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信纸递给我，打开后是歪歪斜斜的几行字：

李鹏呀李鹏：

我已被你关了两年多，你究竟要把我的案子拖到猴年马月才了结呀？你身为总理不仅不为人民服务反而屠杀自己的人民，你到底算哪门子总理？我真为你感到耻辱！我要求你尽快给我一个结果，枪毙判刑随你便，反正快点儿就行了。

王忠贤

九一、八、十六

老王说自己是小学文化，写不好，让我帮他修改一下，主要是想催催他们，截止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提审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迅速修改后交还他，他又誊抄了一遍，于晚饭前交了上去。另外他向我介绍了一些号里的事情，如分饭不均、欺强凌弱等，他希望我们能团结一致，改变现状。我表示将竭尽全力。

经过几天的观察，我认为号里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吃引起的。每人两个窝头是法定的，菜量分配不均则是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关键所在。经与老赵商量，分饭的事情由我负责，除对老弱病残予以照顾外，其他人一律平等。说到照顾，其实就是多给几片菜叶或半勺汤。后来号里再也没为分饭的问题发生过争执，打架的事也少多了，因为打架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要获取比别人更多的食物。

大号的菜量给的确实太少了，跟小号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每人每顿也就合上多半碗，且汤多菜少。这时我已进来三个多月，肚子里的油水早已耗干了，于是我每顿开始吃两个窝头，以保持体力。

按照政府的规定，犯人睡觉应当头朝门的方向，以便队长顺着观望孔进行查看。但由于号小人多，最后只能两个人睡在一个被窝里，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且还要侧着睡。为了保住自己的那一小块领地，即使有尿也得憋着，如果憋不住非要去厕所的话，那么当你回来的时候，就只能坐一晚上了。为了缓解人满为患的压力，看守所的领导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安排犯人值班。即每个号夜里都要有四个人换着值班，前半夜两个人，从九点半值到凌晨一点半；后半夜两个人，从一点半值到早晨六点半。

经老赵同意，我和老王分到了一个班，这样，每隔五天我们就能进行一次长谈。他向我讲述了被捕后的悲惨遭遇：门牙被员警打掉了……老婆带着孩子跑了……家里早已一贫如洗……。听着他的敍说，我的心象刀割一般难受，同时我也为自己当初勇敢地站出来大声疾呼为“六•四”平反而稍感欣慰。无疑，我们是真正的战友！

王忠贤的手很巧，不仅会做圆珠笔，还会编小葫芦。

号里只有学习号有笔是“合法的”，主要用于给管教写些材料什么的，其他人一律不得有笔，如谁要用笔，须经学习号请示队长后才行，这是规矩；否则一经发现立即予以没收。可我实在太想要支笔了，于是我请求老王帮我做一个，老王愉快地答应下来。

根据老王的要求，我开始准备材料。我先向学习号老赵要了一个圆珠笔芯，然后找了一个牙膏皮，一切准备就绪后，老王开始了工作：他首先将铝制牙膏皮按缝隙拽开，洗净里面的剩余牙膏，接着用一截手纸缠在笔芯上使劲顺时针滚动，直到搓瓷实后，再把牙膏皮包在外面继续搓动。十分钟后，笔的雏形出来了，还要进行细加工——将搓瓷实的笔放在地上磨，把所有的凸出部分磨掉，一直磨到象铝铸的一样后，再在外面绕一层彩线，从而达到即结实又美观的效果。当我接过老王为我做好的圆珠笔时，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由于有了笔，我便开始写日记，作读书笔记，尽管几天后清监（注：搜查监舍。拘留所一般半个月清一次，对政治犯主要是清查文字资料以防在狱中继续煽动，对刑事犯主要是清查铁器以防杀人或自杀）时我的笔被没收了、日记被拿走了，但笔给我带来的精神愉悦他们是无法拿走的。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掌握了制笔技术，拿走了我再做！

我在秦城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少说也得做了十几杆笔，到一监后我托家人把我做的最后一支笔带回保存，至今这支笔都是我最珍贵的财富。


编小葫芦是个很烦琐的事，首先要将秋衣或秋裤一点点地扯成丝，接着要把若干根丝放在一起搓成绳，最后再用这些绳编成葫芦。用秋衣秋裤做原料编出的葫芦较精致，也有用毛线做原料的，但编出的葫芦显得粗糙。

老王在得知我有一个女儿后，执意要为她编一个小葫芦，我劝不过他，只好由他，不想他竟把自己的红色秋裤拆了作原料，把我感动得无言以对。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小葫芦编好了，老王用蓝、黄、绿三种颜色的线编出了一圈儿祝福语："sunyi 五岁 happy（注：孙毅 五岁幸福）"。后来转到一监服刑时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了女儿，至今这个小葫芦依旧是我和女儿最珍贵的收藏。然而从我调离十号后就再也没听到老王的消息，我出狱后四处打听，依旧杳无音信。如果老王能看到这本书，请接受我和女儿对您的感谢，同时我们也祝福您健康、幸福……

（以上摘自《走过冰山——一个中国良心犯的狱中回忆》第三章第三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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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 重读鲁迅与我的静坐（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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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想到这个题目，觉得“正合吾意”。但接着就想到这个题目一定不会吸引人。

经过多年大张旗鼓的神化式宣传，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还对鲁迅感兴趣了。

可是，正是在八九年之后，我开始体会到鲁迅内在的深刻。这体会不是来自学术研究，而是来自人生，来自自身的经验，来自自身的心路历程。


二、

有些体验实在并不宜公之于众，尤其是当你还没有真正孤独的勇气时。我只好希望朋友们看我的文字时不要太认真，只当它是随笔。


三、

我所体验的，七十年前鲁迅早已体验过。我所要说的，七十年前鲁迅早已表达过。我没有更多的才能，遇事便去翻鲁迅。

刚刚躲起来的时候，朋友怕我寂寞，问我要看什么书。我想到的，一是鲁迅的《“死地”》，一是季米特洛夫的《痛斥法西斯》。那时的愤激远多于悲凉。

听到通缉令之后的感觉，我曾先后几次写过。没想到的是，来到美国后，悲凉感会重新抬头。先是众多朋友都来安慰父亲的过世，使我在创痛之余，不期然地想到了魏连殳（《孤独者》）。此后这念头就不肯离开我。但我无话，我不能说。我不如魏连殳彻底，我并不真的是一匹来自北方的孤独的狼。

谁能想到，其后便是涓生的心态——无从悔起的《伤逝》。是的，我确信这是一篇有伤无悔的自白，犹如我的心境。我无法承受任何悔意。一切都是应运而生，我只能继续前行。只是要将人生的路走下去而已，也并不能和鲁迅这样“真的猛士”相比。我只是叹服，他老先生如何能将如此深刻细腻的感觉以那样简洁的笔触在那种年代里表述出来。


四、

我决定去领馆门前静坐。

我从来没见过陈子明。和王军涛只见过一次。那是一个五月之夜，我们坐在校园草地上开会，没听到他讲一句话，甚至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我和王丹，说来惭愧，——在那短短的五十天中，我们才相识，然而却曾互相指着鼻子争吵过，我对他个人也一直有些意见。

我决定去领馆门前静坐。这个决定有点突兀其来。在我想清楚其原由之前，我已经感到“非如此不可”。到那里之后，出乎意料之外地发表了演讲，才好像整理出点头绪。

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于，我坚决反对任何指八九民运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有一小撮人起骨干作用的说法，因此也坚决反对任何有涉“黑手”的提法。那是一场有深刻社会文化背景的民众运动，这几个人不出头，也会有那几个人出头。至于说王军涛、任畹町这样的所谓“几朝元老”，我相信（我和任畹町谈过话），他们当时即使想当“黑手”也会有难于插手的苦恼。我这样的人，不是什么学生领袖，只是群众代表。也就是说，我们个人不干了，还会出来别的类似的代表，因为那是在民众运动的高潮中。

因此，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如果你八九年上过街，游过行，抗议过，你现在就应该有勇气站出来，说一声，我当时是自觉自愿出来的，与王军涛、陈子明等人无干。比如我，我绝不承认我是受到王丹的煽动组织才站出来当北高联常委的。因此我要静坐，我要抗议中国政府对我个人意志的这种侮辱。


五、

“异化”这个词非常深奥，非常形而上，非要有了亲身体会才能理解。

任何内心深处的感觉，一旦外化为言辞，为手势，为表情，传达给他人的同时，已经就离你而去，不再是原来的那一份感觉了。人，永远处于被放逐状态，被自己的言行放逐。

我不能不忽略这些“小资情调”，把“秀”做到底。因为从实际情况来分析，我们——无论相通到何种程度，仍然共同在做的人——有可能取得一定效果。

但同时我又在不由自主地想鲁迅。

我突然发现我并不是个真正典型的、合格的、能代表我原始动机的人，因为我自己的名字也在通缉令上，我也属于“黑手”或“策划组织者”一流。也许我在证明自己的自主意识的同时，也就证明了我该上通缉令。

不寒而栗。我克制不住地想到了人血馒头（《药》）和《示众》。

我非常理解国内人受到的压力，他们还很难做到象索尔仁尼琴号召的那样向谎言告别。我在逃亡时享受过那种有话不能说而压出来的无奈的幽默。

现在我到了海外，我惶惑地发现自己仍站在一块孤独漂浮的草皮上。这是为什么？

我很想向所有海外的朋友们证明，我不是秋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和大家一样，也许还不如出国多年的人自主意识更强。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愿站出来证明这一点，而要造成受我们胁迫的假象？鲁迅曾希望速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反复证明他的不朽，使我这不配作革命先驱者的人也在他那里找到了共鸣？只因为我们还是那同一个民族吗？


六、

我去静坐了，还参加了抗议集会，对记者们讲了不少的话。

一个由表达内心情感出发的行动，结束在追求实际效果的步骤上。我不能不思考，这二者之间是否矛盾。但如果没有实际效果，又如何证明你对自己八九年的言行确实负起责来了呢？

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觉得没有权利要求每个人都采取与我同样的行动时，我的这个行动却正在破坏我苦心经营半年多的普通人的位置和感觉。发现那一条无形的沟，一堵无形的墙渐渐凸现于我与朋友们之间，划出我这个“搞政治的”与他们“正直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不同，使我既痛苦又迷惑。

我不如鲁迅勇敢，也不如鲁迅彻底，我却开始更深地理解他的散文与杂文，他的如入无人之阵与无物之阵而不得反响的苦闷，他的许多今天看来近于无谓的争辩。

我不能和朋友们论战，我做不出来。

重读鲁迅的同时，也在反复读索尔仁尼琴的《向谎言告别》。我非常想轻轻地问一声，立志作正直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朋友们，你们是否准备象北京的“倒爷”那样，自己做事自己当？你们是否愿意证明你们并不想帮助谎言？

或者，是我错了。你们去年的上街游行确是因为不了解北京的“真相”，是受了我这类“搞政治”者的蒙骗和煽动。那么，请原谅，能否只把我上面的随笔当作随笔？

去年听到通缉令时，曾有过类似的感觉，却连与无物之阵作战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今天，毕竟我已经有了写随笔的自由。何其幸哉！


［根据手稿整理。原文应写于1990年12月，陈子明、王军涛受审之前。发表情况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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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因为你年轻（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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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皆知的名字，已经成为中国八九民运的一个象征——无论是在中国政府眼中，还是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

但是，浮现在我面前的，却依然是那个看上去很聪明，又免不了一点调皮，有时更象一个孩子的普通的北京大学生。我们都是普通的中国人，经由各自不同的路走入了1989年北京的春天。这个春天使我们相识，使我们为了同一件事而兴奋、激动、焦急、忧虑，一时称兄道弟，一时又指着鼻子争吵，⋯⋯

我还记得那个女学生带着几分天真的神态：我们就爱听王丹说话，他说话可有意思啦！——你能想像到宿舍里几个女孩子咭咭咯咯掩嘴笑个不停的情景吗？

我还记得王丹象运动员临入场时一样跃跃欲试的神态。那是在去国务院信访局递交请愿书的路上，王丹和郑旭光安慰我这个比他们年长十余岁却毫无临场经验的领队，胸有成竹地表示，应对的事他们会帮我；那是在5月4日北大南校门外游行队伍出发时那个瘦弱的指挥；那时5月13日下午宣布绝食又主持记者招待会的小伙子。每逢这种时候，我常常会生出一丝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也许确实是岁数太大了些，跟不上这些年轻人了。

但我也还记得这个大孩子那无奈而略带慌张的神色。当阎明复5月14日上午表示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根本不会再在广场举行，绝食学生是否撤或是否转移，现在完全是学生自己的事了——阎先生把球踢回给学生了。无法讨论，只是交换了几个句子，几个眼神，我们几人都同意暂时转移。但如何实施呢？看着这孩子，我不由得感到历史无情地压在了一副还嫌柔嫩的肩膀上，也就不由得要站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即使不为别的，只为比他年长十余岁。

和许多他的同学比起来，我与王丹的交往并不多。但我能感觉到，他正是这一代大学生的代表——成长在开放的年代，有机会接受吸收各种不同的新思想，这种机会同时又刺激着他的求知欲，使他对外界的各种信息格外敏感。和王丹交谈，你能感觉到他的颖悟，他的聪明，以及他的年轻。当他投身于中国民主运动——一个特殊国度的特殊历史进程，他很可能没有如魏京生、王希哲那样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如遇罗克、张志新那样多的忧愤之心和悲剧意识；他在学习历史，但是他那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历史这个东西是多么沉重、怠惰、自说自话，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渴望新生的民族又是挣扎于一个多么古老的传统中。⋯⋯

可是，这难道是这一代中国青年的弱点吗？难道他们不应当更热情更开放更自信更受到鼓励，相信自己会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吗？莫非中国的青年人就应当永远生活在忧愤情怀中？我们已经在这情怀中生活了一百多年，忧患意识熬白了几代年青人的黑发，这绝不是一个民族正常的精神状态！

我为历史悲哀，我为中国悲哀。特别是当中国要开庭审判这些天真的孩子时，我为我的祖国感到羞耻！

王丹，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不会忘记你，我们共同等待着重逢的日子。


［根据手稿整理。原文应作于1990年秋，王丹等学生受审之前。发表情况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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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思绪离离（之二）（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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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年多以前，中国有一句最流行的话，人们既用它来取笑别人也用它来为自己解嘲。这句话就是那首歌的名字：跟着感觉走。现在，这话不再用来嘲笑当政者了，当政者的感觉实在不是可以轻易拿来开玩笑的，那会带给自己沉重得多也痛苦得多的“感觉”。大家似乎变得或是深刻（？）或是尖刻了。这时我却仍忍不住时时寻找自己的感觉，因为那使我体会到生活的真是，即使不那么光彩，不那么高大。


二、

刚听到通缉令时又新奇又紧张。王丹，吾尔开希，早在四月底就被便衣跟梢，放在榜首自是不奇怪。接着柴玲之后，出现了一连串北京高自联常委的名字，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当时还在等着数是第几名，等着看外貌的形容。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名字，惭愧自己其貌不扬的同时，既惊奇通缉令形容的简单准确，又惊讶那照片怎么不像我，⋯⋯

雨打沙滩一般斑驳错杂的印象过去之后，强烈而又沉重的感觉象泥石流一样不可阻挡地淹没淤塞了我的心。我在泥潭当中，挣扎着呼吸，挣扎着张开双臂，挣扎着要喊出声来：“不对！这不是真的！”

有谁能体会这感觉吗？我似乎了解了当年一些青年学生在一夜之间被划为右派时的心情。

政府在把我们推下泥潭，政府在隔离我们和人民，政府想指我们为一小撮政治野心家，并且在期望着群众渐渐用“看客”的心理对待我们。这真是一幅恐怖非常的前景。是的，我这个人人缘不算好，朋友不大多，但我始终生活在大多数人的轨道上，是所谓“随大流”者。我曾经用“看客”心理不公正地对待过许多人包括魏京生、任畹町，今天轮到了我自己。我焦灼异常地希望北京人相信我，抓住我伸出的手，和我对话。——我希望证实的只是：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

是的，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我甚至后悔自己在运动中跳得太高，埋怨家庭因素带给我的影响，⋯⋯。胡思乱想了几天几夜，焦点始终在“普通人”这一点上。我庆幸帮助我的朋友还和我象普通人一样聊天下棋，我迫不及待地在一切事上要参与、要说话、要确认我和他们一样——我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过于急切，有些强加于人了。终于有一天，我听到了这样不带感情色彩的话：“你们搞政治的人总是这样，⋯⋯。”

我们？搞政治的？这不啻是一盆冷水浇在头上。我重又看到了周围的泥潭。

半年多的逃亡，何止这一点点记忆？但这感觉是一条伴随始终的贯穿线。


三、

逃亡中，我开始写八九民运的回忆。

动笔之前，我先写了一个简短的前言，算作缘起。大意是说：我开始不愿写这些事，是因为感到自己在历史面前的渺小；现在我要写了，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对历史，对北京人民负有提供历史事实的责任。

我写了那么多琐琐碎碎的小事，写了那么多我们的混乱、吵闹、无所措手足；我也写了对政府的不满、失望和谴责，但我确实没写什么“英勇”、“伟大”，甚至从来没想到过从这个角度去写。写写停停，写写藏藏，刚刚写到去年5月13日的事，竟然已经有了十几万字的手稿，自觉即使被捕，也算有个交待了。当时遗憾的只是没有机会再完成它了。


四、

来到美国，一切都变了。

我惶惑异常地发现我的认识水平太低了，常常需要讲出事实后请朋友们帮我提高认识。我的立足点太低了，我看问题太肤浅了，我看到的事实太琐碎、太表面了。在我回顾八九民运时，我本应但却没做到始终从本质上看问题。

面对一双双期待、疑问、遗憾的眼睛，我开始检讨自己。

是的，我没看到学运的伟大作用，我对绝食同学的牺牲精神肯定不够，估计不足；我对北京人民的勇敢无畏缺乏认识；我对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估计不足；我对⋯⋯

我似乎不能让我的回忆以本来面目面世了，那象是在为震撼世界的八九中国民运抹黑。我该怎么办？一面仍然和广场上出来的同学打招呼，说明我将一切据实并且据当时的真实感觉写，如果对朋友们有冒犯之处，还请谅解当时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考虑，为了目前民运的大局，我也许必须要为“民运”讳，为“民运英雄”讳？

矛盾犹豫中，六四周年到了。我借《世界日报》发表了追忆的去年5月13日的一部分日记。

这篇日记单独看上去还可以，甚至比我原来写的那些还要好些，因为注意了文字修饰和文学色彩。我在寄出之前尽可能地做了修饰，从文字到内容。

可是，以后怎么办？下面的怎么写？我无法继续下去。这样写不象是在对北京人民交待历史事实，倒象是在写长篇小说了。我笔下的东西似乎多了可读性，然而我感到了苦恼，不知怎样处置原有的那份真诚。

这种感觉岂止存在于写回忆录？几乎每一次座谈会，每一次发言，都使我在面对身处美国的听众时有不得不以某种特定姿态以求得沟通的被迫感。

我的北京人民，我离你们越来越远了。

更可怕的是，我失去了陷入泥潭的危机感和孤独感，似乎离你们而去是我的必然方向⋯⋯。


五、

我应当感谢一些特殊的朋友，他们使我回到了“普通人”的轨道，帮我找回了坚持说出真实感觉的自信心和勇气——不仅是对去年事件的回忆，而且是对现在一切事情的一切感觉。

我想起了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希望自己和大众有沟通有认同，希望站在我的文化我的民族的温热的土壤中，但不希望自己只是媚俗从众。我不是觉得自己有多么杰出的特立独行的品格，我只是希望找回自己生活的真实，找回真实新鲜的感觉。我害怕自己会因为要适应一些似乎得到公认的条条框框而抛弃真实。我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因此我要大声地说出来，好帮助自己坚持这样做。我希望当我渐渐远离北京人时，我仍会感到恐怖和孤独。

民主的理念基础是基本人权。坚持自己的基本人权就要坚持自己基本独立的品格。如果“上纲上线”，也许能否坚持寻找自己的真实感觉正是对我的民主素质的一种考察？

1990.8.21. 洛杉矶


［根据手稿整理。原文发表情况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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