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从政治代理人的角度看六四（1997）

——纪念“六四”八周年


在纪念“六四”八周年时，我想进一步讨论的是一个与民主理论相关的视角，即，可供选择的政治代理人。

从政治代理人的解释角度看，任何国家的民众都不可能长期地、绝对地控制在只关心考虑自己最短期最切身利益的状况。文化经济变化带来的社会张力发展到某种极限程度时，人们寻求解脱的眼光就会落到较为抽象的政治领域。这时，如果是西方国家，已经有公开活动和组织基础的在野政治派别就会出来填补执政党无法满足而民众高度需要的政治想像真空，成为释解潜在危机的政治代理人。法国刚结束的国会提前改选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一般西方观察家都把左派在选举中的胜利归因于多年积累的高失业率和欧洲货币统一前景的压力。身在西方，这些观察家没有也不必特别讨论这些经济压力和政治场面之间并非直线连接的微妙关系。不应忘记的是，右派希拉克总统当然也考虑过这些压力，他动议提前选举的赌注就是右派会在经济困境中取胜，这正是他急忙到中国访问、签订大笔贸易合同的主要动因！可是，说到底，民众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和希拉克总统讨论中法合同创造法国就业机会的细节呢？

更有意味的一个例子是上个月刚结束的伊朗大选，前任文化部长出乎所有内外观察家意料，击败了现任总理拉夫桑贾尼支持的国会议长而高票当选。伊朗实际的政治状况会因此有多大改变姑且不论，考虑到伊朗所有年满十五岁的国民都有权投票，而年青人求新求变的呼声正逐日累积，这位曾因抗议保守的文化政策而辞官的前部长填补了民众急需的政治想像真空，可以说是毫无疑义的。

回过头来看中国，这样的例子对我们有几重涵义。第一，在政治文化的意义上，它提醒我们，除了保障个人自由之外（见龚小夏《多数决定与个人自由》），建立一个能持久的民主制度还必须依赖于允许不同的政治代理人的存在。换句话说，保持立场对立的多党（或多派）公开共存比一党专制更有利于疏解危机。虽然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已形成的运作规则实际上是，只有“团结的大会”才是“胜利的大会”。因此，虽然党就是政府，无论是原则上的还是政策性的“内部”分歧都不应该向“外”泄“密”。长期以来，这样的规则不仅造成了顽固的“黑箱作业”传统，而且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思维。八九年戒严令的消息刚传出，赵紫阳手下的“三所一会”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象戴晴这样长期坚持独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第一个反应就是，党内权力斗争正在试图利用群众运动群众，言外之意，一是运动不“纯洁”了，二是虽说党政一家，“高层”分歧只等于“党内”分歧，应受党纪管理，不存在“政府”分歧应对民众公开的问题。由于这种党文化、党政策、党实权的压力，广场学生后期的反应与戴晴类似，反复声明要“保持运动的纯洁性”，拒绝考虑任何可操作的政治代理人。象这样，永远把公开高层分歧等同于文化大革命时的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来拉一派打一派，中国的政治运作就很难进入公开政治辩论的阶段，同时，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必然会在很多情况下流于空谈。

第二，在观察史实时，法伊选举事例帮助我们认识危机状况下的真空所在和政治代理人的性质。由于多年的一党专政，也由于现有民主党派相对于青年团的“老年团”性质，当中国大陆的社会不满积累到一定的边界状态时，社会现有政治体系就表现得高度僵化，无法填补这种危机状况所创造的政治想像真空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体焦躁。即使赵紫阳的手下公开呼吁示威学生和群众把赵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赵往年在体制内累积起来的形象却没有足够“不同”的感召力，同时，他在胡耀邦逝世以来的策略选择对亢奋中的群众来说又过于细腻，难于体会。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党专政或军事独裁的第三世界国家常有的现象：学生以其非政治、远离实际利益的社会形象充当了社会危机时的政治代言人。其结果是，仓促成立的学生组织必须在保持其“非政治”和“选区”性质的同时，能不断地谈论有关政治的话题。有前者，才有代表社会需求的资格；有后者，才能完成代表社会需求的任务。可以说，前者和后者的矛盾，八九年时突出地表现在绝食团和对话团之间，而最终的发展是，前者压倒了后者。至于高自联，如果有幸存活，它的重要任务恐怕就是设法保持自己的群众基础。

第三，伊朗的事例至少说明，我们过去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讨论中还存在盲点。伊朗的工业化程度并不比中国高，十五岁以上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同样未必高于中国十八岁以上有投票权公民的程度。在经济政治上，伊朗都还有相当严重的各种内外矛盾和问题。就在这次选举前，还有很多申请候选人被取消候选资格，造成选举只是走过场的印象，全部观察家的预测都落空。

这和目前中国正在试行的乡村选举有重大不同。中国的试验，虽然是差额选举，并不认可集团利益的对立，也没有把建立落选集团的政治活动规则纳入日程，极类似于经理选举。而伊朗的情况在于默认高层内有不同利益集团，也默认利益集团间会有的政治冲突，因而目标不仅是被动地维持稳定，同时是逐步确立处理高层冲突的法理基础和规则。杂文作者马悲鸣曾引用作家阿城的话，说过去皇帝皇太后的作用，不在直接制定政策，而是象国共两党或台海两岸这样兄弟吵架时，可以有人有资格扮演和事老，这就是处理冲突的法理基础问题。伊朗目前还谈不上高层冲突的公开，但正在发生的这种高层政治规则的建立，实际上就是逐步认可，在没有皇帝或宗教领袖能解决矛盾时，公民投票所代表的“匿名的大众”是冲突的最终仲裁者。这是向政治公开化迈进的重要一步。

最后，还想多说几句的，是关于封从德最近的文章。封从德发表文章（《新闻自由导报》235期，《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7.6.1），强烈呼吁试图解释六四者尊重历史细节，并以八年前广场上“撤”与“不撤”之争为例，批驳影片《天安门》的制作者。因为他在文章中提到我今日的外界形象和我当年立场转变之间的矛盾，引起一些朋友的好奇，希望听到我的意见。

原则上，我很同意解释者必须尊重历史细节的提法。这也正是我本人几年来一直强调的一点。但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和对学术界研究时间的逐步了解，我也越来越认识到建立假说以及在各种假说基础上进行辩驳的重要性。只有开展这样的辩驳，才有可能逐渐深化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而不至于被历史细节束缚住手脚和眼光，终此一生只是那次事件的参加者，最好也不过是在道德反省基础上（侧重于心理需求）的精神十字架的负担者，却不能发展出具有思想深度（侧重于知性）的反省精神和批判眼光，以深化我们及后代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认识。换句话说，即使身为核心参加者，即使名列政府通缉名单的人，也并不当然地具有解释六四的权威。缺乏知性的道德反省，如同缺乏深层道德感的理性探索，不可能支持几代人持续的努力，也很难形成有益的文化积累。

具体到封从德最近的文章，我以为至少有两个问题。

首先是对影片《天安门》的评价。显然，封从德对这部影片很不满意，但他并没有说中这部影片的主要问题。我对该片也不甚满意。在我看来，《天安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以“纪录片”的名义制作“政论片”，特别是其前半段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部分，手法酷似《河殇》，对历史事件历史画面的剪裁取舍原则全在是否能服从于一个事先拟定的解释口径。我无意否认“政论片”的存在价值，也无意在此将该片与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发展出的整套文宣传统作比较（这种比较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当我在言论自由的美国看到过其他关于中国的历史纪录片，看到过蒋经国、杜聿明、萧华等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重大历史人物被置于同一纪录片中，以提醒观众历史事件与历史解释间的多重复杂关系时，我不能不对“纪录片”《天安门》的制作者感到失望，对他们回避提及自己“政论”立场、近似愚弄观众的态度河做法感到怀疑和不满。

其次，放过“纪录片”与“政论片”之不同，假定该片制作者正是我们要在解释层面上展开讨论的对手，该片对六四的解释是否如封从德所说，集中在广场的“撤”与“不撤”上，也还是一个大可怀疑的问题。据我看过的记忆（现手头没有录像带），该片并没有特别提及学生组织核心中的所谓“温和派”和“激进派”之争，更不必说具体到把我作为“温和派”的代表了。如果封从德不满意该片对“撤”与“不撤”的解释，那么，以我本人也公开主张过“不撤”为证据，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该片的解释错误，充其量不过是把该片未曾提及的王超华也一并归入到制作者们尖锐批评为“失去理性”的学生领袖一堆里去而已。

至于该片实际上的解释思路，我认为并不能简单归纳成关于“撤”与“不撤”之争。我把这部影片的解释归在我所谓“三方互动”式的解释模式中，我对这种模式的主要批评在于其对政府行为逻辑和责任能力的宽宥，以及对民众行为中主动性因素的忽略（见《新闻自由导报》235期《抗拒无形的黑名单（上）》）。


［原文未存手稿，发表于《北京之春》总第50期，1997年7月号，页12－14。据发表文本录入。原文刊本在这几页的页面下首，注的都是六月号，显然是从上一期撤下来，换到这一期后，忘记改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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