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孙立勇: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下）

孙立勇: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
——为赵昕的"赎罪"而感动

［续同题文章之三］


不知各位师友读了我的以上两段回忆有何感想？要知道，王忠贤和路洪泽只是“六四”屠杀后全国各地成千上万被冠以“暴徒”而遭受苦难的其中两位而已。

我认为：“六四”的民间直接受害者有两类人，一是死伤者本人及其亲属，二是因参与六四而坐牢者本人及其亲属。前者由于以丁子霖、张先玲两位老师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的道义力量感动了世界，因此这一团体已连续多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尊重与同情。后者亦即坐牢者则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学生、学者和“暴徒”。对学生，政府采取的是分化与轻判相结合的政策，基本上不打不骂；对学者，政府采取的是重判的政策，但不打不骂，因为这些人在国际上有着不同程度的知名度；对“暴徒”，政府则无所不用其极，重判、打骂、上刑、体罚、强制劳动——如果说中共是屠杀他们肉体的凶手，而我们就是屠杀他们精神的凶手！难道不是吗？——只要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十六年来为他们做过什么、做过多少，答案不言自明。用赵昕的话说：“‘6．4’暴徒”群体，孤苦无助地承受了无尽的苦难，却几乎被我们遗忘贻尽。

1996年初，受朋友之托，我收集了北京第二监狱反革命犯及“两乱”人员名单，并迅速通过秘密渠道带出监狱——

下面就是这份名单的全部内容
（摘自《走过冰山——一个中国良心犯的狱中回忆》附六）

北京市第二监狱在押"反革命"一览表 表（一）
1996、1、23


姓名 罪名 原判刑期 家庭现住址 备注
尚子文 反宣 6年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礼士胡同48号 2中队
任畹町 反宣 7年 4中队
胡适根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反宣 20年 北京语言学院学三楼11号
6中队
王天成 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反宣 5年 湖南省双牌县人民法院宿舍
7中队
陈子明 13年 8中队
王国齐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 11年 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后八村34 号 9中队
韩罡 反宣 12年 北京市宣武区米市胡同保安寺街11号 10中队
孙立勇 反宣 7年 北京市宣武区西便门西里15号楼508室 11中队
关键 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特务 20年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二区202楼三门14号 12中队
刘宝 泄露国家重要机密、反宣 8年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四区2号楼1204室 12中队（六四事件）
户力平 泄露国家重要机密、反宣 10年 北京市海淀区香山四王府40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李玉生 反革命破坏、反宣、流氓 8年
（因搬迁尚无位址） 12中队（六四事件）
刘子厚 持械聚众叛乱 8年 北京市宣武区三3街14号楼甲一号楼一 单元2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孙传恒 持械聚众叛乱 无期徒刑 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六公坟高家园小区一区8号楼3单元41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胡忠喜 持械聚众叛乱 10年 北京市宣武区先农坛东街12楼17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曹英远 反宣 10年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老钱局胡同12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顾连仲 反宣 7年 北京市崇闻区永内东街东一楼6单元402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宋凯 反革命杀人 无期徒刑 北京市西城区砖塔胡同89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唐勇 反革命伤害 10年 北京市宣武区棉花胡同上六条10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常景强 反革命伤人 无期徒刑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41楼109号 12中队（六四事件）
赵锁然 反革命破坏 无期徒刑 北京市门头沟大台西洼12—6 12中队（六四事件）
朱更生 反革命破坏 死缓 （因搬迁暂时无住址） 12中队（六四事件）
姜亚群 反革命破坏 死缓 （因搬迁暂时无住址） 12中队（六四事件）
李玉君 反革命破坏 死缓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一中李玉平转李玉君 12中队（六四事件）
陆志刚 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反宣 5年 （无地址） 15中队
刘京生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反宣 15年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28楼201号 16中队
陈晏彬 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反宣 15年 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东里第二干休所3楼7门601号 17中队
张纯珠 反宣 5年 北京市海淀区保福寺九一五楼二0八号 18中队
席阳 刺探、窃取国家机密 12年 8中队
王长洪 特务 15年 北京市安华里五区一楼2单元262号 12中队


北京市第二监狱现在押“八九两乱”人员一览表

表（二）
1996、1、23

姓 名 原判刑期 备注

赵锁然 无期徒刑 12中队
孙彦才 无期徒刑 12中队
张宝群 无期徒刑 12中队
张宝生 15年 12中队
石学之 无期徒刑 12中队
赵 庆 18年 12中队
刘建文 20年 12中队
汪永录 11年 12中队
梁云青 14年 12中队
霍连生 12年 12中队
梁志祥 10年半 12中队
王连会 无期徒刑 12中队
刘昆仑 13年 12中队
王 建 13年 12中队
柴 军 14年 12中队
孙振刚 14年 12中队
苏 刚 15年 12中队
常永杰 无期徒刑 12中队
贾马杰 13年 12中队
黄雪坤 12年 12中队
马士民 11年 12中队
王月明 13年 12中队
孙彦如 14年 12中队
刘春龙 12年 12中队
郗浩良 死缓 12中队
张 群 无期徒刑 12中队
许 宁 12年 12中队
彭兴国 15年 12中队
张宝军 13年 12中队
李长占 15年 12中队
张宝库 13年 12中队
唐 勇 10年 12中队
华思宇 13年 12中队
杨建华 14年 12中队
郭振波 13年 12中队
梁朝晖 13年 12中队
张胜波 12年 12中队
米玉平 13年 12中队
李志欣 无期徒刑 12中队
李红旗 20年 12中队
乔鸿歧 13年 12中队
孙 宏 死缓 12中队
廉振国 13年 12中队
高鸿卫 无期徒刑 12中队
于 文 12年 12中队
龚传昌 15年 12中队
张茂盛 死缓 12中队
董盛坤 死缓 12中队
张 坤 12年 12中队
马国春 11年 12中队
杜建文 17年 12中队
户力平 10年 12中队
张福坤 无期徒刑 12中队
李玉生 8年 12中队
陈 阳 15年 12中队
刘 旭 15年 12中队
常景强 无期徒刑 12中队
高 亮 无期徒刑 12中队
胡忠喜 10年 12中队
刘振庭 19年 12中队
曹英远 10年 12中队
吴春末 11年 12中队
关宝强 7年 12中队
张燕生 无期徒刑 12中队
牛叔亮 11年 12中队
白风营 13年 12中队
刘长青 15年 12中队
郑延生 11年 12中队
宋 凯 无期徒刑 12中队
孟繁军 13年 12中队
朱更生 死缓 12中队
杨光辉 14年 12中队
邓万玉 15年 12中队
吴瑞江 11年 12中队
马连喜 15年 12中队
陆小军 13年 12中队
牛占平 12年 12中队
宋世辉 12年 12中队
顾连仲 7年 12中队
段志君 11年 12中队
武春启 无期徒刑 12中队
杨 璞 死缓 12中队
刘子厚 8年 12中队
杨玉甫 15年 12中队
李玉军 死缓 12中队
姜亚群 死缓 12中队
孙传恒 无期徒刑 12中队
王连喜 无期徒刑 12中队
蒋 生 15年 12中队
刘 宝 8年 12中队
李福全 15年 12中队
赵玉水 15年 12中队
卢金生 15年 12中队
王鼎民 7年 12中队
李 涛 11年 12中队
王东风 13年 12中队
梁迎春 13年 12中队
郝富春 15年 12中队
路洪泽 14年 11中队
李增良 12年 12中队
刘育生 14年 11中队
梁振云 13年 12中队
闫建新 11年 11中队
张国栋 无期徒刑 12中队
祁振国 14年 10中队
善 辉 14年 12中队
康秀林 13年 10中队
冯立生 无期徒刑 12中队
霍建刚 11年 10中队
朱文义 死缓 12中队
苗德顺 死缓 9中队
王 谳 无期徒刑 12中队
孙伯光 13年 11中队
高振河 20年 12中队
王长洪 15年 12中队

说明：
1、表（一）是二监在押的罪名为"反宣"、"反革命集团"、"泄密"、"反革命破坏"等以"反革命罪"定性判刑人员，不包括"反革命特务"和"反革命间谍"。

2、表（二）是二监在押的全部115名"两乱"（"反革命动乱"、"反革命暴乱"——监里对"六•四"人员的称谓）人员名单。其中被判无期徒刑的20人，被判死缓的10人，有期徒刑的85人。

3、王长洪系台湾特务，因所谓的"煽动 学潮"被判刑，故列入上表。

4、孙伯光因盗窃汽车被抓，审查期间"坦白"窝藏枪支，结果盗窃罪被判12年，窝藏"六•四"枪支被判1年。因与"两乱人员"沾边，故列入上表。

5、以上情况截止到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
关怀他们就是在救赎自己！
愿与各位师友共勉。
孙立勇
2005年9月8日于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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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从政治代理人的角度看六四（1997）

——纪念“六四”八周年


在纪念“六四”八周年时，我想进一步讨论的是一个与民主理论相关的视角，即，可供选择的政治代理人。

从政治代理人的解释角度看，任何国家的民众都不可能长期地、绝对地控制在只关心考虑自己最短期最切身利益的状况。文化经济变化带来的社会张力发展到某种极限程度时，人们寻求解脱的眼光就会落到较为抽象的政治领域。这时，如果是西方国家，已经有公开活动和组织基础的在野政治派别就会出来填补执政党无法满足而民众高度需要的政治想像真空，成为释解潜在危机的政治代理人。法国刚结束的国会提前改选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一般西方观察家都把左派在选举中的胜利归因于多年积累的高失业率和欧洲货币统一前景的压力。身在西方，这些观察家没有也不必特别讨论这些经济压力和政治场面之间并非直线连接的微妙关系。不应忘记的是，右派希拉克总统当然也考虑过这些压力，他动议提前选举的赌注就是右派会在经济困境中取胜，这正是他急忙到中国访问、签订大笔贸易合同的主要动因！可是，说到底，民众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和希拉克总统讨论中法合同创造法国就业机会的细节呢？

更有意味的一个例子是上个月刚结束的伊朗大选，前任文化部长出乎所有内外观察家意料，击败了现任总理拉夫桑贾尼支持的国会议长而高票当选。伊朗实际的政治状况会因此有多大改变姑且不论，考虑到伊朗所有年满十五岁的国民都有权投票，而年青人求新求变的呼声正逐日累积，这位曾因抗议保守的文化政策而辞官的前部长填补了民众急需的政治想像真空，可以说是毫无疑义的。

回过头来看中国，这样的例子对我们有几重涵义。第一，在政治文化的意义上，它提醒我们，除了保障个人自由之外（见龚小夏《多数决定与个人自由》），建立一个能持久的民主制度还必须依赖于允许不同的政治代理人的存在。换句话说，保持立场对立的多党（或多派）公开共存比一党专制更有利于疏解危机。虽然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已形成的运作规则实际上是，只有“团结的大会”才是“胜利的大会”。因此，虽然党就是政府，无论是原则上的还是政策性的“内部”分歧都不应该向“外”泄“密”。长期以来，这样的规则不仅造成了顽固的“黑箱作业”传统，而且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思维。八九年戒严令的消息刚传出，赵紫阳手下的“三所一会”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六点声明》，“呼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象戴晴这样长期坚持独立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第一个反应就是，党内权力斗争正在试图利用群众运动群众，言外之意，一是运动不“纯洁”了，二是虽说党政一家，“高层”分歧只等于“党内”分歧，应受党纪管理，不存在“政府”分歧应对民众公开的问题。由于这种党文化、党政策、党实权的压力，广场学生后期的反应与戴晴类似，反复声明要“保持运动的纯洁性”，拒绝考虑任何可操作的政治代理人。象这样，永远把公开高层分歧等同于文化大革命时的以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来拉一派打一派，中国的政治运作就很难进入公开政治辩论的阶段，同时，对个人自由的保障必然会在很多情况下流于空谈。

第二，在观察史实时，法伊选举事例帮助我们认识危机状况下的真空所在和政治代理人的性质。由于多年的一党专政，也由于现有民主党派相对于青年团的“老年团”性质，当中国大陆的社会不满积累到一定的边界状态时，社会现有政治体系就表现得高度僵化，无法填补这种危机状况所创造的政治想像真空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体焦躁。即使赵紫阳的手下公开呼吁示威学生和群众把赵作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赵往年在体制内累积起来的形象却没有足够“不同”的感召力，同时，他在胡耀邦逝世以来的策略选择对亢奋中的群众来说又过于细腻，难于体会。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党专政或军事独裁的第三世界国家常有的现象：学生以其非政治、远离实际利益的社会形象充当了社会危机时的政治代言人。其结果是，仓促成立的学生组织必须在保持其“非政治”和“选区”性质的同时，能不断地谈论有关政治的话题。有前者，才有代表社会需求的资格；有后者，才能完成代表社会需求的任务。可以说，前者和后者的矛盾，八九年时突出地表现在绝食团和对话团之间，而最终的发展是，前者压倒了后者。至于高自联，如果有幸存活，它的重要任务恐怕就是设法保持自己的群众基础。

第三，伊朗的事例至少说明，我们过去关于中国政治改革的讨论中还存在盲点。伊朗的工业化程度并不比中国高，十五岁以上成员的平均教育水平同样未必高于中国十八岁以上有投票权公民的程度。在经济政治上，伊朗都还有相当严重的各种内外矛盾和问题。就在这次选举前，还有很多申请候选人被取消候选资格，造成选举只是走过场的印象，全部观察家的预测都落空。

这和目前中国正在试行的乡村选举有重大不同。中国的试验，虽然是差额选举，并不认可集团利益的对立，也没有把建立落选集团的政治活动规则纳入日程，极类似于经理选举。而伊朗的情况在于默认高层内有不同利益集团，也默认利益集团间会有的政治冲突，因而目标不仅是被动地维持稳定，同时是逐步确立处理高层冲突的法理基础和规则。杂文作者马悲鸣曾引用作家阿城的话，说过去皇帝皇太后的作用，不在直接制定政策，而是象国共两党或台海两岸这样兄弟吵架时，可以有人有资格扮演和事老，这就是处理冲突的法理基础问题。伊朗目前还谈不上高层冲突的公开，但正在发生的这种高层政治规则的建立，实际上就是逐步认可，在没有皇帝或宗教领袖能解决矛盾时，公民投票所代表的“匿名的大众”是冲突的最终仲裁者。这是向政治公开化迈进的重要一步。

最后，还想多说几句的，是关于封从德最近的文章。封从德发表文章（《新闻自由导报》235期，《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7.6.1），强烈呼吁试图解释六四者尊重历史细节，并以八年前广场上“撤”与“不撤”之争为例，批驳影片《天安门》的制作者。因为他在文章中提到我今日的外界形象和我当年立场转变之间的矛盾，引起一些朋友的好奇，希望听到我的意见。

原则上，我很同意解释者必须尊重历史细节的提法。这也正是我本人几年来一直强调的一点。但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和对学术界研究时间的逐步了解，我也越来越认识到建立假说以及在各种假说基础上进行辩驳的重要性。只有开展这样的辩驳，才有可能逐渐深化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认识，而不至于被历史细节束缚住手脚和眼光，终此一生只是那次事件的参加者，最好也不过是在道德反省基础上（侧重于心理需求）的精神十字架的负担者，却不能发展出具有思想深度（侧重于知性）的反省精神和批判眼光，以深化我们及后代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认识。换句话说，即使身为核心参加者，即使名列政府通缉名单的人，也并不当然地具有解释六四的权威。缺乏知性的道德反省，如同缺乏深层道德感的理性探索，不可能支持几代人持续的努力，也很难形成有益的文化积累。

具体到封从德最近的文章，我以为至少有两个问题。

首先是对影片《天安门》的评价。显然，封从德对这部影片很不满意，但他并没有说中这部影片的主要问题。我对该片也不甚满意。在我看来，《天安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以“纪录片”的名义制作“政论片”，特别是其前半段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部分，手法酷似《河殇》，对历史事件历史画面的剪裁取舍原则全在是否能服从于一个事先拟定的解释口径。我无意否认“政论片”的存在价值，也无意在此将该片与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发展出的整套文宣传统作比较（这种比较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当我在言论自由的美国看到过其他关于中国的历史纪录片，看到过蒋经国、杜聿明、萧华等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重大历史人物被置于同一纪录片中，以提醒观众历史事件与历史解释间的多重复杂关系时，我不能不对“纪录片”《天安门》的制作者感到失望，对他们回避提及自己“政论”立场、近似愚弄观众的态度河做法感到怀疑和不满。

其次，放过“纪录片”与“政论片”之不同，假定该片制作者正是我们要在解释层面上展开讨论的对手，该片对六四的解释是否如封从德所说，集中在广场的“撤”与“不撤”上，也还是一个大可怀疑的问题。据我看过的记忆（现手头没有录像带），该片并没有特别提及学生组织核心中的所谓“温和派”和“激进派”之争，更不必说具体到把我作为“温和派”的代表了。如果封从德不满意该片对“撤”与“不撤”的解释，那么，以我本人也公开主张过“不撤”为证据，并不能在任何意义上证明该片的解释错误，充其量不过是把该片未曾提及的王超华也一并归入到制作者们尖锐批评为“失去理性”的学生领袖一堆里去而已。

至于该片实际上的解释思路，我认为并不能简单归纳成关于“撤”与“不撤”之争。我把这部影片的解释归在我所谓“三方互动”式的解释模式中，我对这种模式的主要批评在于其对政府行为逻辑和责任能力的宽宥，以及对民众行为中主动性因素的忽略（见《新闻自由导报》235期《抗拒无形的黑名单（上）》）。


［原文未存手稿，发表于《北京之春》总第50期，1997年7月号，页12－14。据发表文本录入。原文刊本在这几页的页面下首，注的都是六月号，显然是从上一期撤下来，换到这一期后，忘记改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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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抗拒无形的黑名单 (1997)

——纪念八九民运八周年


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在中国，以北京为中心而全国响应，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和平的请愿示威持续了一个多月，终于遭到政府的武力镇压。至今，死伤者的亲属仍须自觉地把自己的亲人列入无形的黑名单。

对持续至今日的这种无形黑名单的默许默认，就是纵容自己对良心的否认，就是纵容自己与暴力同谋。更无须论那些积极活跃地为这种无形黑名单辩护的人了。与此同理，坚持纪念六四，坚持象香港支联会那样，不改变自己的基本原则立场，坚持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也就成了对每个人良知的考验。特别是那些八九年后生活在海外、不会直接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正视这种无形的黑名单，正视自己无法用“无知”二字轻易抹去的一段个人历史，正视自己改写口号的企图，已经成了每年六四将临时的精神炼狱。每个人都在默默地升华或沉沦。

正因此，这也是我们解读评论六四文字的一把钥匙。


一、

把生动鲜活的历史事件变成学院式的文字辨析是非常枯燥的尝试，但是一些基本概念是建设性讨论的前提，不可不澄清。具体到六四，第一个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定义北京发生的这一场事件。流传甚广的一种看法似乎是，一旦运动的民主性质不能充分建立，死伤者无形黑名单的存在就在所难免。

这样的争论常常忽略，定义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确认作为内涵载体的参与形式。同样常常被忽略的是，很多争论实际上正是建立在一些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对参与形式的事先假定上。如果把主要参与形式定义为“政治反对派”，就会不可避免地进入“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策略讨论。如果“完全是群众的自发抗议”，就会回避对当时局势变化的观察，以心理受挫解释集体行为的必要性和决定性作用。而最具欺骗性的一种假定，是将当时的形势变化纳入一个三方互动的模式。这三方是，共产党及其主持的政府，自由派知识分子，再加上以几个激进学生领袖为首的学生组织。这种假定基础上的分析，似乎同时照顾到了对政治形势的观察和对参与者心理条件的考量，因此有了更多的客观性。但正是在这种分析中，八八年底八九年初，因自由派知识分子参与造成的京城随处可感的躁动不安情绪，变成了党内改革派与某些知识分子联手合作沉着有序的一派乐观；自胡耀邦逝世至戒严开始后的市民反应，纯粹成了学生组织对知识分子理性声音的有意阻断，和对无知市民的肆意煽动利用。

这种分析的主要问题在于，在政府、自由派知识分子、学生组织、市民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等主要力量因素中，只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学生组织被当作有主动行为特征的变量，政府和市民群众只是作为消极变量而出现。

这样得出的第一个推论就是，无论中共政府有多少问题，它有权利（不是权力）按照它自己——不经人民通过合法渠道认可的——行为逻辑发脾气。如果它发脾气时您正好落在它巴掌底下，那么对不起，谁叫您不尊重这个政权的“客观”规律呢！中国人民的悲剧，因而不在于有了外加于他们、不受他们监控的庞大国家机器，而在于他们没有充分承认这个国家机器的“自在”规律，不会象自由派知识分子自认为擅长的那样去跟这个怪物共存共舞。根据同样的道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争取改革的人们当中似乎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宠儿地位，自认为有资格向一切不识时务地企图从理论原则或逻辑推理上探讨问题的人撒娇抱怨，似乎原则的探讨不仅是给他们正从共产党手底下偷得的一点成果找麻烦，而且任何原则性指导下的政治实践，在招来共产党的报复时，都只是自取其辱。这正是他们不肯直言的对很多中国大陆政治犯的真实看法。影响所及，一些本人也曾成为政治犯的人物，来到海外以后，亦热中于解释自己并不想惹共产党政府的初衷。

由这种推论指导的一种批评实践就是公开地以中国民主前途代言人的身份对中共和学生领袖学生组织采取双重标准。近年来颇多对八九学生领袖作为“公众人物”缺乏承担相应责任的批评指责，很多言之成理，本人颇为心服。令人诧异之处在于，活跃地指责学生领袖的人们并不认为任何中国政府领导人应当象“公众人物”那样——更不必说作为“公职人员”了——对他们每个人八九年时的言行接受质询或承担责任。这正是这些人与香港支联会的最大差别。如果所有这些口谈民主的人不应该象韩东方那样直接与中共政府在法理法制基础上理论一番，而只应该把这个政府当成另一种怪物来顺着毛捋，逻辑上，究竟谁在主张推翻、改换现存政府，倒真是个颇可玩味的问题了！


二、

这种三方互动理论中暗含的第二个推论是，八九年之所以走到一个无一方不受损的结局，是因为几个激进派学生领袖坏了事。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种意见，却没有看到这个推论的另一面。

如果八九年当时的局势确如所说，只在几个激进学生领袖的掌握中，则所有曾多少参与的北京市民都可列入受蒙蔽、受煽动的群氓之列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仅举一例。五月十九日夜政府宣布戒严，正是大多数学生领袖急于在手段上从激进的绝食向软化转变后退的时刻，同时又正是民众游行从请愿发展到示威的转折点。二者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利用与被利用。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失败找到几个明确的责任承担者，不失为一种摆脱沉重的捷径。但这种责任转嫁距离合理的历史解释实在还差得太远。

另一方面，作为一般的北京市民，不管教育程度如何，要跨过这道认识的“坎儿”，就要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当时对中国命运与国际形势的“无知”，以致误入歧途。言外之意，即，政治的参预须以有资格忝列“精英”为前提。否则，局势突变，个人受损，不怪自己倒霉又该怪谁呢！于是，无形黑名单的存在，不仅在中国大陆内共产党的压力下又，而且在海外得到自觉的维护：六四时北京的积极参预者们越来越羞于承认自己的“一时冲动”了。


三、

进一步分析，在这个推论中包含着两个与群众性政治参预相关的相当重要的问题。第一，八九年后吸收了不少贬义的“精英”一词，近年来又在重新获得某些正面的肯定。一些中国大陆的学者，面对几十年平均主义政治压力后接踵而来的商品大潮，正在呼吁重建“精英文化”和“精英精神”。本人以为，反对“媚俗”“从众”、提倡批判反省等独立思考的“精英”文化精神必须提倡，而保护“黑箱作业”、压制参与权利的精英政治特别是有各种理论或明或暗支持的政治实践中的精英特权，必须反对。任何人，无论教育水平高低，对国际形势的最近发展了解多少，对国家政策目前的困难程度体会多深，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而且有权利在宪法保护下选择自己表达的工具和渠道。举例来说，在当前的中国经济转型中，大批国营企业职工和他们的家庭正在成为因过时制度造成的国家负担的直接承受者和转型的牺牲品。在非自愿的情况下，他们的牺牲成就了一大批半官方公司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转化，也成就了一大批在这些半官方公司中养肥自己的原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这些职工和家庭当然应该有权利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不安、不信任、焦虑，要求政治表达渠道和政治保护措施。再看八九年，尊重历史，我们就必须记住，那一年镇压中的每一例伤亡都是在不承认个体区别、由偶然性决定的情况下造成的。因此，八九年暴力镇压中的伤亡者，无论原来是什么身份、什么教育程度，都有权利要求历史认定他们受害的无辜性质。八九年群众运动的每一个参加者，没有任何必要把认真检讨自己的心路历程，等同于自我否定当初参预的权利。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群众运动式的广泛性政治参与在法制仍待健全的社会中的合法性。中国人的著述常把这个问题在八九年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混在一起，在参与形式的表面类同下，掩盖了权力结构带来的根本不同。

红卫兵运动是以官方主导意识形态的实际执行者在社会中出现，并据以设定理想的社会成员的标准和规范，实际裁定各个社会成员的等级并因而获得打击“等外品”的权力。这是为什么红卫兵运动中会有前所未有的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和骇人听闻的暴行共存的基本原因，也是为什么有些社会学研究者正在试图做红卫兵与纳粹法西斯比较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八九年的运动与此有根本不同。八九年是从官方意识形态的边缘出发，在其整体逻辑结构中寻找尚未充分界定的话语，通过向权力中心意识形态的逻辑挑战，来争取生存空间和活动空间。八九年的学生虽然试图将自己的行为和形象在绝食这样的极端行为中纯净化，这些企图不具有为其他社会成员建立规范和标准的内涵与效力。看看《绝食书》，这些“孩子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是在对“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说话。换句话说，八九年式的运动从没有、也不可能获得为其他社会成员划等级并进而排斥打击的权力。广场后期对指挥部内部建立等级制度等企图的及时强烈的抱怨和批评，正说明了这种运动无法把与其基本逻辑相悖的等级划分引入执行层面。更不必说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执行了。这样的运动，与纳粹法西斯无从比较，与六十年代初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则有本质上的共通点。

由于人类社会极大的复杂性，无论法律制度相对而论多么健全的社会，都无法在绝对意义上充分理性化，因而也就为边缘话语挑战权力中心留下了永远的可能空间。旧的边缘话语走向中心，新的又会出现。当某次社会运动所代表的是这样的挑战时，权力中心得以实施压制权力的定义界线就会变得高度模糊。这正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中国八九年运动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这两个运动在各自社会中史无前例的地位同时决定了它们所包含的巨大可能性，和占领华盛顿大草坪长驻不撤的示威专业军人的抗议有着层次意义上的不同。后者时袭用社会默许的运动模式来寻求社会结构认可的利益目标，实施中却超过了实际制度能容忍的弹性。前者则是旨在改写允许模式及其掩盖下的基本原则，同时也要改写现制度允许的弹性范围。


四、［出名与匿名之外］

确实，在参与方式上，八九年与文革有一些表面的类同。除了邓小平注意到的“娃娃们上街”以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以社会劳动分工下的行业为基础的、具选区性质的基层群众组织。这里，和文革时期的根本差别仍然是在与权力中心的关系上。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的是，八九年的这种方式与中国民主运动近二十年来的主要趋势也不同，其后果和问题常常被民运固有的思维定势所忽略，是无形黑名单得以持续的又一因素。

文化大革命中期直至八十年代末，除了仅在八十年代初有过一次的竞选人大代表，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多在少数精英讨论求索，和突发且不具持久性的群众场面这两极之间摇摆。其中精英求索的主要参预方式就是同仁团体，从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到七九年西单民主墙，直到王丹在北大的民主沙龙，基本属于这一“出名”类型。而大学生在八十年代屡屡挑起的上街游行则多属于后一类“匿名”型，或是完全没有组织，或是只敢采取极端秘密形式，如柴庆丰事件时北大学生试图组织的秘密委员会。“出名”型，参预者的个人身份获得了远远高于其作为抽象社会成员的价值；“匿名”型，参预者的抽象社会成员身份则完全取代了民主赖以假定的参预者个人的责任能力（这里暂且不谈当时中国大学生享有的特殊抽象身份）。

八九年展现的是城市社会成员在二者之间找平衡的努力和尝试，平衡的焦点在于联系抽象身份和具体身份的社会组织要具有选区性质，使这两种身份能够会合于原则上不受政治斗争直接控制的“选民”聚集区。八九年的北京人还没有从他们的历史条件中走出得太远，他们发现的最方便的渠道仍然是他们的工作单位。一时间，各单位的旗帜飘满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以所属工作单位为政治参预的基础，改变了必须是已经获得了启蒙意识的个体精英的模式，也改变了一拥而上时除了便衣谁也不打听他人身份的默契，反映出向“选区”式群众参与发展的愿望和可能。但是，这种发展第一不能等同于真正的选区，第二当时的参预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里面所包含的完全和不完全的合法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工作单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性质发生了显著转变，意识形态上控制个体的功能已成虚设，但限制其定义的权力没有变，表面的定义也还没有变。镇压发生后，工作单位作为政治肌体的基层部件，控制的定义和控制的功能之间的反差，突出表现在以单位身份压抑取代个体身份，以便保护个体。

出于同情和理解，也是出于同样的处境同样的恐惧，我们曾热烈欢迎并支持大多数北京人在六四镇压后选择的这种与政府对抗的方式。在每个个例中，六四前的所作所为成了公开的匿名，那时的一切被转化为无主名者的行为。八年过去了，赤裸裸的政治军事高压已非每日的现实，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检讨当时行为的后果，认识在那种特殊的无言抵抗中隐藏的不公正——原本是成千上万个具名个体的汇流，现在被外在地划分为可匿名和不可匿名两部分。当不可匿名的那部分被简单地划在“出名”一类时，不仅中国民运又走回到了八九年前匿名出名两类划分的老路上，而且，那些不幸无法得到海外注意，特别是那些由于大兵偶然击中造成肉体伤亡而永远无法进入匿名群的、原本同样普通的参加者，就注定要被所有的人遗忘在历史的阴影里。坚持不肯被遗忘的本人，和坚持不肯遗忘的亲属，就成了方政、丁子霖、李海这样孤独的抗争者。而他们又只是被迫匿名者中极少的一部分。


五、［追究直接责任者］

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答谁是无形黑名单的直接责任者和主要维持者，就必须坚持追究官方的责任，持续不断地要求重新评价六四镇压。

日前看到香港现任立法会要求中国政府重评六四的报道，其中提到香港自由党议员表示对八九年当时谁对谁错不好评价，因此对这一提案只能弃权云云。这种说法之不能成立，就在于其前提是假定谁对谁错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可讨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已经被政府暴力强权贴上了封条的凶宅。与八九年新闻工作者抗议“不要逼我们撒谎”的情况一样，今日中国大陆境内的公民，在正常的公开生活范围内，必须接受政府暴力规定的结论，异议只能假以匿名。该议员想必还没有糊涂到以为八九年以前被“逼”撒谎的新闻工作者那时已经都在黑牢里走过一圈了。这里要争取的，是一个既非追求出名、亦非满足于匿名、而是要每个公民都可以堂堂正正地以自己的本名负责任地说话的政治环境。愿不愿说、什么时候说、怎么说可以是每个人的选择，至少那些选择了愿意现在就直接说出来的人应当没有受政权机关政治迫害或经济要挟的顾虑和危险。

与这位议员的说法异曲同工的，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八九年前后政治角色的辩护。这就回到前文涉及过的案例：美军将领麦克阿瑟出动坦克机枪驱逐在白宫前大草坪（实际上是在对面的河岸上）安营扎寨长驻不撤以抗议的退伍老兵。比较军事力量在这两个事件中的作用牵涉若干层面的问题，需分别说明。

首先，两个事件中，抗议者与现存制度的冲突方式冲突程度有所不同，上文曾谈及。尚未说明的是，在一九三二年武力驱逐示威老兵时，虽然老兵们一直注意到自己的要求应有局限，这种有限性并未被出兵驱逐的当局承认。现场督战的麦克阿瑟将军当天夜里就绝对肯定地对新闻界说，他所执行的是胡佛总统最英明及时的反对共产主义分子颠覆美国政府和社会制度的阴谋暴乱，胡佛及其主要行政长官口径一致的解释来得都比这位将军晚。麦克阿瑟还说，如果当天被驱散者中十个里面能有一个是真正的老兵，都足以使他惊讶。而紧随其后的，是行政和司法部门不能不做的调查，结果证实百分之九十四的参加者名列领取退伍救济金的注册名单。正是这些调查和媒体公开的辩论或攻击，在随之而来的几年里损害了将军的名声。他后期恢复了的名声明显影响了后人对一九三二到一九三四年他政治声誉的理解，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可知，即使客观上的冲突方式和程度有不同，这种不同并不就是一个政权使用军事武力杀伤和平请愿者的合法性证据。权力中心需要意识形态的解释。这也是同样的军事驱逐场面即使在美国也没有重演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象当初的《排华法案》不会再以简单方式重演一样。

同时可知，两个事件中，善后的责任负担截然不同无从比较，是原引述者（有意？）回避了的。如果一个政权确是出于不得已而动用军事力量对付非武装的示威民众，军事领袖与该政权中政治领袖在善后中自然需要密切配合。但配合到压制新闻报道、禁止行政单位或任何公民个人相对独立的调查，就绝不是“国家安全”“紧急情况”所能解释的了。


六、［军队国家化？］

这就与军队国家化的话题有关了。如果说军队国家化的标准是军队运作只接受国家权威，不受个别军政领导人或政党政治的控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说从其建立之日起，就符合这样的条件。由提升、扩编等一系列具体实施制度决定，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在军队内部的威信再高，高不过他们作为党和（建国以后）国家代表的形象，也因此不足以支持个人的拥兵自重。军权问题必须在党内解决，即使毛泽东亦无例外，这正是毛泽东整军事强人的拿手好戏。建国以来的唯一例外就是捉拿四人帮，仍然是迅速转换成政治戏。因此，中国军队国家化的关键不在这支部队缺少理性和敬业精神，也不是解放军某部只接受个人权威而军令有所不从。

中国军队今日的主要问题在于两方面。第一是它在高度自成体系的制度下，除了共产党中央内权力平衡的制约，不接受任何机关的监督。即使军队直接涉入政治决策甚至直接涉入经济活动以至贪污犯罪，不待军队自身出现危机，问题便无从解决。就这一意义而言，今日解放军的发展趋势不是乐观者愿意看到的军队国家化，而是一个绝对的独立王国，像泰国军队那样，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财政方面都不受监督地独立于它本应绝对服从并服务的国家。

第二，这支军队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充其量只是不参与党内派争。它还没有见识过非一党专政的政党政治，还没有机会服务于一个不受制于一党专政的国家机器，因此，它还没有表现出区分国家危机、党内危机、政府危机的能力，它对党外政治歧见冲击的抵抗力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只要设想一下，今日台湾的军队是否要特别服务于国民党、民进党、或新党，就能理解真正的军队国家化在这一点上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八九年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在国家尚未遇到决定性危机的时候，以军事力量支持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现有生存状态，以武力解决该政党政府与和平示威者之间的政治矛盾，其军事介入是从军队国家化方向的倒退而不是向这个方向的进步。这一点在六四的善后工作中表现更为明显。直至今日，国防部长迟浩田仍希望他的听众信任他作为军人的职业道德，相信他的保证，在他总参谋长任上，天安门广场没有死过一个人。

我们怀疑他的话，不是因为怀疑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经历，而是因为他的军队正和政治联手，继续遏止有关六四的不同声音。不到六四事件可以公开独立地调查的那一天，不到当时所有外省赴京学生都可以公开查找下落的那一天，我们无法信任迟浩田军人的荣誉。在驱逐示威老兵的当天，艾森豪威尔对麦克阿瑟曾有过另一个忠告，是这个案例的中文引述者未曾提及的。当麦克阿瑟得意洋洋赶去新闻发布会时，他当时的手下劝告他把这种事留给文官办理，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次真正的军事部署，而是一个政治行动。什么时候自认已经迈向军队国家化专业化的迟浩田国防部长及其辩护人能够承认六四镇压的实质不是一个军事计划，而是军队被政治利用呢！

同样从这个角度看，市民的徒手挡坦克与军人的敬业精神失去了相比的可能性。

更何况，直至今日，六四镇压的军事威慑力量仍是维持无形黑名单的主要因素！

六四过去八年了。笔者愿在此重温香港支联会始终不变的要求，以坚持抗拒无形的黑名单，并纪念所有的牺牲者：

释放民运人士
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此篇于1997年六月同时发于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和北美《新闻自由导报》第235、236期。后者发表时增加了小标题。我手里目前只有第236期，现将后面三小节的小标题附在各节开始的方括弧里。前面三小节的小标题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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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以深化理解纪念六四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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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过去七年了。七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发展转移了绝大多数大陆人口和国际社会对七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的注意。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固然多致力于分析、预测当前的政治经济动向，即使流亡海外的民运人物也不得不在新形势面前重新选择政治定位，其中不乏暗中摩拳擦掌、只待国内政局有变即回国参加竞选的有志之士。如果将香港亟待解决的民主化问题作为特例，则一般的情况可以说是，时间已多少消磨掉了六四纪念中行动的紧迫性，暗含的仪式概念越来越强。在这样的纪念活动中，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八九年北京之春所传达的信息不可避免地高度浓缩、抽象化了，不同立场观点之间的争论也常常胶着在概括性的结论上。从另一方面看，时间的消磨同时把六四从当前政治中适度地解脱出来，使我们得以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审视，重新认识这五十几天是中国历史上时间最短，中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和重要社会集团都高度紧张地投入表演，而音像文字记录最为完整的一个阶段，因而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了解当代中国的最重要的窗口之一。问题在于，由于上面谈到的原因，这个窗口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认真核对史实，寻找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仍是在纪念六四时不可忘却的任务。这方面严肃认真的努力不仅会具有学术价值，而且会对认识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和变异、对认识今日中国的政治发展前景有所助益。

虽然现在对六四的研究还不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成果。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小雅在政治压力下完成、尚未正式出版的《八九民运史》。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试图通过这一事件来认识当代中国的努力中，也存在着一些相当严重的问题，影响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其中两个主要问题是急于定性和局部套用现有理论。

第一个问题为中国大陆多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受政治左右的后遗症，不仅表现在言论著述中重视概括总结多于分析考察，而且在于视其概括和总结为研究的最终目的，象是年终总结，或是盖棺论定，先要定其基本善恶，方能论及其余，而确定“概况”之后对“其余”的谈论则常常落入罗列证据。对于定性的关心和重视自六十年代末即成为中国大陆群体或个体下意识行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年代对定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重要性有过大众化的反叛，其表现主要为另一个极端的“定了性也不管用”，“定性管不着我”。这种反叛有助于大众心理平衡，却很难应用于以真理为旗帜的学术研究和以正义为号召的狭义政治行为。因此，如果不是回到“述而不作”的传统，则即使提倡开放自由的知识经营们也难于从追求定性的习惯性思维中解脱出来。这种情形只从胡耀邦逝世之初开放派竭尽全力为他争取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就可见一斑，其中涉及的多为当今海内外认可的中国知识精英。要深化认识，首先要摆脱这种思路。具体到六四，即使是在政治上无保留地反对政府镇压，支持学生和民众的原则性要求，在研究中也必须认识到当时情况的复杂性和运动呈现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变异状态，要尽力避免以政治立场代替对关键性细节的考察。比如，对某一策略的肯定或否定有可能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占领或撤离天安门广场，离开具体日期里变化中的形势就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简单化得结论。胡平“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理论有其薄弱环节，但确实考虑到了当时小环境内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同时，对参与六四的重要人物，要确认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同时要分辨各人自我声称的政治原则立场和当时所主张的战略策略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批评某一策略主张不等于指责主张者声称的原则立场，更不等于对主张者政治生命的盖棺论定。陈小雅在评价陈子明于八九年五月所采取的策略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媒体缩减到只有每年一度的集中报道的情况下，仍然避免简单化概括，坚持深化对这一事件的认识。

第二个问题不仅中国知识分子的著述中有，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中同样有，而且由于西方学者的身份，又因其为美国学院中可接受的一般做论文的模式，而在进一步的探讨中造成困惑。但这个问题并非没有其合理性基础。西方学术研究模式的重要一环时提出假设并加以论证，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如此。关键在于这个假设不同于中国学术传统中的结论，假设的范围和前提必须有清楚的定义，至少要假定著述的目标读者（群）对定义范围都有清楚的理解（我曾在去年纪念六四时涉及［谈及］这个问题）。这是西方学术不断分科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我门下，对定义领域和前提条件不必多加解释；不在我门下，不必与之言。这种学术发展的基础条件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到历史学和文化研究的巨大冲击，但远未失去其权威地位。因此，在面对西方理论时，我们仍需时时提醒自己，认清许多并非如著述者所假定的“不言自明”的定义范围和前提条件，避免将自己限于别人假定的局部性讨论中。在关于六四的研究中，这个问题的基本表现为在这个大规模复杂事件中选取一个特定角度，一个特定侧面，套用现成的西方理论展开分析。其前提是对现有西方理论的无条件接受，忽略中国现实可能对现有理论提出的质疑和补充；其侧重点在于对西方读者解释中国现象，因而常常不可避免地在将中国现象作西方化解释时造成另一类型的简单化。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Wasserstrom 关于八九年学生将政治运动剧场效果化，并与五四等以前的学生运动作比较的研究，和他对六四悲剧性质的讨论。即使充分肯定他的成绩，这样的研究也很难帮助我们深入认识为什么这一次事件发生在这个特定事件，表现为这种特定形式，引向这样一个特定结果，以后的类似事件是否必然重复这一过程。比较而言，佛吉尼亚大学 Israel 教授关于中国学生运动的研究就考虑了更多的历史因素，扼要地描绘出学生集团和政治统治集团之间关系在二十世纪中国发展变化的轨迹。简单说，这仍是一般化和特殊化的问题。但只有当我们能充分认识了解某一事件的特殊性，这个事件才有可能在我们努力把握一般性的过程中真正具有积极意义。

我以为，在研究六四时，我们应当充分地利用西方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搬用现成理论，同时充分考虑历史性因素和事件的具体发展过程。这些考虑应体现在探索各个关键时刻存在的多种发展可能性和实际发生的选择，解释最后选择的内在逻辑，保持六四研究的开放性，从而既避免拘泥于现有理论，又避免简单罗列史实。在这方面，陈小雅的书稿同时提供了成功和不大成功的例子。在讨论运动开始阶段时，她提出，如果蒙冤去世的是党的总书记，恢复名誉应当是党组织来负责，而从四月十八日起聚集在新华门前的人们就高呼“李鹏出来！”，而不是要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出来。逻辑何在？她给的回答有可商榷之处，问题却提得正在点上。同样是讨论运动之初，虽然她承认对胡耀邦的充分了解并非群众悼念活动的重要起因，她还是花了一整章的篇幅回顾胡的一生。在我看来，这却是明显地超出了讨论八九民运史的相关性界限。

进一步讲，在考虑到可能应用的理论时，我以为，八九民运首先是一次政治运动，以政治组织的形式出现，提出明确或模棱两可的政治要求，以政治理想为号召，以对现政权的挑战或要挟为手段，追求现实不现实的政治目标。因此在考虑特定的历史条件后，我们必须考虑其政治学的意义。其次，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上面列举的这些政治特征在八九年的中国还都处于其发展的极为早期的阶段。因此，整个过程又呈现出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特征，不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成熟的政治组织所采取的行动可以比拟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考虑社会学的各种因素。再次，我们还需要考虑经济改革的背景及其对社会心理的压力，因而有参考经济学、心理学等理论的必要。由于我们的目的是对八九民运作为一个整体事件有更清醒的认识，所有这些可能的应用都必须随时准备讨论对我们在各阶段所设假定的反证，因此必须随时考虑当时的历史具体性。由于我们为自己设的人物，我们不可能象只在某一特定领域里忙碌的西方学者那样，对其假定之外，同一事件内包含的反证置之不顾。举例来说，胡耀邦逝世之初，学生究竟是如何开始运动起来的，很多中外学者在这个问题面前都直接跳到此前王丹等政治活跃分子在北大等校园组织的社团活动，将其与这些人后来在运动中的突出地位直接联系，建立起一种必然性关系。而根据《回顾与反思》，九一年聚会巴黎讨论的学生领袖中，不止一人证实，在胡耀邦刚去世时，王丹等人决定他们的几个社团组织应当先保持观望态度。天安门的游行从四月十七日开始，北大学生只是在十八日深夜才第一次结队走出校园。既然如此，为什么王丹仍然在运动中迅速获取重要的领导地位？这样的反证必然迫使我们更细致地审视政治运动中代表性人物和运动发展必然性之间的关系。这样不断提出假设，不断考虑反证，我们不仅能使保持开放的六四研究有益于对当代中国的了解，而且可能同时为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

所有这些当然还只是愿望。只有在实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在不断考虑并改正可能的错误中，这样的目标才会逐步向我们靠近。在纪念六四七周年之际，我知道，我将继续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1996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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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略论学生的群体形象及影响〉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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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美国的前几年，我写过若干有关八九民运的讨论文章。这篇文章是我在1992年连续发表的四五篇文章之一。当时似乎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后来我也没有继续有关讨论。

那时人们的注意力似乎更集中在所谓的“学生领袖”个人身上。根据李录回忆录改编的电影《移山》1993年开拍，1995年发行；同年卡玛韩丁的电影《天安门》也正式放映，对八九民运的热情集中在学运上，对学运的关注又聚焦在“学生领袖”头上，终于发展到要指名追究学生个人的责任乃至强烈谴责。关于这个问题，我会把我后来写的“我的‘学生有错，政府有罪’立场”一文上传并张贴在这里。

到八九民运十周年的1999年，大多数关注八九六四的同胞再次意识到主要问题在于政府而不是学生，主要的关注在于被难受害者而不是少数“领袖”，同时，由于主要批评对象柴玲等人退出相关争论，这些谴责也开始慢慢冷却下来。

大约在这个背景下，反思八九民运和学运的焦点逐渐从个别学生领袖人物转移到学生组织上来。在这些嘈杂的指责中，始终不屈不挠地为柴玲和其他人辩护的一个主要声音来自封从德。封从德长期以来致力于收集有关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史料。此前由他主导的“六四档案”网站（现因他离开，已由“中国人权”收回），数年来已成为相关资料的重要储存库。在为后人寻求真相而保存史料的努力中，封从德功不可没（与他类似甚至比他开始得还要早，很多其他人特别是很多香港朋友也一直在努力收集保存相关史料）。

反思聚焦于学生组织之后，封从德的辩护方式发生若干变化，主要是在那些没有直接受到指责的人（比如我本人）或组织（比如北高联）当中寻找与柴玲等人类似的言论。在我看来，他的长处是坚持依赖第一手原始记录；短处则在于忽略具体言行的具体场景因素。例如，他找到当时的录音磁带，说明我在1989年5月14日夜里也曾表示“不撤”，作为回答别人指责广场指挥部坚决“不撤”的论据。首先，我以为，是否同意撤离广场，不足以成为评论当时组织和个人的决定性标尺，这一点，封从德的论述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点以外，如何理解并进一步阐释当时关于“撤”与“不撤”的持续争论，却被搁置一旁，则未免遗憾。我希望自己能够在今后的持续反思中，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探讨。

其次，具体到个人经历，我会把从前写过的“绝食团出发”、“我和十二学者上广场”、“我所知道的对话团”等文章陆续整理上传。绝食初期的一些重要细节，以往没有写出发表，也将陆续整理上传，以便厘清史实，梳理脉络。我从5月12日夜到5月15日凌晨的活动，范围相当广，包括和戴晴的接触，在广场上和王丹、马少方共同召开绝食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参加5月13日夜在统战部与阎明复的对话，5月14日上午到下午争取十二位学者上广场，当天下午冲击正在进行的阎明复、李铁映和对话团的对话，等等。到了代表高联在广播喇叭里说“不撤”的时候，那十二位学者早已离开了广场。在这一系列活动中，虽然身体极为疲劳，精神高度紧张，常常出现言不及义、出言不慎甚或言义相违的情况，但我的前后言行中并非毫无逻辑可寻。仅仅寻章摘句般找出“不撤”的录音，并不足以说明问题。

最后，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是，这种论述方式很容易重新陷入一个误解的怪圈，即：八九民运就是学运，学运就是学生组织，学生组织内部非常混乱，所以八九年就是一片混乱。这样的推理方式，只是把从前那种论述里的“学生领袖个人”置换为“学生组织”，然后在这个孤立出来的目标内部找缺陷，从而达到抹杀整个八九民运的结论。问题其实出在玩弄定义模式上，把八九民运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在定义过程中窄化又窄化，这个怪圈才能玩得转。

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比封从德等人近年来关于学生组织的论述，我以为自己这篇论述学生群体形象的短文虽然是十多年以前写的， 但还是包含了较多的历史性思考。八九年的学生组织，无论名头怎样，毕竟都是在仓促中建立的。任何类似的政治性组织，处于瞬息万变压力巨大的事件中心，要想表现得“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万众一心，有着钢铁般的纪律，恐怕都不过是天方夜谭。当时学生组织内部状况的史料和细节，必须收集整理，才能使后人更清楚地了解当年的真相。但另一方面，我也坚信，以学生组织在绝食发动后的混乱来评价八九民运，尤其是以此来评价六四死难者的意义，是根本错误的。

学生运动在社会上形成的巨大感召力，其实是在学生组织仍处于雏形状态时爆发出来的。无论是社会民众还是共产党和政府，当时都是在对这个巨大的感召力做回应，而不是回应哪个具体的学生组织。历史地分析认识八九民运，我们有必要适当区分“学生”形象和学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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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略论学生的群体形象及影响

图片摘自联经1989年版《天安门一九八九》，联合报记者 冯立罡摄影


略论学生的群体形象及影响
——兼谈对八九民运的研究


一九九一年，我为《新闻自由导报》写过一篇题为〈一次人民的示威〉的文章，记述八九民运时的“四·二七”大游行。文中，我曾试图强调这次游行的成功不是由于学生组织得好，而是由于北京市民承担了主要的压力。一九九二年五月一日，中国留学生主办的中文电子杂志《华夏文摘》连载该刊“史料选编”专稿〈三年前这一周〉，也讲到“四·二七”大游行，却说“此次游行组织得非常严密”。这是否和我的结论矛盾呢？我以为，澄清这个问题，对于认识八九民运期间某些重要现象有决定性的意义。

问题在于，北京学生群众表现出来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是否等同于当时北京学生自治组织的工作能力。这不是说要对某一阶段的某一个学生组织作价值判断，而是进一步地，如果二者不等同，那么前者施加于市民、政府包括其中的改革派以及竭力调解派）、社会各界（包括当时的知识界以及后来的海外各界）以及学生本身的印象及连锁反应会是什么。

以八九年四月份的活动为例。从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到四月底，几乎天天有学生上街，但使人们深刻感受其组织性纪律性的主要是两次：四·二一至四·二二的胡耀邦追悼会和四·二七游行。我本人是四·二一夜里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加入到学生队伍中的。我当时加入的一个最直接援引就是看到学生游行队伍的有秩序。我曾在八九年这样写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都有手拉手的纠察队，显示出一种出乎意料的组织性、决心和力量。我觉得不能不对这次学运刮目相看了。这时我就很想了解其中的内情，⋯⋯”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流亡海外的、当时已卷入学运（或民运）很深的吾尔开希、封从德、沈彤、吴仁华等人都没有证实过对这次行动有效的组织准备——我的重点在“有效”“组织”四个字上。对那次的组织准备工作我没有发言权。不过，四月二十二日，我在人民大会堂前几度以本校学生代表的身份参加各校代表会议，就开始体会到前一天晚上学生队伍表现出的组织性纪律性与学生中实际存在的组织的运作能力并不是一回事。事实是，虽然当时还未曾出现一个正式的各校联合组织，学生队伍已经开始以其深具自律性的外表震动政府，振奋民心，并壮大自身的队伍。四·二七的事情更具代表性。四月二十五日晚，在四·二六社论广播的前一刻，北京“高自联”召开第一次各校代表大会，决定二十七日大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举行不定期静坐。社论的播出引起严重关切，但没有改变这个决定，只是补充了决定的细则：如遇强硬阻拦不能到天安门广场，甚或不能出校门，则在校内静坐；如遇强力干涉，则在各校分别绝食。二十六日，上午高自联举行了第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和第二次代表会，下午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干部大会布置坚决制止动乱。这天晚上，政府方面通过基层学校找到高联首届负责人，多方设法施加压力直至下半夜，迫其以个人名义签名并加盖刚在代表会上宣布为高联代用章的“祖国万岁”印鉴，专车送其前往各大院校和高联联络点通知游行取消。所以，二十七日早上，首先行动的几个学校的学生不仅是冲破军警阻拦，而且在出校园第一步时时冲破了某种统一组织的默契。各校决定出校园的经过不同，目前在海外至少有北大、师大等校学生领袖可作证明。因此，与其说学生群众表现的高度自律性是由于组织工作的结果，不如说是对政府强硬的政治处理态度的反弹。第一次是由于北京市宣布四月二十二日晨八时起天安门广场戒严；第二次是由于那篇“文革”腔的社论和层层传来的各种压力和消息。即使这样解释，仍有简单化的嫌疑。把运动初期高度自律性的问题开放，才有可能进一步揭示运动后期学生群众和学生领袖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揭示事态发展时不同层次的原因。

我相信，一个刚刚成立两天的群众组织，其负责人在复杂的政治条件下作出不合实际的决策是非常可理解的事（这位负责人因此而在四月二十八日高联第三次代表会上辞职获准）。问题是，“学生组织得非常严密”的外在印象引起了什么连锁反应。

这里我只能简略举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都发生在五月四日以后，因此有必要再对五·四学生宣布复课作几句说明。五月三日夜，全体高联常委齐集北大准备五·四宣言，几乎通宵达旦，疲惫不堪，有关五·四游行的一些安排因此没有得到深入讨论并形成书面决议，其中就包括复课决议。结果，五·四公开宣布复课引起高联内部组织危机。五月五日上午，包括主席在内，两名常委辞职，一常委遭罢免，另一常委院校遭抵制。从五月五日到五月十三日绝食开始，是高联从总部到大多数院校基层组织的一段危机时期。而外界对学生的内部危机毫不知情，学生保持了一种有组织、知进退（包括知道适时复课！）的整体高大形象。

学生组织实际状况与外部形象之间的差距首先影响了急于改革的知识分子对形势的看法。比如，据我所知，在学生决定绝食之前，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已经在着手准备他们的〈“五·一六”宣言〉，其中一些发起人现在也在海外，似乎还没有谈过这个情况；又如，五月六日，我正焦灼于组织危机，希望找到不公开渠道与政府沟通，以外部成功减轻内部压力，却发现我找的那位精英（现在国内）对造反的形势大为看好，正积极串联新闻界请愿。我认为这两例都是忽略五一以来官方对示威的温和回应，要乘学生之“胜”追击，对政府继续施压，以加剧政治危机的态势。

其次，这一差距反作用于学生，加剧了激进学生在复课后的失落感而不是成功感，同时减轻了温和派学生的责任感。比如，北大五月五日群众投票，约三分之二的人同意继续罢课，但到五月九日十日，复课学生越来越多，几达三分之二，筹委会不得不（这种“不得不”很耐人寻味）在每晚例会上分派积极分子到各教学楼门前宣传堵截；又如师大五月九日晚在高联代表会上宣称要从十日起重行百分之百罢课，但十日晚我在北大即见到师大“特使”手持吾尔开希（这一时期我把他划入激进派）签名并加盖“祖国万岁”印鉴的条子来求援，索求有关继续罢课的宣传品。另一方面，成立于五月三日，五·四后才开始每天活动的对话团，有温和派的代表性，却一直处于与基层学生脱节的状况。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我几次请他们将准备的对话内容简明化、口号化，以便宣传组织学生群众，都被谢绝，理由是绝不能在对话正式开始前让对方摸到己方的底，以至绝食开始时，几乎没有绝食同学知道对话团作了什么准备工作，对他们毫无信任。这是五月十四日绝食学生冲对话现场的重要原因。对话团负责人对我说过，你们高联把这些组织工作抓起来就行了。这明显十将高联组织理想化，没有注意到或者说不愿考虑当时高联曾几近瘫痪的事实。

第三，对学生力量和学生组织的理想化，使政府内的调解派只将注意力集中于若干学生领袖，忽视了——或者说这种情形帮助他们无意中回避了——直接向群众施加影响。就在最近，我得知当时致力于调解的一些干部仍然认为他们曾说服了某某学生头儿，只是受到另外某某学生的阻碍，才再次陷入僵局。但这只是非常表面的现象。五月十三日绝食开始第一天，发起绝食的十一人成为当然绝食代表，其中大约五人参加了晚上与当时统战部长阎明复的座谈，五人中至少三人在十四日中午已同意停止绝食。但这些学生和与之交涉的官方人员一样过高估计组织和领袖的作用，一旦发现自己无法把握群众，就开始有意无意地将责任转嫁给持不同意见的学生领袖。

第四，这种理想化对北京市民的影响相当大。特别是在绝食开始以后，市民大批涌入广场。其中参与欲强的人总是试图找到学生核心献计献策。除了新闻界提出了自己独立的口号和政治要求以外，其他各阶层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以学生的高大形象掩盖回避了自己的独立声音。只是在一些学生领袖的耐心说服解释下，五月十五日，若干市民积极分子才开始组织市民联合会。事实上，学生形象对市民影响的最好例子是五月十七日百万人大游行。我想，目前流亡海外的北京学生领袖中没有几个人能说出自己实际参与了多少这次游行的准备工作。

以上所说基本上都还是事实的罗列，只是这些史实的细节和这种排列组合提供给我们一些不常见到的认识八九民运的角度和问题。我以为，讨论八九民运时只谈学生运动，讨论学生运动时只谈学生领袖——不论是谈功劳还是指责其应负的责任——无助于深入理解八九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事件。在学生领袖和学生运动之间从来不存在一个发挥作用的强大的学生组织。因此，问题不在于哪个学生领袖哪些决策做错了（如没有“见好就收”等等），或是哪些决策水平高（如“勇敢也是一种水平”等等），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比如，为什么在这一个特定的时刻学生们选择此人为领袖，在下一个时刻却抛弃了他／她？又比如，假定学生的自律是因为政府强硬态度的反弹，为什么北京市民需要以学生自律的群体形象作为号召作为权威来依附？再有，当我们把讨论八九民运的重点从学生转到市民时，我们必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八七年学潮时市民基本没有反响，八九年时反响却如此强烈（为了使问题突出，这里我重点指四·二七时的反响，不是指绝食开始以后）？还有，当政府官员和激进知识分子都假设自己在学生群众面前没有发言权，必须经由学生领袖才能起作用时，这种政治反应方式的特点是什么？这些特点和四十年来的国家政治运作体系的关系是什么？这种反应方式与中共高级领导人危机时期长达半个月以上的销声匿迹有无共同之处？从这个角度回过头看学生领袖，我们才有可能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学生领袖在学生群众的心理需求面前都有哪些选择的可能性（犹如埃列斯库面对布加勒斯特的示威群众有哪些选择可能性）？当时的选择是否如后来的辩解那样充满主动和自觉？如果不是，哪些客观力量迫使学生领袖作出当时的选择？

要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又需要搜集更多相关的史实和资料，使自己的结论能和基本事实不冲突。比如，鲁迅谈到“五卅”后的北京时说：“他们［指学生］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倘若民众并没有可燃性，则火花只能将自身烧完，⋯⋯”这只是个一般性结论。用来考察八九年的北京市民，就不仅要找出其事前的可燃性，还要看其燃烧时的具体形态是否与假定的可燃性互证。我曾在不同场合谈过，在北京市民情绪最高涨时期，“反贪污反官倒”只是一个次要的口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绝食期间北京市民最统一的口号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救救孩子”或“声援学生”，一是要求对话。前者以难于抗拒的人道主义旗号开路，为具备可燃性的北京市民提供了参与的可能性；后者则曲折反映了他们参与后的政治要求。三年来，对八九民运的研究受到“六·四”后基本价值判断的极大影响，概括论述多，梳理史实少，现在应该是重视资料和细节的时候了。

回到本文所谈学生组织的问题，很显然，这个问题和当时的学生领袖如何提供不为外界所知的资料有关。三年来，当时的学生领袖（由于本文题目限制，我狭义地使用这个称呼）流亡海外的已有十一人，七人名列通缉令，两人曾任对话团负责人，一人曾任绝食团副团长并参加与李鹏对话，另有一人为北大筹委会负责人。由于当时各学生组织中曾有矛盾冲突，现在哪一方也不愿先授对方以话柄；也由于海外事先设定的北京学生形象的影响，谁也不愿破坏这个自己也属于其中的集体形象；同时也由于我的孤陋寡闻，至今我还没有见过这十一个人（包括我本人）任何检讨本组织和本人实际工作的严肃文字。这种沉默掩盖了一个空白，我们刚刚加以讨论的空白，而且常常迫使这些学生领袖（公平地说，我很少受到这种压力）站到一个遭人指责并需为自己辩护的位置上。

1992.5.5.


［据原稿整理。原文经孔捷生先生编辑发表。具体发表信息待查。］

ZT 孙立勇：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中）

孙立勇: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
——为赵昕的"赎罪"而感动



（片段二：北京第二监狱3中队）路洪泽

——随我一起调到三队的一百多名犯人中，有五个是“六•四”时进来的良心犯，一个是路洪泽，另外四个是刘育生（判刑14年）、闫建新（判刑11年）、霍建刚（判刑11年）和孙博光（判刑13年）。

老路大我三岁，家是四季青乡的农民，被捕前在城里做零工。妻子热情贤慧，儿子虎头虎脑，完美幸福的家庭是老路最大的财富。然而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举世震惊的天安门屠杀打碎了成千上万人的家庭，也打碎了老路的幸福家庭。

六月三日晚，刚下班的老路像往常一样同朋友一起准备去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当他们走到距天安门还有一公里左右的六部口时，发现十字路口处停着许多已被点燃的装甲车。看到正在燃烧的装甲车，老路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于是与同伴一起掏出随身带着的汽水瓶砍了过去，结果被架在红绿灯上的摄像机给摄了下来。“六•四”之后各个电视台反复播放当时的录像，不知是被人举报还是公安部门自行侦查的，总之老路和同伴一道被抓获归案了。

经过近四个月的审讯，西城区人民法院于八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对老路及其同案进行了秘密审判。对老路罪行的认定，判决书上是这么写的：

“1989年6月4日零时许，被告人李延华、路洪泽窜至本市西城区六部口十字路口处，适遇已被点燃车顶顶部的戒严部队某部339号装甲车（价值人民币33万元）由东向西行驶。被告二人分别向该装甲车上投掷燃烧瓶，致使该车火势增大被迫熄火停车，后被焚毁。”

“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戒严部队某部证明材料为证，足以认定。被告二人均亦供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延华、路洪泽在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期间，向戒严部队装甲车投掷燃烧瓶致使该车被焚毁的行为，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危害了公共安全，扰乱了社会治安，均以构成放火罪。为严肃国家法律，保障公共安全不受危害，对被告二人均应予惩处。”

最后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延华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89年6月16日起至2004年6月15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被告人路洪泽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89年6月16日起至2003年6月15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从我到十一队的第一天起，老路就对我说他的案子是冤案，他承认自己和同伴的确用瓶子砍装甲车了，但绝不是燃烧瓶，而是汽水瓶子，是喝完汽水的空瓶子。他反复强调他到六部口时所有的装甲车都在燃烧着，据先来的人讲，装甲车是戒严部队自己浇上汽油后点燃的，目的是扩大事态、制造暴乱的假像以为暴力镇压找藉口……

“那你为什么不上诉？”我不解地问道。

“谁敢上诉呀？！当时的形势多恐怖呀！法院说了，不枪毙我们就算便宜我们了。另外，在看守所里每天都得挨打，一开始是戒严部队打，后来是员警打，最后是刑事犯打，大家都盼着早点判完早点下圈儿，看守所那地方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离开看守所后的老路先到了一监，由于他会电气焊，不久他就转到了二监，分到二监的建筑队做电焊工。

为了早日与家人团聚，老路拼命地干活以争取减刑，为此还将家里的两台电焊机和一个氧气瓶拿给队里无偿使用。工夫不负有心人，九三年底老路终于获得减刑两年的奖励。由于过度劳累，九五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昏厥了，而且当时嘴就歪了。经医生诊断，他得的是高血压，高压180，低压110，这次昏厥是因由中风引起的。为此医生建议针灸治疗，但家里要拿一千六百元的治疗费。老路把情况跟妻子说明后，妻子二话没说就去四处借钱，凑齐后送到了监狱。经过几天的治疗，病情稍有好转的老路就又投入到劳动的队伍，因为他害怕休息时间长了会影响自己年终的评奖，那样自己一年的辛苦岂不是白费了？但老路总说自己的左半边身子有麻木感，于是大家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半身麻”。一些比他年龄小的干脆就叫他“麻哥”。

九六年初，二监决定在监区的西南角盖一个花棚，由于花棚的架子要用铁管做支架，因此干部找到老路，问他能不能为监狱做点贡献？老路答应了。接见时，老路把干部的意思告诉了妻子。为了让丈夫早减刑、早回家，不到一个星期妻子就给监狱拉来一卡车的铁管……

老路的妻子叫于建玉，是四季青乡一个乡办企业的工人，每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这点钱不仅要供老路在监狱里的各种花销，还要供儿子念书、吃饭，最后轮到自己也就所剩无几了。然而于建玉是个豁达开朗的女性，她始终坚信自己的丈夫是个好人、坚信困难是暂时的、坚信早晚有一天丈夫能够重获自由、坚信……因此无论遇到什么难事儿，她都是打脱了牙和血吞。

一九九八年春节前，由于劳动表现突出，老路获得了减刑一年零两个月的奖励，这时的老路离自由的日子只差一年多了。

四月十九日上午，老路突感不适，队长急忙带他去医院就诊，经医生诊断为高血压，打了一针降压针后就回来了。之后我曾去他的监舍看他，问他“感觉怎么样？”老路说：“没大事，还是老毛病——高血压。”我问他，“血压是多少？”老路讲，“高压220，低压110。”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住院？”老路说：“这帮孙子才舍不得花钱呢！XXX比我血压还高呢，不也在号里呆着呢吗？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

二十日上午，老路突然昏迷了，在队长的带领下，班里的几个人迅速将老路抬到了医院，经医生诊断，还是高血压，打了一针降压针后就又回来了……

二十一日上午，老路口吐白沫，并再一次昏迷，队长急忙让号里的犯人用褥子当担架把老路抬到了医院，然而这一次他却再也没能回来……

据送老路去医院回来的犯人讲：老路是脑溢血，到医院就死了。

从十九日犯病到二十一日死亡，老路没出过监狱一步！队里的一百多名犯人都是证人！

据我后来了解，直到四月二十四日法院才将老路死亡的事情通知了老路的家属，在谎称“曾送老路先后去了天坛医院、宣武医院等四家医院，但人家都不收，因此最后才死在滨河医院了”之后，同老路的家属签定了一份协议书。

协议书

罪犯路洪泽于1998年4月19日，因“脑梗塞”转滨河医院住院治疗。1998年4月23日晨6点55分突发“上消化道出血，应急性溃疡”，经抢救无效，于7点二十五分死亡。现与家属协议如下：

一、 对死因无异议。
二、 尸体定于4月25日在通州区殡仪馆火化。
三、 遗物及骨灰由家属领回。
四、 运尸费、停尸费、火化费由监狱承担。

家属 (签字）
北京市第二监狱
1998年4月24日

当我看到这份“协议书”时，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在四月二十七日于建玉去队里领取老路遗物时，中队将各个号门都插上了，并且严禁扒窗户向外张望；同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当时主管中队管教工作的魏中一再嘱咐我“出狱后别瞎说”，“否则”对我“没什么好处”！

据老路的家属讲：除协议书上规定的费用由监狱承担外，整容费、丧服、骨灰盒等两千多元的费用都是自己家里凑的；老路在监狱服刑的九年里，家里至少给他花了五万元，其中大部分是用在请干部吃饭、送礼及给老路买药上了……

前不久我专程去路家探望，得知十九岁的路园（老路的儿子）因没钱继续读书现在已经辍学，眼下在一家超市打工，以减轻母亲沉重的经济负担。另外，于建玉也已再婚，现在的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对大人、孩子都不错……

（以上摘自《走过冰山——一个中国良心犯的狱中回忆》第十二章第三节）

关于〈野营的合法与非法——驳郭奇先生〉一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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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营的合法与非法——驳郭奇先生〉一文以“杜凝”笔名发表在1991年夏的《新闻自由导报》上，反驳当时以“郭奇”笔名发表《焚烧国旗无罪与非法野营》 一文的“马悲鸣”（这是该作者十几年来比较常用的笔名）。当时因为曾编辑《新闻自由导报》，和该作者在电话上有过若干交往，并曾因其有所请而给予承诺，至 今从未翻悔或背弃。他知道我常住洛杉矶，时常在导报发表一些文章；我也大致知道他的去向。大约2000年，发现他在网络上广告售书，书中收录了我的这篇文 章，却从未主动与我联系，直接侵犯版权（我的原文此前只在导报发过，网上流传的应该是他自己打字输入上传的）。2007年六四纪念期间，在“自由中国”网 站相遇，仍不悔改，再次张贴，且拒做任何说明。

与此同时，该作者却在“自由中国”网站挑战，要和我就八九六四公开辩论。我答以“道不同，不相与谋”。有朋友不解，认为他的很多观点非常迷惑人，有必要正 面回复。这些朋友不明白，该作者的主要论辩手法是美国律师式的，其目的并不在于探讨社会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意义，而在分离出个别情节，每次专攻一点不及其 余；不但在各个孤立出来的论题中拒绝考虑政府方面的非法因素，而且对他自己各次论题之间的关联也能坦然置之不理。八九六四是大规模历史性事件，史实细节当 然值得收集考量，但我认为，该作者的论述方式绝无可能帮助人们深化对历史的了解和认识。为什么和他无法辩论？因为我们并没有类似的目标，既不是争夺同一个 公职位置，也不存在对政治体制变革的相似期待，所以，没有办法选择一个相对中立的主持人来保证程序，以便对双方都公正。我关注的是辨析史实以及相关的重大 历史因素，为什么要把自己捆绑在该作者那种孤立出小事件来打逻辑牌的狭小格局里？

我在当年的反驳文章中，有一个重要问题没有展开。这就是现代国家的政治合法性问题。笔名郭奇或马悲鸣的作者，从来不愿考虑与政治学和现代国家政治理论相关 的问题，因为这些超越了他能玩弄美国式律师技巧的范围。可是，在美国退伍老兵要求福利的示威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之间，最大的不同正是在于后者 直接质疑美国政治制度的正当性（legitimacy，又译合法性），而前者对政治体制并不构成直接挑战。这也是菲律宾的人民运动，韩国台湾的民主化运 动，以及1989年前后苏联东欧一系列民主化运动的政治本质。这些运动远远超出要求经济福利的一般示威，造成对现存体制和现任政权的直接冲击。在这种冲击 面前，一个无力控制局面的现代政府，最合乎正当性的应对，只能是自己辞职下台，而不是滥用公权力残杀百姓。该作者从来没有解释过，柏林墙的倒塌是否符合“ 非法野营”条款，前东德的军队是否应当坚持向当时冲向柏林墙的群众开枪扫射，就是他论辩方式专走偏颇的一个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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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野营的合法与非法

——驳郭奇先生


［此文以“杜凝”笔名发表在《新闻自由导报》。现根据收藏手稿整理。“郭奇”原文系在网络上搜得。］

郭奇先生在其〈焚烧国旗无罪与非法野营〉一文（见《新闻自由导报》第七十八期第四版）中引用上下古今西方各国的例证，论述了判断焚烧国旗或野营是否合法的唯一法律依据只是一个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做国旗的这块布是否属于焚烧它的那个人，你去野营的时候是否把帐篷搭在了别人享有所有权的地盘上。这确是两年多来尚未听到他人提及的相当精采的题目，难怪郭先生止不住笔，把他的结论洋洋洒洒一直引伸到中国，引伸到八九民运中去了。可惜的是，郭先生从西方到中国时走得太匆忙，没有来得及多看一眼这个唯一的法律依据是有前提的，而这个前提在中国、在八九民运中却是没有保障的。

这个前提就是，私有产权受到绝对保护。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了中国四十年，如今的中国人已经不敢想像世界上还会有这样的法律前提，不敢想像这样的法律前提有可能是对人类发展有益的。即使在十年经济改革之后，成千上万的承包农民和个体户也还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这一条，他们顶多也就是要求政府说话算话，政策不要总是便。谁知道今天在我手里的东西明天属于谁？谁知道我今天创造的财富是不是明天就会属于“大家”，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

受训四十年，如今的中国老百姓已经很知道什么是“公有制”了：公家的就是公家的，自己的也可能成了公家的；上级的就是上级的，下面的也可能成了上面的（结果即使最想为群众谋福利的基层干部也得学会向上级说谎）；中央的就是中央的，地方的也可能成了中央的（这一情况近年有改变，但其前提没变，因此地方要求本地利益时表达方法五花八门）；国家的就是政府的，政府就是国家（请问郭奇先生对西方法律和制度那么了解，可知“国家的”和“政府的”是否有区别？）。

郭奇先生恐怕离开中国时间太长，已不熟悉中国这些实际情况了。其实，就在前几期导报上，还转载了《中国法制报》关于民办科研机构无生存保障的消息，该报记者批评山西某地方政府不应将一个集体机构当作私营企业随意关闭时，毫无私营经济亦应受到法律保护的概念。

就象不敢加上“无罪假定”一样，中国宪法至今不敢加上“私有财产受到绝对保护”这一条。北京的警察也就敢在半夜里挨门搜查学生宿舍——此事就发生在半个月前。是否因为我的宿舍是租的，我就不能阻止“房主”的检查？若是这样，那就难怪六四之后北京市民那么紧张而又自觉地等着挨家挨户的查户口了——试问，有哪个中国人象郭奇先生讲的那个黑人老头那样有自己的“私人领地”？回想前几年北京人盖小厨房最盛之时，从建筑工地搬砖头，搬瓦片，甚至搬水泥，搬钢筋的，比比皆是。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开脱的话就是：“我拿了国家的东西？我人还是国家的呢！”这就是公有制教给人们的最朴素的真理。你怎么能证明你烧的那面国旗就属于你自己？你人还是国家的呢！抓你一个犯罪分子，判你一个非法雇工，一个地主、资本家，或者哪怕只是个小业主，你的财产在理论上就随时可以充公（虽然现在实际上可能不是到处都这么做），你凭什么根据私有制的法律前提就这么有峙无恐？

同样，谁能说清天安门广场究竟是政府财产还是国家财产？谁有权利占用它，谁没有权利使用它？我想不要说郭奇先生，即使中国政府，恐怕也说不出今年六月初顶着烈日酷暑在广场上竟日活动的少年儿童办理过哪些申请审批手续。我们又该如何判断这块“领地”可被占领的条件呢？

何况，即使你已经知道了无数可资援引的前例，对于中国的法律时间都无济于事。中国的法律制度就没有援引前例这一条。中国的法律从理论上就和政治堂而皇之地密不可分。政治情况差强人意时，判刑可能宽松；政治情况恶化时，算你赶在了枪口上。中国政府因此而得以逃脱一切治理不善的责任，事后也并不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完善各项法律法规。这样说，还并没有涉及中国法律治人而不是保护人的出发点。

回过头来再看郭奇先生的奇文。郭先生博览群书，引用事例还提供索引，堪称豪爽。但我仍怀疑，拿破伦炮轰筑街垒的群众时，所依据的是否是如郭先生暗示的那一条“私人财产不可侵犯”。亦不知郭先生能否提供更多帮助，以使如笔者一样无知的读者能了解拿破伦对他人财产尊重到什么程度，以致他一定要出兵攻打其他国家？此外，令人感兴趣的确实也包括法国人的反应。但不知当郭先生将北京政府八九年的大屠杀与拿破伦比美时，他在法国人脸上看到了什么表情？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可供选用的事实何止千百件！可叹的是有些人选用史实时全然没有历史发展的观点。就拿《光荣与梦想》来说，其中涉及的群众示威事件亦不在少数，包括麦克阿瑟平息的那一次在内，有哪一次美国政府敢于公然动武伤及人命而事后未受到国内公开抗议与调查的？马丁·路德·金向华盛顿的和平进军是否对其参加数和可能引起的交通堵塞都有准确的估计？是否先行申请获准并按计划执行？还请郭先生多多指教。

除了领地权与野营合法性的问题，郭奇先生还批评八九民运胁迫表决，据说这和袁世凯或佛朗哥没多大区别。这真是闭眼不看中国现实而滑天下之大稽了。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在谁的胁迫下进行几十年的表决工作已是世人懒得再加以论证的事实。而八九民运尽管至今仍有各不相同的评价和总结，但绝食后期到戒严令公布及那以后，北京市民参预的自发性和各群众阻止的指挥失效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不健忘，郭奇先生就应当知道当时北京政府已硬行推迟本订于五月二十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到六月二十日，而且在公布的议程上取消了原定的讨论“目前局势”一项。五月十九日夜戒严令公布，五月二十日仅大北窑一地就有上万人涌上街头以身体拦阻军车，要求撤消戒严令。我很想知道博学的郭奇先生如何分析历史事件。袁世凯和佛朗哥胁迫表决依靠的是什么？邓小平胁迫表决依靠的是什么？他们有武装部队，有枪杆子的实力。而我们北京人民（不幸，我当时也在北京“胁迫表决”的人群中）有什么实力？我们有的只是人数，我们想得多么简单，有这么多人 shown up 了，还不能在“我们得”人民代表大会上有一点我们得声音吗？

幸而有郭先生这样的博学者，给我们举出历史的例证，我现在才明白，要“胁迫表决”时一定不能忘了枪杆子在谁的手里握着呢。

总结历史最怕似是而非。对民主的了解未必随着在西方生活的年头成正比例增长，即使你已经知道了数不清的西方典故。因此，尽管本人去国时间不长，见识极为有限，但在这些对我这样的八九民运亲历者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不能不说出自己的观点。有误之处，欢迎郭奇先生和尊敬的编者、读者指正。



［附录］

郭奇［马悲鸣］：焚烧国旗无罪与非法野营


美国的示威者不敢袭警，合法范围内最剧烈的示威行动就是焚烧那面永不落的星条旗了。美国国会周期性地表决是否定罪焚烧国旗的行为非法，但屡次表决屡次通不过。这倒不仅是出于对自由表达和人道主义的考虑。那面星条旗升起来时是一面国旗，烧起来时只是一块布，并没有特殊的燃烧值。

焚烧国旗无罪的判断要看那面被焚烧的国旗的产权是谁的。如果是示威者从商店里花钱买来的，烧国旗和烧他自己买来的任何其他颜色的布头没什么区别，自然无从定罪。但如你非要烧白宫前的那面星条旗就不能无罪了。因为你没付钱，那面国旗的产权不属于你，你就没权力烧。另外请当心！焚烧自己买的国旗虽然无罪，但如因此而引起火灾还是要问你个纵火罪的。

当美国这边最近一轮的表决刚被否决掉时，中国那边倒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严禁焚烧和污辱国旗的法律。其实中国人还没有焚烧国旗的案例，因为舍不得那块布。中国国歌的歌词号召中国人用自己的血肉筑长城。中国的国旗据说是用血染红的。我没去过国旗制造厂，没见过用血染国旗的工艺。也可能这只是一种比喻，骗骗小孩子罢了。不过这种说法总让人觉得脏兮兮的。他示威者烧国旗是为了出气，你旁观者就只当他在烧那种偶然能在垃圾堆里见到的染着血的布带子好了，犯不着入他以罪。而且烧了国旗出完气，也就没气力去占领天安门广场。这总比憋急了武装暴动好吧？中国人节省到这种地步，用国旗做被面，做裤衩，糊袼褙纳鞋底子的有的是，你抓得过来么？定个没法执行的法律徒损法律尊严。美国人用他们的国旗图案做的裤衩和乳罩销路倒是蛮好的。

当然，如果中国废了焚烧国旗罪，也不是说你就可以烧天安门前的那面国旗了。因为你没付钱，那面国旗的产权不属于你，你要是烧了它的话可以问你个破坏公物罪。八九民运期间几个湖南人向天安门城楼上挂的毛老佛爷象投掷污物，被学生送到公安局。这个行为曾被一些同情民运的人士指摘。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辩护和怎样被判决的。不过尽管这画中的人物毛老佛爷是他们的同乡，但显然这张画像的产权不属于他们。不管它该不该挂，或者挂得是不是地方。如果判他们“大不敬”罪，恶攻罪或反革命罪是没道理的；但如判他们破坏公物罪当是无话可说。

加州有个著名的案例。一个白人的男孩偷偷跳入一个黑人老头的住宅後院的游泳池里游泳。这黑人老头二话不说举枪就打。一枪击中这白人男孩的胳膊。此事告到法庭。法庭最後判白人男孩侵犯私人领地罪，黑人老头无罪。有记者问：如果下次再有人偷入你的住宅游泳怎么办？黑人老头回答说：照打不误！这私人领地不可侵犯的法律是你们白人定的。

在美国开车，高速公路边上常会出现写着“野营地（Camping Place）”的牌子。在这块地盘上租地野营合法。否则就是侵犯私人领地或公共场地罪。国会山庄後面的大草坪上没有“野营地”的牌子，所以野营非法。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两万多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扶老携幼，到国会山庄前扎营结寨，要挟政府提前发放战争奖助金。美国政府想尽了办法也“请” 不走他们。时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将军不听艾森豪威尔少校的劝告，毅然承担起处理此事的责任，调动坦克和骑兵驱逐示威人群。当时的总统胡佛只命令部队到达河边为止。但麦克阿瑟仍率部越过河岸，烧毁帐篷，彻底清除情愿的群众，并造成伤亡。舆论因之大哗。在麦克阿瑟将军立过的无数战功里，有一功是在首都华盛顿大草坪上的火烧连营。

当法国大革命的杀人魔王罗伯斯庇尔最後一个被送上断头台时，除了拉法耶特适时隐姓埋名藏了起来以外，法国各派的知名人物都已被杀光了。没有人有威，有望能镇住动不动就筑街垒的群众示威热情。新成立的督政府首脑（此人堪称真伯乐）弄得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一天，当他经过塞纳河边时看到一位矮小的失意青年徘徊在岸边似乎正准备投河自尽。他叫住这位青年，在和他攀谈之中知道他因为是罗伯斯庇尔弟弟的朋友而受株连失去在军队里的职位，看来是前途无望了。这位督政府首脑盘问了一下青年的政治军事专业知识，发现竟是惊人的内行。他立刻问青年是否愿意和有能力解决政府门前广场上没完没了的示威活动。这位青年胸有成竹，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第二天他带着刚刚拨给他指挥的军队拉着大炮来到广场，朝着示威的人群开炮猛轰，只几炮就把示威群众轰得做鸟兽散了。这位青年由此成名，他的名字叫拿破仑。

马克思说，当东方的火药输入欧洲以後，骑士集团被炸得粉碎。我不知马克思具体指的是哪次事件，反正拿破仑出山後立的第一功就是把示威群众炸得粉碎。拿破仑以善用大炮著称，那时的大炮就是最利害的战略武器了。

以上是美国和法国历史上两员名将的故事。尤其是拿破仑，威名盖世，还有谁记得他刚出山时挨他大炮轰的示威者的名字呢？别忘了这次收容中国逃亡民运人士最多的就是美国和法国了。如果你敢就此事当着法国人的面骂拿破仑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大坏蛋，请你仔细注意这法国人的表情和反应。不知逃出来的天安门广场正副总指挥和保卫部长们看了这两个故事作何感想？如果你们不信有这等事的话，可查《光荣与梦想》第一卷第一章和《拿破仑传》。

请问，天安门广场上可有“野营地”的牌子？你们可曾付过租用天安门广场野营的租金？问个侵犯公共场地罪你们可怎么辩护？尤其是占领和封锁纪念碑基座，建立层层防线，没有“签证护照”的不许进入；问个割据合适？还是问个侵略合适？

恕在下孤陋寡闻，不知这占领纪念碑，保卫天安门广场对民主事业有什么意义。如果真如你们所设想的坐守到人大开会，这难倒不是胁迫表决吗？和西班牙佛郎哥旧将发动的包围议会胁迫表决的政变有多大差别？和袁世凯胁迫国会表决让他继任大总统有多大差别？尽管你们胁迫表决的内容可能不同，但这胁迫表决的形式却无大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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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孙立勇: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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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勇: 忘却他们无异于泯灭良知
——为赵昕的"赎罪"而感动


不久前读了北京老友赵昕的《被遗忘的“‘六四’暴徒”群体》一文，不禁悲从中来，在为赵昕的"微不足道的一点赎罪"而感动的同时，七年牢狱生活中与“暴徒”们接触、交往的画面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下面我就节选我于2002年完成的《走过冰山——一个中国良心犯的狱中回忆》的两个片段，与大家一同救赎自己的灵魂。


（片段一：秦城监狱204监区）受难者王忠贤

来到八号后最让我兴奋的是结识了王忠贤。老王五十出头，身高不足一米六，又黑又瘦，但精神很好。据老赵 (学习号，因诈骗被捕的)向我介绍，老王原是河北某县一个个体印刷厂的老板，“八九”民运初期，他毅然卖掉厂子来到北京，将所有的钱捐给了“工自联”（注：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的简称，总部设在天安门广场，“六•四”屠杀开始后被取缔，所有成员均遭逮捕），后被任命为“工自联”后勤部的副部长，"六四"后被逮捕，罪名是“反革命宣传煽动”。赵着重向我强调：“老王脾气不好，一根儿筋，你多劝劝他。”

大号每天都得“坐板”（注：两腿交叉盘坐在木板上，且腰板儿必须挺直，双手置于膝上），按道理，我应和老赵一起坐在一板，但我实在太想和老王交流了，于是向老赵说了一下我就坐到了老王的旁边，对于我的到来，老王十分高兴。我们首先相互介绍了自己的案情，当他得知我和朋友一起办刊物的主旨之一是呼吁政府为“六•四”平反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接着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张信纸递给我，打开后是歪歪斜斜的几行字：

李鹏呀李鹏：

我已被你关了两年多，你究竟要把我的案子拖到猴年马月才了结呀？你身为总理不仅不为人民服务反而屠杀自己的人民，你到底算哪门子总理？我真为你感到耻辱！我要求你尽快给我一个结果，枪毙判刑随你便，反正快点儿就行了。

王忠贤

九一、八、十六

老王说自己是小学文化，写不好，让我帮他修改一下，主要是想催催他们，截止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提审了。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迅速修改后交还他，他又誊抄了一遍，于晚饭前交了上去。另外他向我介绍了一些号里的事情，如分饭不均、欺强凌弱等，他希望我们能团结一致，改变现状。我表示将竭尽全力。

经过几天的观察，我认为号里存在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吃引起的。每人两个窝头是法定的，菜量分配不均则是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关键所在。经与老赵商量，分饭的事情由我负责，除对老弱病残予以照顾外，其他人一律平等。说到照顾，其实就是多给几片菜叶或半勺汤。后来号里再也没为分饭的问题发生过争执，打架的事也少多了，因为打架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要获取比别人更多的食物。

大号的菜量给的确实太少了，跟小号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每人每顿也就合上多半碗，且汤多菜少。这时我已进来三个多月，肚子里的油水早已耗干了，于是我每顿开始吃两个窝头，以保持体力。

按照政府的规定，犯人睡觉应当头朝门的方向，以便队长顺着观望孔进行查看。但由于号小人多，最后只能两个人睡在一个被窝里，一个头朝里、一个头朝外，且还要侧着睡。为了保住自己的那一小块领地，即使有尿也得憋着，如果憋不住非要去厕所的话，那么当你回来的时候，就只能坐一晚上了。为了缓解人满为患的压力，看守所的领导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安排犯人值班。即每个号夜里都要有四个人换着值班，前半夜两个人，从九点半值到凌晨一点半；后半夜两个人，从一点半值到早晨六点半。

经老赵同意，我和老王分到了一个班，这样，每隔五天我们就能进行一次长谈。他向我讲述了被捕后的悲惨遭遇：门牙被员警打掉了……老婆带着孩子跑了……家里早已一贫如洗……。听着他的敍说，我的心象刀割一般难受，同时我也为自己当初勇敢地站出来大声疾呼为“六•四”平反而稍感欣慰。无疑，我们是真正的战友！

王忠贤的手很巧，不仅会做圆珠笔，还会编小葫芦。

号里只有学习号有笔是“合法的”，主要用于给管教写些材料什么的，其他人一律不得有笔，如谁要用笔，须经学习号请示队长后才行，这是规矩；否则一经发现立即予以没收。可我实在太想要支笔了，于是我请求老王帮我做一个，老王愉快地答应下来。

根据老王的要求，我开始准备材料。我先向学习号老赵要了一个圆珠笔芯，然后找了一个牙膏皮，一切准备就绪后，老王开始了工作：他首先将铝制牙膏皮按缝隙拽开，洗净里面的剩余牙膏，接着用一截手纸缠在笔芯上使劲顺时针滚动，直到搓瓷实后，再把牙膏皮包在外面继续搓动。十分钟后，笔的雏形出来了，还要进行细加工——将搓瓷实的笔放在地上磨，把所有的凸出部分磨掉，一直磨到象铝铸的一样后，再在外面绕一层彩线，从而达到即结实又美观的效果。当我接过老王为我做好的圆珠笔时，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喜悦。由于有了笔，我便开始写日记，作读书笔记，尽管几天后清监（注：搜查监舍。拘留所一般半个月清一次，对政治犯主要是清查文字资料以防在狱中继续煽动，对刑事犯主要是清查铁器以防杀人或自杀）时我的笔被没收了、日记被拿走了，但笔给我带来的精神愉悦他们是无法拿走的。最重要的是我已经掌握了制笔技术，拿走了我再做！

我在秦城的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少说也得做了十几杆笔，到一监后我托家人把我做的最后一支笔带回保存，至今这支笔都是我最珍贵的财富。


编小葫芦是个很烦琐的事，首先要将秋衣或秋裤一点点地扯成丝，接着要把若干根丝放在一起搓成绳，最后再用这些绳编成葫芦。用秋衣秋裤做原料编出的葫芦较精致，也有用毛线做原料的，但编出的葫芦显得粗糙。

老王在得知我有一个女儿后，执意要为她编一个小葫芦，我劝不过他，只好由他，不想他竟把自己的红色秋裤拆了作原料，把我感动得无言以对。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小葫芦编好了，老王用蓝、黄、绿三种颜色的线编出了一圈儿祝福语："sunyi 五岁 happy（注：孙毅 五岁幸福）"。后来转到一监服刑时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了女儿，至今这个小葫芦依旧是我和女儿最珍贵的收藏。然而从我调离十号后就再也没听到老王的消息，我出狱后四处打听，依旧杳无音信。如果老王能看到这本书，请接受我和女儿对您的感谢，同时我们也祝福您健康、幸福……

（以上摘自《走过冰山——一个中国良心犯的狱中回忆》第三章第三节）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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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 重读鲁迅与我的静坐（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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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想到这个题目，觉得“正合吾意”。但接着就想到这个题目一定不会吸引人。

经过多年大张旗鼓的神化式宣传，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还对鲁迅感兴趣了。

可是，正是在八九年之后，我开始体会到鲁迅内在的深刻。这体会不是来自学术研究，而是来自人生，来自自身的经验，来自自身的心路历程。


二、

有些体验实在并不宜公之于众，尤其是当你还没有真正孤独的勇气时。我只好希望朋友们看我的文字时不要太认真，只当它是随笔。


三、

我所体验的，七十年前鲁迅早已体验过。我所要说的，七十年前鲁迅早已表达过。我没有更多的才能，遇事便去翻鲁迅。

刚刚躲起来的时候，朋友怕我寂寞，问我要看什么书。我想到的，一是鲁迅的《“死地”》，一是季米特洛夫的《痛斥法西斯》。那时的愤激远多于悲凉。

听到通缉令之后的感觉，我曾先后几次写过。没想到的是，来到美国后，悲凉感会重新抬头。先是众多朋友都来安慰父亲的过世，使我在创痛之余，不期然地想到了魏连殳（《孤独者》）。此后这念头就不肯离开我。但我无话，我不能说。我不如魏连殳彻底，我并不真的是一匹来自北方的孤独的狼。

谁能想到，其后便是涓生的心态——无从悔起的《伤逝》。是的，我确信这是一篇有伤无悔的自白，犹如我的心境。我无法承受任何悔意。一切都是应运而生，我只能继续前行。只是要将人生的路走下去而已，也并不能和鲁迅这样“真的猛士”相比。我只是叹服，他老先生如何能将如此深刻细腻的感觉以那样简洁的笔触在那种年代里表述出来。


四、

我决定去领馆门前静坐。

我从来没见过陈子明。和王军涛只见过一次。那是一个五月之夜，我们坐在校园草地上开会，没听到他讲一句话，甚至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我和王丹，说来惭愧，——在那短短的五十天中，我们才相识，然而却曾互相指着鼻子争吵过，我对他个人也一直有些意见。

我决定去领馆门前静坐。这个决定有点突兀其来。在我想清楚其原由之前，我已经感到“非如此不可”。到那里之后，出乎意料之外地发表了演讲，才好像整理出点头绪。

我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于，我坚决反对任何指八九民运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有一小撮人起骨干作用的说法，因此也坚决反对任何有涉“黑手”的提法。那是一场有深刻社会文化背景的民众运动，这几个人不出头，也会有那几个人出头。至于说王军涛、任畹町这样的所谓“几朝元老”，我相信（我和任畹町谈过话），他们当时即使想当“黑手”也会有难于插手的苦恼。我这样的人，不是什么学生领袖，只是群众代表。也就是说，我们个人不干了，还会出来别的类似的代表，因为那是在民众运动的高潮中。

因此，每一个个体都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如果你八九年上过街，游过行，抗议过，你现在就应该有勇气站出来，说一声，我当时是自觉自愿出来的，与王军涛、陈子明等人无干。比如我，我绝不承认我是受到王丹的煽动组织才站出来当北高联常委的。因此我要静坐，我要抗议中国政府对我个人意志的这种侮辱。


五、

“异化”这个词非常深奥，非常形而上，非要有了亲身体会才能理解。

任何内心深处的感觉，一旦外化为言辞，为手势，为表情，传达给他人的同时，已经就离你而去，不再是原来的那一份感觉了。人，永远处于被放逐状态，被自己的言行放逐。

我不能不忽略这些“小资情调”，把“秀”做到底。因为从实际情况来分析，我们——无论相通到何种程度，仍然共同在做的人——有可能取得一定效果。

但同时我又在不由自主地想鲁迅。

我突然发现我并不是个真正典型的、合格的、能代表我原始动机的人，因为我自己的名字也在通缉令上，我也属于“黑手”或“策划组织者”一流。也许我在证明自己的自主意识的同时，也就证明了我该上通缉令。

不寒而栗。我克制不住地想到了人血馒头（《药》）和《示众》。

我非常理解国内人受到的压力，他们还很难做到象索尔仁尼琴号召的那样向谎言告别。我在逃亡时享受过那种有话不能说而压出来的无奈的幽默。

现在我到了海外，我惶惑地发现自己仍站在一块孤独漂浮的草皮上。这是为什么？

我很想向所有海外的朋友们证明，我不是秋瑾，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和大家一样，也许还不如出国多年的人自主意识更强。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愿站出来证明这一点，而要造成受我们胁迫的假象？鲁迅曾希望速朽，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反复证明他的不朽，使我这不配作革命先驱者的人也在他那里找到了共鸣？只因为我们还是那同一个民族吗？


六、

我去静坐了，还参加了抗议集会，对记者们讲了不少的话。

一个由表达内心情感出发的行动，结束在追求实际效果的步骤上。我不能不思考，这二者之间是否矛盾。但如果没有实际效果，又如何证明你对自己八九年的言行确实负起责来了呢？

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觉得没有权利要求每个人都采取与我同样的行动时，我的这个行动却正在破坏我苦心经营半年多的普通人的位置和感觉。发现那一条无形的沟，一堵无形的墙渐渐凸现于我与朋友们之间，划出我这个“搞政治的”与他们“正直的自由知识分子”的不同，使我既痛苦又迷惑。

我不如鲁迅勇敢，也不如鲁迅彻底，我却开始更深地理解他的散文与杂文，他的如入无人之阵与无物之阵而不得反响的苦闷，他的许多今天看来近于无谓的争辩。

我不能和朋友们论战，我做不出来。

重读鲁迅的同时，也在反复读索尔仁尼琴的《向谎言告别》。我非常想轻轻地问一声，立志作正直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朋友们，你们是否准备象北京的“倒爷”那样，自己做事自己当？你们是否愿意证明你们并不想帮助谎言？

或者，是我错了。你们去年的上街游行确是因为不了解北京的“真相”，是受了我这类“搞政治”者的蒙骗和煽动。那么，请原谅，能否只把我上面的随笔当作随笔？

去年听到通缉令时，曾有过类似的感觉，却连与无物之阵作战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今天，毕竟我已经有了写随笔的自由。何其幸哉！


［根据手稿整理。原文应写于1990年12月，陈子明、王军涛受审之前。发表情况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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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因为你年轻（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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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已经成为一个举世皆知的名字，已经成为中国八九民运的一个象征——无论是在中国政府眼中，还是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

但是，浮现在我面前的，却依然是那个看上去很聪明，又免不了一点调皮，有时更象一个孩子的普通的北京大学生。我们都是普通的中国人，经由各自不同的路走入了1989年北京的春天。这个春天使我们相识，使我们为了同一件事而兴奋、激动、焦急、忧虑，一时称兄道弟，一时又指着鼻子争吵，⋯⋯

我还记得那个女学生带着几分天真的神态：我们就爱听王丹说话，他说话可有意思啦！——你能想像到宿舍里几个女孩子咭咭咯咯掩嘴笑个不停的情景吗？

我还记得王丹象运动员临入场时一样跃跃欲试的神态。那是在去国务院信访局递交请愿书的路上，王丹和郑旭光安慰我这个比他们年长十余岁却毫无临场经验的领队，胸有成竹地表示，应对的事他们会帮我；那是在5月4日北大南校门外游行队伍出发时那个瘦弱的指挥；那时5月13日下午宣布绝食又主持记者招待会的小伙子。每逢这种时候，我常常会生出一丝自惭形秽，觉得自己也许确实是岁数太大了些，跟不上这些年轻人了。

但我也还记得这个大孩子那无奈而略带慌张的神色。当阎明复5月14日上午表示戈尔巴乔夫的欢迎仪式根本不会再在广场举行，绝食学生是否撤或是否转移，现在完全是学生自己的事了——阎先生把球踢回给学生了。无法讨论，只是交换了几个句子，几个眼神，我们几人都同意暂时转移。但如何实施呢？看着这孩子，我不由得感到历史无情地压在了一副还嫌柔嫩的肩膀上，也就不由得要站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即使不为别的，只为比他年长十余岁。

和许多他的同学比起来，我与王丹的交往并不多。但我能感觉到，他正是这一代大学生的代表——成长在开放的年代，有机会接受吸收各种不同的新思想，这种机会同时又刺激着他的求知欲，使他对外界的各种信息格外敏感。和王丹交谈，你能感觉到他的颖悟，他的聪明，以及他的年轻。当他投身于中国民主运动——一个特殊国度的特殊历史进程，他很可能没有如魏京生、王希哲那样较为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有如遇罗克、张志新那样多的忧愤之心和悲剧意识；他在学习历史，但是他那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历史这个东西是多么沉重、怠惰、自说自话，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渴望新生的民族又是挣扎于一个多么古老的传统中。⋯⋯

可是，这难道是这一代中国青年的弱点吗？难道他们不应当更热情更开放更自信更受到鼓励，相信自己会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吗？莫非中国的青年人就应当永远生活在忧愤情怀中？我们已经在这情怀中生活了一百多年，忧患意识熬白了几代年青人的黑发，这绝不是一个民族正常的精神状态！

我为历史悲哀，我为中国悲哀。特别是当中国要开庭审判这些天真的孩子时，我为我的祖国感到羞耻！

王丹，我们没有忘记你，我们不会忘记你，我们共同等待着重逢的日子。


［根据手稿整理。原文应作于1990年秋，王丹等学生受审之前。发表情况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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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思绪离离（之二）（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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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年多以前，中国有一句最流行的话，人们既用它来取笑别人也用它来为自己解嘲。这句话就是那首歌的名字：跟着感觉走。现在，这话不再用来嘲笑当政者了，当政者的感觉实在不是可以轻易拿来开玩笑的，那会带给自己沉重得多也痛苦得多的“感觉”。大家似乎变得或是深刻（？）或是尖刻了。这时我却仍忍不住时时寻找自己的感觉，因为那使我体会到生活的真是，即使不那么光彩，不那么高大。


二、

刚听到通缉令时又新奇又紧张。王丹，吾尔开希，早在四月底就被便衣跟梢，放在榜首自是不奇怪。接着柴玲之后，出现了一连串北京高自联常委的名字，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当时还在等着数是第几名，等着看外貌的形容。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名字，惭愧自己其貌不扬的同时，既惊奇通缉令形容的简单准确，又惊讶那照片怎么不像我，⋯⋯

雨打沙滩一般斑驳错杂的印象过去之后，强烈而又沉重的感觉象泥石流一样不可阻挡地淹没淤塞了我的心。我在泥潭当中，挣扎着呼吸，挣扎着张开双臂，挣扎着要喊出声来：“不对！这不是真的！”

有谁能体会这感觉吗？我似乎了解了当年一些青年学生在一夜之间被划为右派时的心情。

政府在把我们推下泥潭，政府在隔离我们和人民，政府想指我们为一小撮政治野心家，并且在期望着群众渐渐用“看客”的心理对待我们。这真是一幅恐怖非常的前景。是的，我这个人人缘不算好，朋友不大多，但我始终生活在大多数人的轨道上，是所谓“随大流”者。我曾经用“看客”心理不公正地对待过许多人包括魏京生、任畹町，今天轮到了我自己。我焦灼异常地希望北京人相信我，抓住我伸出的手，和我对话。——我希望证实的只是：我仍然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

是的，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北京人。我甚至后悔自己在运动中跳得太高，埋怨家庭因素带给我的影响，⋯⋯。胡思乱想了几天几夜，焦点始终在“普通人”这一点上。我庆幸帮助我的朋友还和我象普通人一样聊天下棋，我迫不及待地在一切事上要参与、要说话、要确认我和他们一样——我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过于急切，有些强加于人了。终于有一天，我听到了这样不带感情色彩的话：“你们搞政治的人总是这样，⋯⋯。”

我们？搞政治的？这不啻是一盆冷水浇在头上。我重又看到了周围的泥潭。

半年多的逃亡，何止这一点点记忆？但这感觉是一条伴随始终的贯穿线。


三、

逃亡中，我开始写八九民运的回忆。

动笔之前，我先写了一个简短的前言，算作缘起。大意是说：我开始不愿写这些事，是因为感到自己在历史面前的渺小；现在我要写了，是因为意识到自己对历史，对北京人民负有提供历史事实的责任。

我写了那么多琐琐碎碎的小事，写了那么多我们的混乱、吵闹、无所措手足；我也写了对政府的不满、失望和谴责，但我确实没写什么“英勇”、“伟大”，甚至从来没想到过从这个角度去写。写写停停，写写藏藏，刚刚写到去年5月13日的事，竟然已经有了十几万字的手稿，自觉即使被捕，也算有个交待了。当时遗憾的只是没有机会再完成它了。


四、

来到美国，一切都变了。

我惶惑异常地发现我的认识水平太低了，常常需要讲出事实后请朋友们帮我提高认识。我的立足点太低了，我看问题太肤浅了，我看到的事实太琐碎、太表面了。在我回顾八九民运时，我本应但却没做到始终从本质上看问题。

面对一双双期待、疑问、遗憾的眼睛，我开始检讨自己。

是的，我没看到学运的伟大作用，我对绝食同学的牺牲精神肯定不够，估计不足；我对北京人民的勇敢无畏缺乏认识；我对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估计不足；我对⋯⋯

我似乎不能让我的回忆以本来面目面世了，那象是在为震撼世界的八九中国民运抹黑。我该怎么办？一面仍然和广场上出来的同学打招呼，说明我将一切据实并且据当时的真实感觉写，如果对朋友们有冒犯之处，还请谅解当时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不能不考虑，为了目前民运的大局，我也许必须要为“民运”讳，为“民运英雄”讳？

矛盾犹豫中，六四周年到了。我借《世界日报》发表了追忆的去年5月13日的一部分日记。

这篇日记单独看上去还可以，甚至比我原来写的那些还要好些，因为注意了文字修饰和文学色彩。我在寄出之前尽可能地做了修饰，从文字到内容。

可是，以后怎么办？下面的怎么写？我无法继续下去。这样写不象是在对北京人民交待历史事实，倒象是在写长篇小说了。我笔下的东西似乎多了可读性，然而我感到了苦恼，不知怎样处置原有的那份真诚。

这种感觉岂止存在于写回忆录？几乎每一次座谈会，每一次发言，都使我在面对身处美国的听众时有不得不以某种特定姿态以求得沟通的被迫感。

我的北京人民，我离你们越来越远了。

更可怕的是，我失去了陷入泥潭的危机感和孤独感，似乎离你们而去是我的必然方向⋯⋯。


五、

我应当感谢一些特殊的朋友，他们使我回到了“普通人”的轨道，帮我找回了坚持说出真实感觉的自信心和勇气——不仅是对去年事件的回忆，而且是对现在一切事情的一切感觉。

我想起了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希望自己和大众有沟通有认同，希望站在我的文化我的民族的温热的土壤中，但不希望自己只是媚俗从众。我不是觉得自己有多么杰出的特立独行的品格，我只是希望找回自己生活的真实，找回真实新鲜的感觉。我害怕自己会因为要适应一些似乎得到公认的条条框框而抛弃真实。我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因此我要大声地说出来，好帮助自己坚持这样做。我希望当我渐渐远离北京人时，我仍会感到恐怖和孤独。

民主的理念基础是基本人权。坚持自己的基本人权就要坚持自己基本独立的品格。如果“上纲上线”，也许能否坚持寻找自己的真实感觉正是对我的民主素质的一种考察？

1990.8.21. 洛杉矶


［根据手稿整理。原文发表情况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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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思绪离离（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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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到美国以后，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自由了！我要充分地享受这份自由——自己出去坐公共汽车，找工作，找住处，自己处理自己的一切问题。

洛杉矶的公共交通相当差劲。对于一个没有华人朋友在身边的初来者，这些都不是容易事，但我确实有一种享受的愉快，在那时认识了我的人都会有这个印象。面前似乎事全新的生活，过去的一切都隐退了。

但这不是真的。

六四不是我心上的一个伤口。它是插在心上的一把剑。剑柄的每一次颤动，都会引起创痛，都会滴下新的血。


二、

六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许多普通人家的生活，也改变了我。我究竟是有了多重大多深刻的变化，或仅仅是暂时调整一下人生道路？

在开初的几个月里，我常常以为是后者，常常设想着虽然不得不走另一条路了，但我还是我，我这个人没有变。

但这不是真的。

父亲去世了。我猛然醒悟到，我不再是过去的我，原先的那个王超华已经不在了。⋯⋯


三、

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伴随着我度过了漫长的几个月。最爱听的是中央台的“今晚八点半”和长篇联播。但每天的新闻是必须听的，从早上6：30，直到晚上10：00。

12月28日那天，就是在早上6：30的新闻联播中听到父亲追悼会的消息的。当时有什么反应已无法辨清记住。我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青天霹雳”、“呆若木鸡”之类的形容都不会过分。7：15分我又调到另一台，等待这个消息的再次播出，但刚播一句就不再听了。不必核实了。这肯定是真的！

眼泪是什么时候开始流下的？记住的，只是哭得头也晕了。绝望攫住了我的心。我还在这里干什么？我究竟为了什么要躲起来，又要继续躲下去？这些爱你的人因为你而辞世，你却仍然躲在这里，你的躲藏你的保存生命，究竟意义何在呢？！

周围没有一个人。要到中午才会有人来。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甚至没有来回兜圈子的余地。努力压抑了三四个小时的最强烈的冲动不是回家，不是去看望母亲和家人，而是去公安局投案。

这么多学生死了，这么多和你一样的北京人死了。连你的亲人也因为不堪为你忧虑的重负而死，你又为什么还要躲藏，不能勇敢地面对你的命运？

但是我不能不辞而别，我不能让保护我的朋友忽然处于情况不明的状况，这都是些善良的，没有秘密工作经验，也没有任何文学研究背景的人，我的不辞而别，很可能使他们贸然和我家联系，而成为公安人员的目标。

我想去投案，并不是想自首。我只是试图“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我怎样能给朋友们一个保证，使他们确信，即使我被永久关押，他们也不会被出卖？他们以前并不认识我。

也许我应当自杀以谢世人，以谢先父，以谢六四亡灵。但朋友终于来了——

你不堪父亲因你只能偷生而死，你就愿母亲因你死而死吗？你一天没被抓住，就是北京人民没有白牺牲的又一个新证明。

——是的，我不再是我自己。我和六四不能再分开，我和北京人不能再分开。


四、

我不再是我自己。

来到美国，有朋友告诉我，在父亲追悼会时，当局和朋友们都以为我会回家奔丧，我才惊讶地意识到，当时自己想去公安局的愿望远远超过了想回家。

六四后两种矛盾的强烈愿望不断冲击我，使我彷徨于其间，常常茫然不知所往。

一是，还我普通中国人的本来面目，还我普通北京人的日常生活。

另一是，我已经死了。我应当是已经死在了那个恐怖之夜。生者自应继续他们的生命，但我不属于生者。我本应站在捐躯者的行列种。历史残酷的恶作剧使我活了下来。


五、

本应更多地谈谈父亲。

去年五一上午民盟中央纪念五四座谈会，闫明复也去了。父亲回来后兴奋地说：我也替你们学生说话了。我发言相当尖锐呢！

5月23日，在广场度过十天后终于又见到了父亲。他不顾老泪纵横，大呼妈妈的名字：快出来！快出来！她回来了！⋯⋯不等妈妈出来，又颤抖着从不离手的烟斗对我说：你要是被捕了，我就去自首，我就是你背后的黑手！

这样的小事能帮助外人了解他吗？

他已经75岁，但我相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会预料到他的突然辞世——尤其是在那个春天之前。他不是一个垂垂老矣、只能等死的人。

他很看重自己的学术研究，老来从不搀和青年们的政治活动，常常谢绝可能与群众接触并可能提高社会知名度的各种邀请，甚至谢绝为群众性报刊写宣传性的文字。

他愿意自承为我的黑手。这是他对我的最高评价——他确信我是一个普通真诚而愿不断追求的中国人。他在用他75年的生命，用他的人格为我担保。

爸爸，谢谢。我们有过许多次激烈的冲突，以至双方都不能不承认“代沟”的存在。但有您这句话在，对于我的父辈，此生此世亦复何求！


六、

各人眼中的历史不尽相同。何止历史，即使一个人，在各人眼里看过去也自会有不同的映像。

原谅我，爸爸，没有为您写更多的文字。在我，这还是一个太过沉重的任务。也许，做这件事，朋友们比我更合适。

但我知道，你是因我而去。

你已去了半年。我不能不提起笨拙的笔，哪怕只能写下这些不足以表达内心创痛的话。

永别了。

1990.6.9.



［与此文同时拟就的关于我父亲的注解：

王瑶，1989年12月13日于上海去世，终年75岁。生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原文发表于1990年在美国发刊的《广场》。此处根据本人手稿整理。唯一有所修改的，是根据当年国内朋友的建议，删除了所有引言前后的引号。］

旧文：中国工运简析（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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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1990年发表于香港《百姓》杂志，标题为《工人为什么没有发动起来？》。以下文字根据本人收藏的手稿整理。］


许多朋友在总结八九民运时都曾表示遗憾，认为学生们没能把工人发动起来时民运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工人未能形成大规模有组织的运动，不是因为学生没去发动，而是因为中国工运还没有足够的独立意识。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历史。1919年“五·四”运动时，学生运动持续了一个月，焦点始终是在北京。直到军阀政府逮捕了千余名学生，才引发了“六·三”大罢工，焦点迅速从北京转到上海，从学生转向工人，仅十来天，就逼得政府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六·三”罢工是因为“五·四”学生对工人的宣传组织更得力吗？我认为并不是。关键在于此前上海工人已有过多次成功的经济罢工经验，集团意识（阶级意识）相当清醒，才能在这第一次政治罢工中显示威力。

再看去年的北京。在八九民运中，北京有几十万工人上街声援绝食学生，人数、规模绝不在1919年之下。但是，绝大多数工人队伍都是以“全厂”也就是说包括劳资双方在内的名义上街的。当实际上的怠工罢工已形成时，工人们仍反复强调自己对国家对企业的“主人翁责任感”，强调自己是在基本完成生产任务后才上街的。这从当时的国内报纸和电视报道中可以得到证实。从台湾版的《大陆民运》录像带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千辩论的镜头。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觉得必须要干点什么了，不能再等待了。但是“干什么”呢？“怎么干”呢？茫无头绪。号召大家对国家生产负责的演讲者被“嘘”下来了，号召罢工的人也并没有得到热烈反应。他们矛盾于这样的情感中：我们要站出来，因为我们要对自己的国家负责，对公正的社会秩序负责；但是我们的站出来，会不会正好是对国家不负责，对社会秩序不负责呢？可以说，把自己的全部利益交给共产党代理四十年之后，工人们已不知道该如何代表自己去协调与“国家”、“社会”、“企业”不尽相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要求了。

试想，这在一个各方利益能够通过受到保护的渠道而表达的政治制度下，应当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要号召第一步的有限罢工48－72小时以观政府后效，必定会吸引绝大多数尚在犹豫的工人群众，也必定会比有限绝食48－72小时要有效得多。但是，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包括我自己在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组织自治工会的工人，只占了极小的比例。

这是中国工人、中国工运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把自己的集团利益与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统治者的利益区别开，把自己的集团利益和政府－国家利益区别开，把自己的集团利益和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区别开，学会使用有效的手段在不同场合下保护自己的利益，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不一定等同于剥夺对手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利不等于剥夺对方的权利”，解除犯罪感和“不负责任”的顾虑，理直气壮地要求工人的自治组织，要求工人的罢工权利，而不必仅靠“玩猫腻”。

事实上，十年经济改革之后，特别是三资企业大量出现，国内企业也实行承包之后，劳资双方的利益并不一致在中国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而且已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各地曾先后出现承包负责人与工人的激烈冲突以至凶杀案件，都是证明。自治工会的成立已是呼之欲出之事物，韩东方、贺力力等人正是代表时代潮流的先行者。工会自治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但是共产党却不承认这个事实，迟迟不实行政企分家、党政分家，迟迟不放弃它既当劳方代表又当资方代表的矛盾身份（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简直可以说是天大的笑话）。它一方面通过各单位工会声称代表工人，一方面又通过各级政企机关授权承包人（在三资企业则以资方代理人身份出现）。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连篇累牍的宣传文章号召工人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其结果，必然是牺牲工人的利益以换取政治统治集团的利益，同时加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仅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民主改制建设必须与经济市场化同步进行。

因此，就中国工运的目前状况而言，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求工会的独立。从每一个基层企业开始，宣传韩东方等人的主张，揭露共产党同时充当劳资双方代理人的非法身份，要求工人的自治组织保护工人自己的利益，由此逐步发展行业工会和工会联合会。再比如，要求工会对工人政治权利的发言权，同样宣传北京工人自治会，宣传韩东方等人的主张，揭露共产党同时充当公民代表和全权行政长官的不合法地位。

在确定了工会自治化这一任务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途径来完成这一任务，既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成立独立于政府操纵的工会以外的工人自治组织（如在深圳临时工中就存在这种可能性），又可以在条件不同的地方努力使原工会从政府行政部门中剥离出来，转化为独立组织。具体的做法必须配合宣传工作，必须提高工人的自主意识。只有在工人的自主意识有了长足的长进之后，在工人运动有了一定保护自我利益的实践之后，我们的工人运动才能成为民主运动的坚强基础，才能成为中国将来向民主发展的保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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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王丹等：十一声明（2008）

纪念六四 ，追还正义，让中国成为中国人的安全家园
-- 关于开始纪念“六四”20周年活动声明


我们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在1989年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20周年前夕，我们准备联合，纪念六四，追还在中国失去的正义，继续追求20年前提出来的但是至今尚未实现的民主，自由，法治和公平。

1989年，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被片面改革和发展的模式所导致的问题所困扰时，当中国的民众对这些问题强烈不满、希望有更公正的社会时，当执 政者压制人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表达民意、寻求合法解决问题的途径时，我们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以公民的责任感，采取行动，表达民意，要求政府解 决问题；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只有在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中，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因而要求中国执政者改革政治体制，采取一个全面的发展模式。我们的行动得到了 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参与声援和各种支持。然而，中国执政者中少数人公然将自己凌驾于国法之上，违宪违法，软禁了不同意见的政治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六四屠杀惨案，血腥镇压了人民民主运动，并随后大肆迫害运动的参与者；众多的公民被判刑、流亡和被剥夺个人的正常发展机会和权利。

今天，这场迫害已经持续将近20年了。尽管执政者的口号不断变换，从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从民主法治到公平正义，但是，执政者不仅还没有采取任何纠正失误 和恢复正义的措施、表示和迹象，相反却严厉控制和镇压任何想讨还正义的言论和行动。将近20年的痛苦经验告诉我们，依靠政治迫害维持的统治，很难主动地自 我纠正政治迫害；受害公民要靠自己的行动，要靠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才能讨还失去的正义。

为此，我们，1989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庄严声明，我们将在2009年，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20周年之际，联合起来，集体 行动，调查和公布被执政者刻意掩盖的真相，追还被执政者残酷扼杀的正义，呼吁全国公民同胞和国际社会，推动中国开始政治改革，落实新闻自由，建立宪政民主 的制度，使中国成为中国公民的安全家园。

• 我们不仅将在中国开展各类纪念活动，而且还要在世界主要都会举办纪念活动；

• 我们将在香港和华盛顿举办1989年民主运动参与者和六四镇压受害者聚会活动；

• 我们将学习天安门母亲的榜样，成立天安门狱友连线，系统搜集当年政治迫害的事实和案例，寻找当年共患难的难友，依法维护当时、其后和现在被侵害的权益；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

• 我们将联合因参与1989年运动以及其后各种政治迫害而不能回国的同胞，集体行动，争取回国权利；

• 我们将征集1989年的相片和回忆文章，出版文集

• 我们将举办各种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的文学艺术作品大奖赛，

• 我们将组织中外宪政学者，对中国政府在1989年的主要政治行为合违宪性进行分析，提出调查分析报告，

• 我们将发动公民连署公开信，要求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对1989年的政治迫害进行全面调查

• 我们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征集各国公民的签名，要求联合国各机构、各相关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在2009年6月4日举行纪念仪式，并要求中国政府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相关条款，公正处理1989年的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

• 我们将推动世界主要人权团体、专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举办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的意识活动、专题讨论会和报告会

• 我们将组织各领域专家对1989年后的中国发展状况做评估和分析，揭示1989年民主运动的意义，以及六四镇压的长期后果

• 我们将举办各种活动，不仅通过集会、展览、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和书籍。而且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多媒体等形式，传播1989年的事实真相以及我们的声音、理念和成果

就在我们酝酿纪念活动的计划时，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正在遭受着一系列公共灾难的袭击：汶川地震、翁安血案、毒奶粉等。我们难过地看到，由于1989年中国 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契机被血腥镇压而葬送，权力缺乏监督，新闻没有自由，20年来，不仅是我们遭遇毒打、坐牢、流亡和失去个人发展机会，而且所有普通同胞 公民都生活在一个权益和安全没有保障、发展机会和成果分配不平等、政府没有节制地滥用暴力、官员腐败黑社会化的社会环境。由此我们深知，讨还失去的正义， 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是为了在中国确立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政治正义原则；只有建立这样的正义制度，我们中国才能成为全体公民安全 生活、公正发展的社会，全球华人赖以自豪骄傲的精神故乡！

为此，我们将努力工作。我们呼吁全球华人和全世界人们支持我们的行动。我们将在全球征召义工；我们敬请各界推荐专业人士和社会关系；我们还将向各界征集新的项目的建议。

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暨六四惨案20周年活动联络人

王丹
王军涛
胡平
陈一咨
刘刚
项小吉
李进进
李恒清

（转自《天安门通讯－－“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专刊》2008年10月9日创刊，第一期
投稿信箱：tiananmen20@gmail.com）

ZT: 王丹：天安门通讯发刊词

天安门通讯－－“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专刊

2008年10月9日创刊，第一期
投稿信箱：tiananmen20@gmail.com


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起跑（代发刊词）

王丹

10月1日，包括王军涛，刘刚，陈一咨以及笔者在内的十余名流亡民运人士联署发表"十一声明"，呼吁全面开展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我们希望这样的呼吁，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全面起跑。

这份声明，绝不代表我们联署者认为纪念活动应当以我们为主导，因为仅仅我们十几人，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有心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在此我要预告的是，在"十一声明"的基础上，我们将陆续公布连署人的名单，计划每半个月公布一批，争取在年底完成全部联署名单。我们愿意以诚恳的心，努力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呼吁大家能够积极呼应，与我们一起合作，共同把纪念活动办好。

我个人认为，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出现全球统一的纪念活动协调机制，但是我们也尊重所有其他个人和团体参与纪念活动的方式。海外自由世界，意见一向多元分化，这本是民主常态。我相信并且期待，对于六四纪念这样的事情，大家一定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枪口对外，共同抵抗中共最近几年对八九民运的抹黑行为，让六四的记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六四二十周年，这是全体中国人心中的痛。纪念活动，也是大家的事情。我高度期待能有更多的人，以积极的态度尽早开始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我们也期待与一切有志于推动纪念活动的个人和团体精诚合作。　

民心决定民运（2008－10－13增订）

［本文是1990年7月应已故著名报人陆铿先生之约写就，并发表于当年陆先生主编的香港《百姓》杂志。这里根据收存的两份手稿整理，圆括弧及其中文字均为原文所有，方括弧或为新加的说明，或为两份手稿有出入的内容。］

［关于增订：从1990年的手稿散页中又发现关于“见好就收”的若干不同段落，现以方括弧加在内容大致相关的位置。2008-10-13］



流亡途中，曾读到一本类似报告文学的书［《人》，The Man］。作者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 原文误为“法奇娜”］，主人公是70年代初希腊孤胆革命家阿科莱斯——遗憾的是我忘了他的姓［Alexandros Panagoulis］。当时最深切的感受是他对信念的坚定执著。惊异于他几番入狱都不曾稍减的顽强意志，我不禁时时提醒自己要向他学习，一旦入狱，至少要做到某几条。

不过，本文想说的是另一方面的印象。在那本书的开头，法拉奇描述了万千民众参加阿科莱斯葬礼的盛况和她自己对这些民众疑虑恐惧的心情——塞满大街小巷的民众就象一条伸开所有触角的章鱼，这怪物是否知道它在抓住什么或是在吞噬什么呢？她的这个印象曾经强烈地打动了我。

六四过去一年了，当时的印象仍然鲜活如昨日。看到满街民众时既惊喜又疑虑的感觉也仍然活在心头。我想，六四的本质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个独裁专制政权的公开对抗。这是六四与西单民主墙的不同，也是六四比西单民主墙的进步。在这一公开对抗过程中，站在民运领导位置上的人与其说是政治领袖，不如说是群众代表。一般地讲，他们（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政治指挥都不够出众，处理政治危机的才能和政治领导艺术都不够高，而且可以说，他们对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相当不敏感。一句话，我们还不是政治家。因此，把八九民运当做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活动的人，不论他是要吹捧还是要批判甚至要镇压这场运动，都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就那两个月民运发展的具体过程来讲（请注意我的限定语，我不希望发生误会引起概念模糊的争论），无论是学生组织还是著名知识分子，都不必承担领导不当的责任。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共产党和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可以说也应当包括赵紫阳。他们在政治领导位置上，他们是政治家，他们（在六四之前）应当对引导群众情绪、控制局势负责。因此，也正是在这一公开对抗过程中，中共政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最大限度的无能、怯懦与卑劣。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如何做到“见好就收”§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总结八九民运中民众方面运作中的经验教训，使群众运动在今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方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值得民运参加者反思。

比如，有些海外人士评论去年民运时认为应当“见好就收”，这意见很有道理，单多少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我自己经验而言，去年五月中旬我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要见好就收，而是如何做到见好就收。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当时几乎时一筹莫展，因为我不善于掌握群众心理。

［我想起也在首次通缉21人之列的北师大学生梁擎暾（大家都简单而亲切地称他为梁二）。在5月4日宣布复课后，学运暂时进入低潮。各校的学运积极分子都有一种茫然而失望的情绪，认为学运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就偃旗息鼓了。这时梁二曾诚恳地与我交流，提出宁肯学运暂时失败，也要保住中国改革的势头。我还想起著名作家、记者戴晴，从4月下旬开始，她不止一次呼吁学生冷静、理智，保护已有成果，并且保存实力。她私下里多次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不能掌握群众情绪，搞不好中国就会倒退二十年（如今结局竟不幸被她言中）。我当然更多地想到了我自己。5月4日后在北京高自联的一系列会上，我曾多次主张放缓学运，配合党政高层中改革派发出的信息，并在5月12日得知同学们已自发串联签名绝食时表示过坚决反对，此后还曾四出联系著名学者，希望他们能劝阻学生。当时很多学者也都表示，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要想帮助政府掌握机会渡过危险，就应当设法使学生同意作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当时学运中并非没有“见好就收”的意见。但是，为什么这种意见不能说服掌握群众？其后很久我才渐渐悟到，这不仅是个确定斗争目标，或选择手段与途径，或什么其他理论性的问题。非常重要而又非常容易被仅凭热情和良心参加民运的朋友（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忽略的，乃是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领导艺术。在学运50天中，我体会到，成功运用这种政治领导能力，首先要准确掌握群众的心态，及时捕捉群众的心理趋势；其次是只有在满足群众心理要求之后，才可能引导群众；再次是处理危机时要能准确地把妥协信号传给对方。］

现在看来，当时能够在广场上保持其号召力的人，总是那些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群众心理需求的人，是在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代表性的人（如上所说，我认为他们也还不是政治家）。同时，群众心理需求并不是单一的，无限制膨胀的，而是多方面、有节制的。当然，最容易被把握，最容易得到表达的，是那些比较单纯、比较激情化的方面。［所以，］任何理性要求，只有同时满足了群众单纯而激情化的心理需求，才能激起共鸣，被群众接受。比如，“和平，理性，非暴力”这种自我节制的口号显示出了一种向无能政府挑战的道德优越感，就被群众接受了。市民的标语牌上写着“不起哄，不胡来，就是最好的支持”。这种口号准确反映出群众心理需求在特殊情况下得到满足的特殊方式。

而和我相似曾经持“见好就收”主张的人（不能笼统地说所有“收”的主张都是见了“好”的事后提出来的，也有些是见“坏”时提出的，不过所有的“收”都没得到过实施）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可以说主要是没能准确把握群众心理需求与自己主张的切［契］合点。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宣传上能够做到“成绩讲透”，使群众有足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再向群众提出给政府一次表演机会，那么，群众也很可能会赞同“收”，怀着战略上的优越感为政府让出舞台，同时保留引而不发、蓄势待发的压力。

事实上，去年五月我已经想到了这种可能性，只是思路还不清晰，又得不到配合，还要时时注意不要过早说明目的，引起群众的误解，⋯⋯。总之，在实施这个未经证实的可能方案时，也还会碰到一系列的与群众敏感心理相关的问题。读者只要注意到东欧或是台湾的政局动荡，就会有所体会。

§大手笔的“试金石”§

从东欧变革来看，政局动荡时期，总会伴随着或大或小的群众运动。如何使群众运动的势头有效地推进民主化进程，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几乎是每个东欧国家都曾经遇到而且仍然面临的问题。最为戏剧化的例子恐怕就是罗马尼亚了。可以说，能否成功地处理群众运动，是考验政治家能否被称为“大手笔”的一块试金石。

§海外民运重点在国内民众§

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主体无疑仍是国内民众。但能够积极活动的人都集中于海外，国内暂时处于低潮。因此，海外民运在目前阶段扮演着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但是，下一次中国政局危机时海外民运能否在国内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能否利用目前的自由环境和便利条件成功地保持中国民运从1989到下一次的连续性，仍然时目前海外民运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以为，回答这一课题的关键，在于把工作重点放到争取国内民心上。

这首先是因为海外民运的对手是一个不讲法制，不讲游戏规则的专制集团，民运团体不能寄希望于共产党对民运主张的认同，否则很容易被对方耍了。他会说，“你主张的那些我们都已经实行了”，之后就不再与你纠缠细节，只用使领馆来对付你，就像去年用统战部对付人民群众一样。去年他没有成功，因为群众不答应。所以，人民才是民运实力的代表。人民把你当做心目中的一杆旗，政府就不得不纡尊降贵来跟你谈，尽管他很不满意你“最后通牒”式的口气。［海外民运要想在下一次危机时发挥重要作用，首要前提不是目前的执政党承认你、接受你，而是民众承认你、接受你。国内现有八个“民主党派”受到执政党的承认，可是在群众运动起来时，他们连充当斡旋者的资格都没有。海外民运组织即使独立品格更高一些，是否能被国内群众承认和接受仍是第一位的问题。］

其次，据我了解，目前国内大多数民众在理智上都同意中国应当避免大动荡大革命。但是，下一次政局危机，无论由什么诱因引发，六四都将是关键的一环。而由于六四后民众对政治经济状况的强烈不满，政局危机肯定会带来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也就是说，民众需要在下一次危机中获得心理上感情上有效的补偿和满足。如何适当地结合理智与感情两方面，将是民众面临的一大难题，也将是政治家面临的一大难题。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在一个相当长得时期内造成政局不稳，使发展方向不确定——很可能在长期动荡中，民众对强制政体下“安定团结”“分配均等”得要求渐渐高于对民主政体下活跃因素过多的“机会均等”的要求。我确信，中华民族需要学会走良性的渐进的改良道路，争取能够逐步地向现代民主政体发展，尽量避免大动荡大革命。因此，对群众状况的研究、了解、预测，必须及时提到海外民运日程上来。只有尽一切努力使国内民众与海外民运认同，海外民运才能在下一次危机时有效地运用自己从四五、西单民主墙到八九民运总结出的东西，有效地带领民众，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富强的中国。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六四死难者的血没有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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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八九后的第一次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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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向香港同胞、和世界各地一切关心爱护我，为我的自由与安全忧心的人们报告我已经自由的消息，我心情非常激动，特别是想到我的祖国人民，我日夜难忘的北京人民也将听到我的消息，我可以在这里向他们讲几句话，我更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今天是4月15日。一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九中国民运。在我的心目中，这个日子是一个标志，正如大陆著名作家 刘宾雁所说，89年的4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个4月之后，中国人民不再是从前的中国人民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人民心目中也不复为从前那个执政党了。对于 我，这个日子还标志着我个人命运的改变。在去年4月里，当我本着一个普通老百姓关心国家命运的良心参加学运时，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会成为政府的通缉对象。 我过去的生活和北京市千百万普通职工的生活毫无区别。在我参加学运的两个月中，北京人民时时鼓舞激励着我。在6·4屠城后，我更是在许许多多素昧平生的人 民冒着生命危险的帮助下，才躲过了政府的追捕，获得了今日的自由。

6月3日傍晚，我因病没返回广场，在军队向市民和学生开枪时，我没有和人民站在一起，这使我一年来时时感到内疚，感到无法原谅自己。89年12月28日清 晨，我从大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听到我父亲王瑶去世的消息。震惊和极度悲痛之余，我无法表达自己当时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我不能不想到在 学运期间，他还身体状况良好，每天骑车在北大校园内往返，只是一提到我，一见到我，就禁不住泪流满面。他是因我而伤心过度，猝然离世的；另一方面，我又情 不自禁地感到减轻了一些良心负担，我想告诉在6·4中失去亲人的人民，告诉受到各种身心创伤的亲爱的同胞们，我因为参加民运，也已经家破人亡。

虽然如此，我并不因此认为我就有了对民运指手画脚、对人民发号施令的权力和资格。我知道我始终世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大陆。我内心深处最重要的愿望，就是对大陆人民说一声，我的同胞们，我爱你们，我希望和你们站在一起，与你们忍痛，永远不被你们抛弃。

我想，这也将是我今后参加海外民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19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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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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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博客的主旨是从二十年后的视角重新审视八九年的史实及其历史意义。流亡近二十年来，特别是最初几年，曾写下不少关于八九年的回忆和思考。我会把过去的相关文章整理出来，集中在这里。

不过，本人经历虽然仍会在这个博客占相当比例，但不会是把当年写下的回忆文字直接拿出来晾晒。当年的回忆毕竟是在国内逃亡时根据记忆写的，完全没有可供参对的其他资料，无论本人记忆如何鲜活，也难免失误，因此需要核对整理。

另一方面，流亡美国后的纪念讨论文章，反映的是思考，不是直接记录史实，我会逐一输入上传，收集在这里，既可看到自己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还可就此与同仁交流，更可以作为纪念“八九”“六四”二十周年的一部分。

博客写作的新内容，则仍将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两个月和我本人的主要参与经历为经纬，辅以今日从较长远历史视角考察的意义重估。上传时间暂时没有确定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