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思绪离离（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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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到美国以后，第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自由了！我要充分地享受这份自由——自己出去坐公共汽车，找工作，找住处，自己处理自己的一切问题。

洛杉矶的公共交通相当差劲。对于一个没有华人朋友在身边的初来者，这些都不是容易事，但我确实有一种享受的愉快，在那时认识了我的人都会有这个印象。面前似乎事全新的生活，过去的一切都隐退了。

但这不是真的。

六四不是我心上的一个伤口。它是插在心上的一把剑。剑柄的每一次颤动，都会引起创痛，都会滴下新的血。


二、

六四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改变了许多普通人家的生活，也改变了我。我究竟是有了多重大多深刻的变化，或仅仅是暂时调整一下人生道路？

在开初的几个月里，我常常以为是后者，常常设想着虽然不得不走另一条路了，但我还是我，我这个人没有变。

但这不是真的。

父亲去世了。我猛然醒悟到，我不再是过去的我，原先的那个王超华已经不在了。⋯⋯


三、

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伴随着我度过了漫长的几个月。最爱听的是中央台的“今晚八点半”和长篇联播。但每天的新闻是必须听的，从早上6：30，直到晚上10：00。

12月28日那天，就是在早上6：30的新闻联播中听到父亲追悼会的消息的。当时有什么反应已无法辨清记住。我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青天霹雳”、“呆若木鸡”之类的形容都不会过分。7：15分我又调到另一台，等待这个消息的再次播出，但刚播一句就不再听了。不必核实了。这肯定是真的！

眼泪是什么时候开始流下的？记住的，只是哭得头也晕了。绝望攫住了我的心。我还在这里干什么？我究竟为了什么要躲起来，又要继续躲下去？这些爱你的人因为你而辞世，你却仍然躲在这里，你的躲藏你的保存生命，究竟意义何在呢？！

周围没有一个人。要到中午才会有人来。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甚至没有来回兜圈子的余地。努力压抑了三四个小时的最强烈的冲动不是回家，不是去看望母亲和家人，而是去公安局投案。

这么多学生死了，这么多和你一样的北京人死了。连你的亲人也因为不堪为你忧虑的重负而死，你又为什么还要躲藏，不能勇敢地面对你的命运？

但是我不能不辞而别，我不能让保护我的朋友忽然处于情况不明的状况，这都是些善良的，没有秘密工作经验，也没有任何文学研究背景的人，我的不辞而别，很可能使他们贸然和我家联系，而成为公安人员的目标。

我想去投案，并不是想自首。我只是试图“直面惨淡的人生”。但我怎样能给朋友们一个保证，使他们确信，即使我被永久关押，他们也不会被出卖？他们以前并不认识我。

也许我应当自杀以谢世人，以谢先父，以谢六四亡灵。但朋友终于来了——

你不堪父亲因你只能偷生而死，你就愿母亲因你死而死吗？你一天没被抓住，就是北京人民没有白牺牲的又一个新证明。

——是的，我不再是我自己。我和六四不能再分开，我和北京人不能再分开。


四、

我不再是我自己。

来到美国，有朋友告诉我，在父亲追悼会时，当局和朋友们都以为我会回家奔丧，我才惊讶地意识到，当时自己想去公安局的愿望远远超过了想回家。

六四后两种矛盾的强烈愿望不断冲击我，使我彷徨于其间，常常茫然不知所往。

一是，还我普通中国人的本来面目，还我普通北京人的日常生活。

另一是，我已经死了。我应当是已经死在了那个恐怖之夜。生者自应继续他们的生命，但我不属于生者。我本应站在捐躯者的行列种。历史残酷的恶作剧使我活了下来。


五、

本应更多地谈谈父亲。

去年五一上午民盟中央纪念五四座谈会，闫明复也去了。父亲回来后兴奋地说：我也替你们学生说话了。我发言相当尖锐呢！

5月23日，在广场度过十天后终于又见到了父亲。他不顾老泪纵横，大呼妈妈的名字：快出来！快出来！她回来了！⋯⋯不等妈妈出来，又颤抖着从不离手的烟斗对我说：你要是被捕了，我就去自首，我就是你背后的黑手！

这样的小事能帮助外人了解他吗？

他已经75岁，但我相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会预料到他的突然辞世——尤其是在那个春天之前。他不是一个垂垂老矣、只能等死的人。

他很看重自己的学术研究，老来从不搀和青年们的政治活动，常常谢绝可能与群众接触并可能提高社会知名度的各种邀请，甚至谢绝为群众性报刊写宣传性的文字。

他愿意自承为我的黑手。这是他对我的最高评价——他确信我是一个普通真诚而愿不断追求的中国人。他在用他75年的生命，用他的人格为我担保。

爸爸，谢谢。我们有过许多次激烈的冲突，以至双方都不能不承认“代沟”的存在。但有您这句话在，对于我的父辈，此生此世亦复何求！


六、

各人眼中的历史不尽相同。何止历史，即使一个人，在各人眼里看过去也自会有不同的映像。

原谅我，爸爸，没有为您写更多的文字。在我，这还是一个太过沉重的任务。也许，做这件事，朋友们比我更合适。

但我知道，你是因我而去。

你已去了半年。我不能不提起笨拙的笔，哪怕只能写下这些不足以表达内心创痛的话。

永别了。

1990.6.9.



［与此文同时拟就的关于我父亲的注解：

王瑶，1989年12月13日于上海去世，终年75岁。生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原文发表于1990年在美国发刊的《广场》。此处根据本人手稿整理。唯一有所修改的，是根据当年国内朋友的建议，删除了所有引言前后的引号。］

旧文：中国工运简析（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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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1990年发表于香港《百姓》杂志，标题为《工人为什么没有发动起来？》。以下文字根据本人收藏的手稿整理。］


许多朋友在总结八九民运时都曾表示遗憾，认为学生们没能把工人发动起来时民运未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完全准确。工人未能形成大规模有组织的运动，不是因为学生没去发动，而是因为中国工运还没有足够的独立意识。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历史。1919年“五·四”运动时，学生运动持续了一个月，焦点始终是在北京。直到军阀政府逮捕了千余名学生，才引发了“六·三”大罢工，焦点迅速从北京转到上海，从学生转向工人，仅十来天，就逼得政府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六·三”罢工是因为“五·四”学生对工人的宣传组织更得力吗？我认为并不是。关键在于此前上海工人已有过多次成功的经济罢工经验，集团意识（阶级意识）相当清醒，才能在这第一次政治罢工中显示威力。

再看去年的北京。在八九民运中，北京有几十万工人上街声援绝食学生，人数、规模绝不在1919年之下。但是，绝大多数工人队伍都是以“全厂”也就是说包括劳资双方在内的名义上街的。当实际上的怠工罢工已形成时，工人们仍反复强调自己对国家对企业的“主人翁责任感”，强调自己是在基本完成生产任务后才上街的。这从当时的国内报纸和电视报道中可以得到证实。从台湾版的《大陆民运》录像带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人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千辩论的镜头。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觉得必须要干点什么了，不能再等待了。但是“干什么”呢？“怎么干”呢？茫无头绪。号召大家对国家生产负责的演讲者被“嘘”下来了，号召罢工的人也并没有得到热烈反应。他们矛盾于这样的情感中：我们要站出来，因为我们要对自己的国家负责，对公正的社会秩序负责；但是我们的站出来，会不会正好是对国家不负责，对社会秩序不负责呢？可以说，把自己的全部利益交给共产党代理四十年之后，工人们已不知道该如何代表自己去协调与“国家”、“社会”、“企业”不尽相同的政治经济利益要求了。

试想，这在一个各方利益能够通过受到保护的渠道而表达的政治制度下，应当是一个不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要号召第一步的有限罢工48－72小时以观政府后效，必定会吸引绝大多数尚在犹豫的工人群众，也必定会比有限绝食48－72小时要有效得多。但是，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包括我自己在内）。能够勇敢地站出来组织自治工会的工人，只占了极小的比例。

这是中国工人、中国工运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把自己的集团利益与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统治者的利益区别开，把自己的集团利益和政府－国家利益区别开，把自己的集团利益和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区别开，学会使用有效的手段在不同场合下保护自己的利益，学会“保护自己的利益不一定等同于剥夺对手的利益”，“保护自己的权利不等于剥夺对方的权利”，解除犯罪感和“不负责任”的顾虑，理直气壮地要求工人的自治组织，要求工人的罢工权利，而不必仅靠“玩猫腻”。

事实上，十年经济改革之后，特别是三资企业大量出现，国内企业也实行承包之后，劳资双方的利益并不一致在中国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事实，而且已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各地曾先后出现承包负责人与工人的激烈冲突以至凶杀案件，都是证明。自治工会的成立已是呼之欲出之事物，韩东方、贺力力等人正是代表时代潮流的先行者。工会自治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但是共产党却不承认这个事实，迟迟不实行政企分家、党政分家，迟迟不放弃它既当劳方代表又当资方代表的矛盾身份（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简直可以说是天大的笑话）。它一方面通过各单位工会声称代表工人，一方面又通过各级政企机关授权承包人（在三资企业则以资方代理人身份出现）。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连篇累牍的宣传文章号召工人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其结果，必然是牺牲工人的利益以换取政治统治集团的利益，同时加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仅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民主改制建设必须与经济市场化同步进行。

因此，就中国工运的目前状况而言，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求工会的独立。从每一个基层企业开始，宣传韩东方等人的主张，揭露共产党同时充当劳资双方代理人的非法身份，要求工人的自治组织保护工人自己的利益，由此逐步发展行业工会和工会联合会。再比如，要求工会对工人政治权利的发言权，同样宣传北京工人自治会，宣传韩东方等人的主张，揭露共产党同时充当公民代表和全权行政长官的不合法地位。

在确定了工会自治化这一任务的前提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途径来完成这一任务，既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地方成立独立于政府操纵的工会以外的工人自治组织（如在深圳临时工中就存在这种可能性），又可以在条件不同的地方努力使原工会从政府行政部门中剥离出来，转化为独立组织。具体的做法必须配合宣传工作，必须提高工人的自主意识。只有在工人的自主意识有了长足的长进之后，在工人运动有了一定保护自我利益的实践之后，我们的工人运动才能成为民主运动的坚强基础，才能成为中国将来向民主发展的保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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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王丹等：十一声明（2008）

纪念六四 ，追还正义，让中国成为中国人的安全家园
-- 关于开始纪念“六四”20周年活动声明


我们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在1989年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20周年前夕，我们准备联合，纪念六四，追还在中国失去的正义，继续追求20年前提出来的但是至今尚未实现的民主，自由，法治和公平。

1989年，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被片面改革和发展的模式所导致的问题所困扰时，当中国的民众对这些问题强烈不满、希望有更公正的社会时，当执 政者压制人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表达民意、寻求合法解决问题的途径时，我们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以公民的责任感，采取行动，表达民意，要求政府解 决问题；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只有在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中，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因而要求中国执政者改革政治体制，采取一个全面的发展模式。我们的行动得到了 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参与声援和各种支持。然而，中国执政者中少数人公然将自己凌驾于国法之上，违宪违法，软禁了不同意见的政治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六四屠杀惨案，血腥镇压了人民民主运动，并随后大肆迫害运动的参与者；众多的公民被判刑、流亡和被剥夺个人的正常发展机会和权利。

今天，这场迫害已经持续将近20年了。尽管执政者的口号不断变换，从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从民主法治到公平正义，但是，执政者不仅还没有采取任何纠正失误 和恢复正义的措施、表示和迹象，相反却严厉控制和镇压任何想讨还正义的言论和行动。将近20年的痛苦经验告诉我们，依靠政治迫害维持的统治，很难主动地自 我纠正政治迫害；受害公民要靠自己的行动，要靠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才能讨还失去的正义。

为此，我们，1989年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和政治迫害的受害者，庄严声明，我们将在2009年，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惨案20周年之际，联合起来，集体 行动，调查和公布被执政者刻意掩盖的真相，追还被执政者残酷扼杀的正义，呼吁全国公民同胞和国际社会，推动中国开始政治改革，落实新闻自由，建立宪政民主 的制度，使中国成为中国公民的安全家园。

• 我们不仅将在中国开展各类纪念活动，而且还要在世界主要都会举办纪念活动；

• 我们将在香港和华盛顿举办1989年民主运动参与者和六四镇压受害者聚会活动；

• 我们将学习天安门母亲的榜样，成立天安门狱友连线，系统搜集当年政治迫害的事实和案例，寻找当年共患难的难友，依法维护当时、其后和现在被侵害的权益；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

• 我们将联合因参与1989年运动以及其后各种政治迫害而不能回国的同胞，集体行动，争取回国权利；

• 我们将征集1989年的相片和回忆文章，出版文集

• 我们将举办各种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的文学艺术作品大奖赛，

• 我们将组织中外宪政学者，对中国政府在1989年的主要政治行为合违宪性进行分析，提出调查分析报告，

• 我们将发动公民连署公开信，要求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对1989年的政治迫害进行全面调查

• 我们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征集各国公民的签名，要求联合国各机构、各相关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在2009年6月4日举行纪念仪式，并要求中国政府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相关条款，公正处理1989年的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

• 我们将推动世界主要人权团体、专业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举办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的意识活动、专题讨论会和报告会

• 我们将组织各领域专家对1989年后的中国发展状况做评估和分析，揭示1989年民主运动的意义，以及六四镇压的长期后果

• 我们将举办各种活动，不仅通过集会、展览、报刊杂志、广播电视和书籍。而且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多媒体等形式，传播1989年的事实真相以及我们的声音、理念和成果

就在我们酝酿纪念活动的计划时，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正在遭受着一系列公共灾难的袭击：汶川地震、翁安血案、毒奶粉等。我们难过地看到，由于1989年中国 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契机被血腥镇压而葬送，权力缺乏监督，新闻没有自由，20年来，不仅是我们遭遇毒打、坐牢、流亡和失去个人发展机会，而且所有普通同胞 公民都生活在一个权益和安全没有保障、发展机会和成果分配不平等、政府没有节制地滥用暴力、官员腐败黑社会化的社会环境。由此我们深知，讨还失去的正义， 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是为了在中国确立宪政、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政治正义原则；只有建立这样的正义制度，我们中国才能成为全体公民安全 生活、公正发展的社会，全球华人赖以自豪骄傲的精神故乡！

为此，我们将努力工作。我们呼吁全球华人和全世界人们支持我们的行动。我们将在全球征召义工；我们敬请各界推荐专业人士和社会关系；我们还将向各界征集新的项目的建议。

纪念1989年民主运动暨六四惨案20周年活动联络人

王丹
王军涛
胡平
陈一咨
刘刚
项小吉
李进进
李恒清

（转自《天安门通讯－－“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专刊》2008年10月9日创刊，第一期
投稿信箱：tiananmen20@gmail.com）

ZT: 王丹：天安门通讯发刊词

天安门通讯－－“六四”20周年纪念活动专刊

2008年10月9日创刊，第一期
投稿信箱：tiananmen20@gmail.com


二十周年纪念活动起跑（代发刊词）

王丹

10月1日，包括王军涛，刘刚，陈一咨以及笔者在内的十余名流亡民运人士联署发表"十一声明"，呼吁全面开展六四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我们希望这样的呼吁，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让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全面起跑。

这份声明，绝不代表我们联署者认为纪念活动应当以我们为主导，因为仅仅我们十几人，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有心参与纪念活动的人。在此我要预告的是，在"十一声明"的基础上，我们将陆续公布连署人的名单，计划每半个月公布一批，争取在年底完成全部联署名单。我们愿意以诚恳的心，努力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呼吁大家能够积极呼应，与我们一起合作，共同把纪念活动办好。

我个人认为，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出现全球统一的纪念活动协调机制，但是我们也尊重所有其他个人和团体参与纪念活动的方式。海外自由世界，意见一向多元分化，这本是民主常态。我相信并且期待，对于六四纪念这样的事情，大家一定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枪口对外，共同抵抗中共最近几年对八九民运的抹黑行为，让六四的记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六四二十周年，这是全体中国人心中的痛。纪念活动，也是大家的事情。我高度期待能有更多的人，以积极的态度尽早开始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我们也期待与一切有志于推动纪念活动的个人和团体精诚合作。　

民心决定民运（2008－10－13增订）

［本文是1990年7月应已故著名报人陆铿先生之约写就，并发表于当年陆先生主编的香港《百姓》杂志。这里根据收存的两份手稿整理，圆括弧及其中文字均为原文所有，方括弧或为新加的说明，或为两份手稿有出入的内容。］

［关于增订：从1990年的手稿散页中又发现关于“见好就收”的若干不同段落，现以方括弧加在内容大致相关的位置。2008-10-13］



流亡途中，曾读到一本类似报告文学的书［《人》，The Man］。作者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 原文误为“法奇娜”］，主人公是70年代初希腊孤胆革命家阿科莱斯——遗憾的是我忘了他的姓［Alexandros Panagoulis］。当时最深切的感受是他对信念的坚定执著。惊异于他几番入狱都不曾稍减的顽强意志，我不禁时时提醒自己要向他学习，一旦入狱，至少要做到某几条。

不过，本文想说的是另一方面的印象。在那本书的开头，法拉奇描述了万千民众参加阿科莱斯葬礼的盛况和她自己对这些民众疑虑恐惧的心情——塞满大街小巷的民众就象一条伸开所有触角的章鱼，这怪物是否知道它在抓住什么或是在吞噬什么呢？她的这个印象曾经强烈地打动了我。

六四过去一年了，当时的印象仍然鲜活如昨日。看到满街民众时既惊喜又疑虑的感觉也仍然活在心头。我想，六四的本质在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个独裁专制政权的公开对抗。这是六四与西单民主墙的不同，也是六四比西单民主墙的进步。在这一公开对抗过程中，站在民运领导位置上的人与其说是政治领袖，不如说是群众代表。一般地讲，他们（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政治指挥都不够出众，处理政治危机的才能和政治领导艺术都不够高，而且可以说，他们对政治局势的微妙变化相当不敏感。一句话，我们还不是政治家。因此，把八九民运当做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活动的人，不论他是要吹捧还是要批判甚至要镇压这场运动，都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就那两个月民运发展的具体过程来讲（请注意我的限定语，我不希望发生误会引起概念模糊的争论），无论是学生组织还是著名知识分子，都不必承担领导不当的责任。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共产党和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可以说也应当包括赵紫阳。他们在政治领导位置上，他们是政治家，他们（在六四之前）应当对引导群众情绪、控制局势负责。因此，也正是在这一公开对抗过程中，中共政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最大限度的无能、怯懦与卑劣。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如何做到“见好就收”§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总结八九民运中民众方面运作中的经验教训，使群众运动在今后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方面，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也值得民运参加者反思。

比如，有些海外人士评论去年民运时认为应当“见好就收”，这意见很有道理，单多少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我自己经验而言，去年五月中旬我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要见好就收，而是如何做到见好就收。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当时几乎时一筹莫展，因为我不善于掌握群众心理。

［我想起也在首次通缉21人之列的北师大学生梁擎暾（大家都简单而亲切地称他为梁二）。在5月4日宣布复课后，学运暂时进入低潮。各校的学运积极分子都有一种茫然而失望的情绪，认为学运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就偃旗息鼓了。这时梁二曾诚恳地与我交流，提出宁肯学运暂时失败，也要保住中国改革的势头。我还想起著名作家、记者戴晴，从4月下旬开始，她不止一次呼吁学生冷静、理智，保护已有成果，并且保存实力。她私下里多次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不能掌握群众情绪，搞不好中国就会倒退二十年（如今结局竟不幸被她言中）。我当然更多地想到了我自己。5月4日后在北京高自联的一系列会上，我曾多次主张放缓学运，配合党政高层中改革派发出的信息，并在5月12日得知同学们已自发串联签名绝食时表示过坚决反对，此后还曾四出联系著名学者，希望他们能劝阻学生。当时很多学者也都表示，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要想帮助政府掌握机会渡过危险，就应当设法使学生同意作出某种程度的妥协。从这些例子不难看出，当时学运中并非没有“见好就收”的意见。但是，为什么这种意见不能说服掌握群众？其后很久我才渐渐悟到，这不仅是个确定斗争目标，或选择手段与途径，或什么其他理论性的问题。非常重要而又非常容易被仅凭热情和良心参加民运的朋友（包括许多著名学者）忽略的，乃是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领导艺术。在学运50天中，我体会到，成功运用这种政治领导能力，首先要准确掌握群众的心态，及时捕捉群众的心理趋势；其次是只有在满足群众心理要求之后，才可能引导群众；再次是处理危机时要能准确地把妥协信号传给对方。］

现在看来，当时能够在广场上保持其号召力的人，总是那些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群众心理需求的人，是在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代表性的人（如上所说，我认为他们也还不是政治家）。同时，群众心理需求并不是单一的，无限制膨胀的，而是多方面、有节制的。当然，最容易被把握，最容易得到表达的，是那些比较单纯、比较激情化的方面。［所以，］任何理性要求，只有同时满足了群众单纯而激情化的心理需求，才能激起共鸣，被群众接受。比如，“和平，理性，非暴力”这种自我节制的口号显示出了一种向无能政府挑战的道德优越感，就被群众接受了。市民的标语牌上写着“不起哄，不胡来，就是最好的支持”。这种口号准确反映出群众心理需求在特殊情况下得到满足的特殊方式。

而和我相似曾经持“见好就收”主张的人（不能笼统地说所有“收”的主张都是见了“好”的事后提出来的，也有些是见“坏”时提出的，不过所有的“收”都没得到过实施）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可以说主要是没能准确把握群众心理需求与自己主张的切［契］合点。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宣传上能够做到“成绩讲透”，使群众有足够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再向群众提出给政府一次表演机会，那么，群众也很可能会赞同“收”，怀着战略上的优越感为政府让出舞台，同时保留引而不发、蓄势待发的压力。

事实上，去年五月我已经想到了这种可能性，只是思路还不清晰，又得不到配合，还要时时注意不要过早说明目的，引起群众的误解，⋯⋯。总之，在实施这个未经证实的可能方案时，也还会碰到一系列的与群众敏感心理相关的问题。读者只要注意到东欧或是台湾的政局动荡，就会有所体会。

§大手笔的“试金石”§

从东欧变革来看，政局动荡时期，总会伴随着或大或小的群众运动。如何使群众运动的势头有效地推进民主化进程，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几乎是每个东欧国家都曾经遇到而且仍然面临的问题。最为戏剧化的例子恐怕就是罗马尼亚了。可以说，能否成功地处理群众运动，是考验政治家能否被称为“大手笔”的一块试金石。

§海外民运重点在国内民众§

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主体无疑仍是国内民众。但能够积极活动的人都集中于海外，国内暂时处于低潮。因此，海外民运在目前阶段扮演着一个较为重要的角色。但是，下一次中国政局危机时海外民运能否在国内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能否利用目前的自由环境和便利条件成功地保持中国民运从1989到下一次的连续性，仍然时目前海外民运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以为，回答这一课题的关键，在于把工作重点放到争取国内民心上。

这首先是因为海外民运的对手是一个不讲法制，不讲游戏规则的专制集团，民运团体不能寄希望于共产党对民运主张的认同，否则很容易被对方耍了。他会说，“你主张的那些我们都已经实行了”，之后就不再与你纠缠细节，只用使领馆来对付你，就像去年用统战部对付人民群众一样。去年他没有成功，因为群众不答应。所以，人民才是民运实力的代表。人民把你当做心目中的一杆旗，政府就不得不纡尊降贵来跟你谈，尽管他很不满意你“最后通牒”式的口气。［海外民运要想在下一次危机时发挥重要作用，首要前提不是目前的执政党承认你、接受你，而是民众承认你、接受你。国内现有八个“民主党派”受到执政党的承认，可是在群众运动起来时，他们连充当斡旋者的资格都没有。海外民运组织即使独立品格更高一些，是否能被国内群众承认和接受仍是第一位的问题。］

其次，据我了解，目前国内大多数民众在理智上都同意中国应当避免大动荡大革命。但是，下一次政局危机，无论由什么诱因引发，六四都将是关键的一环。而由于六四后民众对政治经济状况的强烈不满，政局危机肯定会带来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也就是说，民众需要在下一次危机中获得心理上感情上有效的补偿和满足。如何适当地结合理智与感情两方面，将是民众面临的一大难题，也将是政治家面临的一大难题。处理得不好，就可能在一个相当长得时期内造成政局不稳，使发展方向不确定——很可能在长期动荡中，民众对强制政体下“安定团结”“分配均等”得要求渐渐高于对民主政体下活跃因素过多的“机会均等”的要求。我确信，中华民族需要学会走良性的渐进的改良道路，争取能够逐步地向现代民主政体发展，尽量避免大动荡大革命。因此，对群众状况的研究、了解、预测，必须及时提到海外民运日程上来。只有尽一切努力使国内民众与海外民运认同，海外民运才能在下一次危机时有效地运用自己从四五、西单民主墙到八九民运总结出的东西，有效地带领民众，建设一个新的民主富强的中国。也只有这样，才可以说，六四死难者的血没有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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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八九后的第一次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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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向香港同胞、和世界各地一切关心爱护我，为我的自由与安全忧心的人们报告我已经自由的消息，我心情非常激动，特别是想到我的祖国人民，我日夜难忘的北京人民也将听到我的消息，我可以在这里向他们讲几句话，我更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今天是4月15日。一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震惊世界的八九中国民运。在我的心目中，这个日子是一个标志，正如大陆著名作家 刘宾雁所说，89年的4月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个4月之后，中国人民不再是从前的中国人民了，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人民心目中也不复为从前那个执政党了。对于 我，这个日子还标志着我个人命运的改变。在去年4月里，当我本着一个普通老百姓关心国家命运的良心参加学运时，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会成为政府的通缉对象。 我过去的生活和北京市千百万普通职工的生活毫无区别。在我参加学运的两个月中，北京人民时时鼓舞激励着我。在6·4屠城后，我更是在许许多多素昧平生的人 民冒着生命危险的帮助下，才躲过了政府的追捕，获得了今日的自由。

6月3日傍晚，我因病没返回广场，在军队向市民和学生开枪时，我没有和人民站在一起，这使我一年来时时感到内疚，感到无法原谅自己。89年12月28日清 晨，我从大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听到我父亲王瑶去世的消息。震惊和极度悲痛之余，我无法表达自己当时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我不能不想到在 学运期间，他还身体状况良好，每天骑车在北大校园内往返，只是一提到我，一见到我，就禁不住泪流满面。他是因我而伤心过度，猝然离世的；另一方面，我又情 不自禁地感到减轻了一些良心负担，我想告诉在6·4中失去亲人的人民，告诉受到各种身心创伤的亲爱的同胞们，我因为参加民运，也已经家破人亡。

虽然如此，我并不因此认为我就有了对民运指手画脚、对人民发号施令的权力和资格。我知道我始终世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大陆。我内心深处最重要的愿望，就是对大陆人民说一声，我的同胞们，我爱你们，我希望和你们站在一起，与你们忍痛，永远不被你们抛弃。

我想，这也将是我今后参加海外民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19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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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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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博客的主旨是从二十年后的视角重新审视八九年的史实及其历史意义。流亡近二十年来，特别是最初几年，曾写下不少关于八九年的回忆和思考。我会把过去的相关文章整理出来，集中在这里。

不过，本人经历虽然仍会在这个博客占相当比例，但不会是把当年写下的回忆文字直接拿出来晾晒。当年的回忆毕竟是在国内逃亡时根据记忆写的，完全没有可供参对的其他资料，无论本人记忆如何鲜活，也难免失误，因此需要核对整理。

另一方面，流亡美国后的纪念讨论文章，反映的是思考，不是直接记录史实，我会逐一输入上传，收集在这里，既可看到自己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还可就此与同仁交流，更可以作为纪念“八九”“六四”二十周年的一部分。

博客写作的新内容，则仍将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两个月和我本人的主要参与经历为经纬，辅以今日从较长远历史视角考察的意义重估。上传时间暂时没有确定计划。

回忆与思考从这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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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即将到来
1989年的天安门仍在眼前
六四凌晨的枪声仍在耳边
时间飞逝如白驹过隙
二十年

二十年强制遗忘
二十年政治暴力
一代人的彻骨之痛
啃啮着民族良心

沉默的死者和生者
我无从答复你们持久的注视

为了二十年前曾与你们同行
也为了自己经历过的天安门
我将在这里
记录二十年来的回忆和思考